探讨吲哚菁绿荧光显影技术在机器人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中指导手术范围的可行性。

选取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妇产科的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患者1例，术前完善检查，无手术禁忌，拟行机器人全子宫双附件切除＋子宫内膜异位病灶切除术。术中利用吲哚菁绿荧光显影技术指示子宫内膜异位病灶进而对病灶进行切除。

病变定位准确，患者术后顺利出院。

机器人荧光显影技术能够清晰识别子宫内膜异位病灶。这项技术简单、快速，且能够在术中实现实时定位，指导手术范围。

探讨脾外伤分级及治疗选择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5年1月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260例脾外伤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88例，女72例；年龄2~75岁，中位年龄39岁。车祸外伤161例，高处坠落伤48例，刀刺伤12例，钝击伤39例。单纯脾脏破裂69例，脾破裂合并脑外伤、多发骨折、胸外伤等腹腔外脏器损伤163例，脾破裂合并肝破裂16例，脾破裂合并胰腺破裂8例，脾破裂合并胃肠穿孔4例。根据中华医学会的脾损伤分级标准确定患者脾损伤分级。依据患者脾损伤分级、受伤的动能、受伤后生命体征变化及受伤累及的器官等制定相应的诊疗方案。治疗方法包括保守治疗、介入治疗、腹腔镜脾切除手术、开腹脾切除手术等。合并其他脏器损伤行相应手术或保守治疗。

Ⅰ级脾损伤12例、Ⅱ级24例，Ⅲ级159例，Ⅳ级65例。脾外伤患者救治成功率98.8%（257/260），其中外科手术226例，保守治疗32例，介入治疗2例。外科手术方式包括开腹脾切除加脾片自体移植191例，开腹脾部分切除3例，腹腔镜下脾切除29例，腹腔镜下脾部分切除3例；16例合并肝破裂同时行肝部分切除及肝破裂修补术，8例合并胰腺破裂同时行胰腺部分切除及修补术，4例合并胃肠穿孔同时行胃肠修补术。

脾外伤须依据患者脾损伤分级、受伤的动能、受伤后生命体征变化及受伤累及的器官来制定相应的诊疗方案，采用合适的治疗方法，紧急情况下开腹脾切除是挽救患者生命最有效的手段。

分析长期保守治疗成功的股骨头坏死病例特点，总结保守治疗股骨头坏死的临床经验。

回顾性分析2009年10月至2024年10月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保守治疗，且连续随访时间超过5年的股骨头坏死患者。记录患者国际骨循环研究协会（ARCO）分期、日本骨坏死研究会（JIC）分型、股骨头受累面积百分比，进行描述性分析。根据影像学转归特点，将病例分为长期稳定型、内侧塌陷型、软骨下骨折修复型。

共纳入16例患者，随访时间8（7，12）年，其中长期稳定型10例，内侧塌陷型5例，软骨下骨折修复型1例。长期稳定型中，1例JIC C1型患者股骨头受累面积为轻度，3例股骨头受累面积为重度但病灶位于内侧（JIC A型），其余6例股骨头受累面积均为轻度或中度，JIC分型均为A或B型。5例内侧塌陷型股骨头受累面积均为重度，其中4例均观察到“塌陷-停止-修复”过程。软骨下骨折修复型1例为JIC C1型，股骨头受累面积为中度，外侧皮质保留，软骨下骨折线于8年内消失。

JIC A和B型最适合进行保守治疗，通常能够获得长期稳定，即使坏死面积较大发生塌陷，也多趋于自限甚至修复，预后良好；JIC C1型患者若股骨头受累面积为轻度或中度，外侧皮质保留，仍有可能获得长期稳定甚至软骨下骨折修复，但鉴别较难，建议联合使用外侧壁保留角或中日友好医院分型进行量化评估。

腹腔镜疝修补术后补片感染为术后并发症，一般与补片材料、手术操作方法等有关。感染通常合并肠瘘、皮肤瘘等，罕有合并膀胱瘘。本文报道1例腹腔镜疝修补术后补片感染合并肠瘘、膀胱瘘治疗经过。患者既往有腹腔镜疝修补术史，主要症状是血尿、下腹隐痛。入院完善腹部CT，肠镜等相关检查，行经尿道膀胱镜膀胱气压弹道取石术，膀胱病损电切术，盲肠切除术等取出膀胱结石及感染补片。本文报道此病例探讨其可能发病机制，避免疾病的误诊漏诊。

探讨以浮肿及低蛋白血症为主要表现的儿童嗜酸性粒细胞性胃肠炎(EGE)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及转归情况。

选择2015年1月至2022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诊治的以浮肿及低蛋白血症为主要表现的8例EGE患儿(患儿1~8)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其临床病例资料和随访结果，总结EGE患儿的临床特点。本研究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文号：SHERLLM2024010)。

本研究对8例EGE患儿的诊断、治疗、随访及转归结果如下。①男、女性各为4例，平均年龄为4岁7个月。②临床均以浮肿症状起病，包括3例单纯浮肿起病者，3例浮肿伴呕吐、腹痛、腹泻、腹胀者，1例浮肿伴面色苍白者，1例浮肿伴黑便者。③血清白蛋白水平为14.0~23.4 g/L(均较正常值降低)、球蛋白水平为9.1~14.5 g/L(均较正常值降低)。7例患儿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计数较正常值升高，2例血清总免疫球蛋白(Ig)E水平较正常值升高，4例低蛋白伴贫血。④影像学及内镜检查显示，5例患儿病变累及胃、十二指肠，1例累及回盲部，2例累及结肠、直肠。内镜检查结果无特异性，以组织黏膜充血肿胀、红斑、糜烂等多见，1例患儿内镜检查结果无明显异常。⑤消化道多部位活组织病理检查结果显示，胃、十二指肠、结肠、直肠黏膜慢性炎症，固有层EOS浸润。⑥对其住院期内均需补充白蛋白治疗；对7例患儿一线治疗方案选择饮食疗法，包括对5例患儿根据变态反应源检测结果采取针对性饮食回避，2例患儿回避6种常见易导致变态反应的食物，如海鲜、牛羊肉、坚果、鸡蛋及贝类等；患儿7因为年龄小，选择氨基酸配方奶粉治疗。除一线治疗外，7例患儿确诊EGE后，还加用糖皮质激素治疗。⑦所有患儿于上述治疗1~4周内，浮肿及其他消化道症状均消失，外周血EOS计数降至正常。⑧对8例患儿随访时间为12~18个月，其中7例患儿临床症状均已好转，患儿8目前随访15个月后症状仍有反复。

以浮肿、低蛋白血症为主要表现的EGE患儿，临床症状及内镜下征象缺乏特异性，胃肠黏膜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是诊断该病的关键，需多点深部取材以避免漏诊。EGE患儿对回避饮食及糖皮质激素治疗效果良好。

探讨复发性子宫内膜异位症(EMS)恶变为阴道残端腺肉瘤患者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方法。

选择2024年12月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诊治的1例复发性EMS恶变为阴道残端腺肉瘤患者(患者1)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分析其临床病例资料，包括病史、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结果、病理学特征、治疗及随访结果等。以"adenosarcoma""vaginal stump""endometriosis"等为中、英文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与PubMed、Web of Science(WoS)中关于EMS恶变为阴道残端腺肉瘤的相关文献，并对该类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结果、病理学特征、治疗及随访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伦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并获得该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文号：2025(315)]。

①患者1为复发性EMS恶变为阴道残端腺肉瘤患者，51岁，G₃P₁，因"发现阴道残端包块1^＋年"于2024年12月18日在本院妇科就诊。患者1既往有EMS病史，本次因阴道残端包块逐渐增大，并伴阴道出血收入本院治疗。入院前，其盆腔MRI检查结果提示阴道残端及左侧盆腔多发结节、团块影；糖类抗原(CA)125及CA19-9水平均升高，阴道残端病灶组织穿刺活检未提示明确恶性病变。本次入院后，对其进行经腹阴道残端病灶切除术的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为息肉样EMS恶变为腺肉瘤，肉瘤成分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及横纹肌肉瘤。术后对其盆腔外照射联合6个周期化疗，末次化疗后7个月时未见肿瘤残留或复发。②文献复习结果：采用本研究设定文献检索策略，共检索到关于EMS恶变为阴道残端腺肉瘤患者相关研究文献为7篇，加上患者1，本研究共计纳入8例该病患者，对其病史、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结果、病理学特征、治疗及随访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如下。这8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8.5岁，临床表现以阴道出血为主(患者1~3、5)，盆腔肿物为3例(患者6~8)，尿失禁及阴道肿物脱垂为1例(患者4)。3例(患者1、5、8)肉瘤成分存在异源性分化，2例(患者2、3)存在肉瘤成分过度生长。这8例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1例(患者2)腺肉瘤复发后死亡，3例(患者5、6、8)腺肉瘤复发后经过治疗获得缓解，另外4例(患者1、3、4、7)初次治疗后在随访期内均未复发。

EMS恶变致阴道残端腺肉瘤患者临床较为罕见，临床及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确诊需依赖组织病理学检查。手术为主要治疗方式，术后辅助放疗和(或)化疗需结合病理学特征及个体情况综合决定。

本文报道一例腹膜后尤文肉瘤合并肾静脉及下腔静脉癌栓的病例。患者因"左侧腹痛1月"入院。PET-CT检查提示：左侧肾上腺区见巨大肿块；左侧肾上腺显示不清，肿瘤与胃底、胰腺尾部及左肾上极分界不清；左肾静脉及下腔静脉内考虑为癌栓形成；右肺动脉主干、右中肺及右下肺动脉考虑肺动脉癌栓。经南方医院多学科癌栓团队会诊后行胸腹联合左侧腹膜后肿物切除+肾静脉下腔静脉癌栓取出术+肺动脉癌栓取出术，术后病理结果提示尤文肉瘤。经广东省医学会泌尿外科疑难病例多学科会诊，最终确定术后先行辅助化疗，方案为VDC/IE（长春新碱+多柔比星+环磷酰胺与异环磷酰胺+依托泊苷交替）。腹膜后占位合并肾静脉及下腔静脉癌栓手术难度大风险高，癌栓脱落至肺动脉等处可引起严重并发症。此类患者术前需多学科讨论，术前做好充分准备，术中需多学科协作，术后需个体化辅助治疗。

探讨肺超声联合膈肌超声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患者拔管失败的预测价值。

纳入2022年1月至2025年10月我院收治的126例ARDS患者，将拔管成功99例分为对照组，拔管失败27例分为观察组。患者自主呼吸试验结束后4 h行床旁超声检查，采用12分区法计算肺部超声(lung ultrasonography, LUS)评分，测量膈肌移位及膈肌增厚分数。比较两组临床资料及超声指标，采用LASSO回归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拔管失败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判断指标预测价值。

观察组与对照组中位LUS评分(15.00分比9.00分，P<0.001)；观察组静息呼吸膈肌移位(quiet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excursion, Q-DE)(P＝0.027)、深呼吸膈肌移位(deep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excursion, D-DE)(P＝0.006)、静息呼吸膈肌增厚分数(quiet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thickening fraction, Q-DTF)(P<0.001)、深呼吸膈肌增厚分数(deep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thickening fraction, D-DTF)(P<0.001)低经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OR＝1.713)、氧合指数(OR＝0.991)、机械通气时长(OR＝1.078)、LUS评分(OR＝1.686)、D-DTF(OR＝0.872)是ARDS患者拔管失败的危险因素(P<0.05)。LUS评分联合D-DTF预测ARDS拔管结局的AUC达0.923(95%CI：0.861~0.963)，优于LUS评分[0.817(95%CI：0.732~0.876)，P＝0.003]或D-DTF[0.812(95%CI：0.732~0.876)，P＝0.009]单一指标预测。SOFA评分、氧合指数、机械通气时长、LUS评分、D-DTF共5个因素联合预测ROC曲线分析显示，临床＋床旁超声联合预测ARDS拔管失败AUC达0.969(95%CI：0.921~0.991)，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达88.89%和93.94%。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拟合良好(χ²＝2.448，P＝0.964)。临床决策曲线分析显示，高风险阈值为0.03~0.95时，联合预测拔管失败净临床收益高。

床旁多脏器超声监测可作为ARDS患者气管插管拔管重要评判手段。通过肺超声联合膈肌超声的床旁评估，结合ARDS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进行判断，可有效指导拔管时机的选择，有助于提高拔管成功率，对保障ARDS患者顺利、安全完成拔管具有临床意义。

探讨肺部CT影像形态学特征联合凝血功能指标预测胸部创伤患者预后的临床意义。

选取2020年6月至2025年6月我院收治的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104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预后分为观察组41例和对照组63例。收集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测指标及胸部CT影像学，采用视觉半定量法判断肺部受累范围(≥50%或<50%)与损伤模式(磨玻璃影或实变)。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预后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指标单独及联合预测性能。

对照组与观察组比较中性粒细胞计数[7.05(6.59，7.55)×10⁹/L比5.02(4.56，5.46)×10⁹/L]、淋巴细胞计数[1.01(0.87，1.85)×10⁹/L比0.80(0.77，0.81)×10⁹/L]、NLR[10.40(10.39，10.98)比7.99(7.68，8.22)]、CRP[80.94(76.87，85.95)mg/L比49.43(44.88，52.46)mg/L]、铁蛋白[902.25(791.01，996.27)mcg/dl比661.18(620.57，700.66)mcg/dl]及D-二聚体[2.17(2.09，2.22)mg/L比1.05(1.04，1.08)mg/L]水平升高，肺部受累范围≥50%比例(41.5%比20.6%)及实变型肺损伤比例(48.8%比23.8%)增高(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NLR(OR＝9.304，95%CI：1.328~65.186，P＝0.025)、D-二聚体(OR＝1.250，95%CI：1.099~1.422，P＝0.001)、肺部受累范围≥50%(OR＝3.048，95%CI：1.311~7.083，P＝0.010)及实变型肺损伤(OR＝2.724，95%CI：1.140~6.508，P＝0.024)是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D-二聚体、NLR、肺部受累范围及肺损伤模式联合预测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863(95%CI：0.785~0.940)，灵敏度85.4%，特异度79.4%。胸部创伤患者104例中生存95例(91.35%)、死亡9例(8.65%)，死因为脓毒症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4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3例、静脉血栓栓塞症致肺栓塞2例。

肺部CT影像形态学特征与凝血功能指标联合可有效预测胸部创伤预后，有助于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和改善预后具有意义。

探讨动态监测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 cfDNA)、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 NLR)及程序性死亡配体-1信使核糖核酸(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mRNA, PD-L1 mRNA)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及预后的预测意义。

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6月我院收治的42例晚期NSCLC患者，根据免疫治疗疗效分为观察组22例和对照组20例。治疗前后检测cfDNA浓度、NLR及PD-L1 mRNA表达水平，计算指标变化率。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分析单一指标及联合模型对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的预测，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指标动态变化与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的关联。

观察组治疗后cfDNA、NLR、PD-L1 mRNA低于对照组，变化率绝对值大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较对照组cfDNA变化率[(－24.46±8.11)%比(－16.40±8.93)%，t＝3.064，P＝0.004]; NLR变化率[(－24.51±6.86)%比(－15.75±10.65)%，t＝3.196，P＝0.003]; PD-L1 mRNA变化率[(－20.29±5.89)%比(－15.83±5.10)%，t＝2.607，P＝0.013]。ROC曲线分析显示，cfDNA变化率、NLR变化率、PD-L1 mRNA变化率预测ORR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分别为0.761(95%CI：0.605~0.879)、0.748(95%CI：0.590~0.869)、0.732(95%CI：0.573~0.857)，三者联合预测AUC为0.895(95%CI：0.762~0.968)，灵敏度为90.91%，特异度为80.00%，优于单一指标。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cfDNA变化率≤20%(HR＝6.541，95%CI：1.336~31.333，P＝0.019)、NLR变化率≤22%(HR＝7.910，95%CI：1.538~40.684，P＝0.013)及PD-L1 mRNA变化率≤20%(HR＝6.501，95%CI：1.038~40.705，P＝0.045)是NSCLC患者免疫治疗PFS缩短的危险因素。

动态监测cfDNA、NLR及PD-L1 mRNA可有效预测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及预后，三者联合预测可为临床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