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电子期刊资源库

探讨多模态超声技术在引导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抽吸（FNA）细胞学检查中的应用及对提高取材成功率的价值。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超声医学科发现甲状腺结节，拟进行超声引导下FNA的患者308例，共316个结节。依据不同的FNA超声引导方式将其分为常规超声引导下FNA（US-FNA）组81个、超声造影引导下FNA（CEUS-FNA）组78个、超声弹性成像引导下FNA（UE-FNA）组78个和常规超声、超声造影、超声弹性成像联合的多模态超声引导下FNA（Multi-modality-FNA）组79个。FNA病理结果按照Bethesda报告系统进行分类。分析4组结节的FNA病理结果，并比较不同超声引导方法的取材成功率。

316个甲状腺结节FNA病理结果的Bethesda分类中：Ⅰ类为10.1%（32/316）；Ⅱ类为46.8%（148/316）；Ⅲ类为16.8%（53/316）；Ⅳ类为3.2%（10/316）；Ⅴ类为9.2%（29/316）；Ⅵ类为13.9%（44/316）。Multi-modality-FNA组、UE-FNA组、CEUS-FNA组和US-FNA组的取材成功率依次为：92.4%（73/79）、75.6%（59/78）、71.8%（56/78）、53.1%（43/81）。Multi-modality-FNA组的取材成功率高于其他各组，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1.797，P＜0.001），组间两两比较，Multi-modality-FNA组的取材成功率高于其他3组（P均＜0.008）。

多模态超声技术引导甲状腺结节FNA，有助于更精准地定位结节中恶性靶区域，从而提高取材成功率以及降低诊断不明确的结节所占的比例，值得在临床工作中开展。

探讨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聚桂醇硬化治疗症状性子宫肌瘤的临床应用。

选取杭州市肿瘤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收治的症状性子宫肌瘤患者63例，所有患者均接受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聚桂醇硬化治疗。分别于术前及术后1、3、6、12个月行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检查，测量瘤体体积，计算瘤体体积缩小率（FSR）并进行症状严重程度评分（SSS）。根据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分级将子宫肌瘤分为Ⅰ级、Ⅱ级和Ⅲ级供血组，根据子宫肌瘤术前肌瘤最大直径分为直径＜3 cm组、3~5 cm组和＞5 cm组，根据瘤体类型分为浆膜下肌瘤组、肌壁间肌瘤组和黏膜下肌瘤组，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不同瘤体血供组、瘤体大小组及瘤体类型组间的FSR的差异。

所有患者瘤体硬化治疗术后瘤体体积呈持续缩小趋势，术后1、3、6、12个月的FSR中位数分别为16.98%、51.69%、68.07%、80.83%。术后3、6、12个月SSS中位数较术前（中位数为28.13分）显著下降（中位数分别为21.88分，12.50分，9.3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6.990、-9.035、-9.464，P均＜0.001）。各亚组间比较结果显示：Ⅲ级血供组、＞5 cm组肌瘤及浆膜下肌瘤组的FSR最低，Ⅲ级血供组FSR中位数为78.16%，＞5 cm组肌瘤FSR中位数为66.35%，浆膜下肌瘤组FSR中位数为76.97%。术中及术后出现无需治疗的不良反应者19例（30.1%，19/63），无其他严重并发症发生。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聚桂醇硬化治疗症状性子宫肌瘤创伤小、效果确切、并发症少，但对＞5 cm、血供丰富或浆膜下肌瘤疗效欠佳。

探讨儿童卵巢幼年颗粒细胞瘤（JGCTs）超声表现及病理特征。

回顾性分析2005年1月至2020年12月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手术病理证实为JGCTs的14例患儿的临床资料。依据国际卵巢肿瘤分析组织（IOTA）标准对瘤体超声图像进行模式分型，并与术后组织病理结果进行对照分析。

14例患儿肿瘤最大径线范围37~286 mm，最大径线平均值（105±56）mm。超声声像图表现为：实性6例（42.9%）、多房囊实性4例（28.6%）、单房囊实性1例（14.3%）、多房囊性2例（14.3%）以及单房囊性1例（7.1%）。病理结果显示，实性包块由大量颗粒细胞弥漫增生形成，其间伴有散在大小不等滤泡、坏死出血及纤维条索组织。多房囊实性、单房囊实性、多房囊性及单房囊性肿瘤内均可见数量不一的大滤泡，滤泡内大多数为颗粒细胞分泌的嗜碱性、嗜酸性液体。临床表现为乳房增大5例（35.7%），阴道出血及分泌物5例（35.7%）；超声提示子宫增大10例（71.4%）。所有患儿术前血清雌二醇水平均升高，均值（534.0±839.5）pmol/L。

JGCTs超声表现多样，实性和多房囊实混合性更常见，其病理特征为大量颗粒细胞弥漫增生伴散在大小不等滤泡，超声表现结合内分泌临床表现及血清雌二醇的升高有助于临床诊断。

探讨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减低的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ALCAPA）的超声心动图特点及手术效果。

选取2008年10月至2018年9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ALCAPA患者28例，根据LVEF分为LVEF减低组（LVEF＜50%）19例和LVEF正常组（LVEF≥50%）9例，比较2组患者超声心动图表现，应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2组患者间超声参数的差异。手术患者（17例）分别于术后1 d、1个月、6个月、1年进行超声心动图随访，应用配对t检验与术前超声参数进行对比。

LVEF减低组患者LVEF为30%~48%，平均年龄5.4个月；LVEF正常组LVEF为60%~73%，平均年龄2.5岁。LVEF减低组与LVEF正常组相比，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大［（131.95±24.24）mm/m² vs（85.67±20.26）mm/m²］，右冠状动脉内径小［（3.06±0.51）mm vs（4.01±0.62）m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465、4.075，P均＜0.001），易形成室壁瘤。LVEF减低组中10例行手术治疗，7例超声心动图随访至术后1年；与术前相比，术后1 d开始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逐渐回缩［（109.98±16.06）mm/m²、（99.49±12.02）mm/m²、（89.48±10.90）mm/m²、（80.03±8.09）mm/m² vs（123.26±12.40）mm/m²］，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668、-7.519、-5.413、-6.526，P=0.004、0.001、0.012、0.007），LVEF术后1个月开始恢复，术后6个月达正常水平［（45.50±9.57）%、（66.25±10.34）%、（67.25±4.50）% vs（38.83±7.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162、3.683、5.869，P=0.025、0.014、0.002）。

LVEF减低的ALCAPA患儿年龄小、心脏病变重，超声心动图可以准确作出诊断，但需要与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扩张型心肌病相鉴别。ALCAPA手术治疗远期效果较好，超声心动图在术后随访中有重要作用。

探讨口腔颌面部肿瘤切除皮瓣移植重建术后，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在预测评估皮瓣存活情况中的临床应用。

回顾性分析自2017年9月至2020年9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行口腔颌面部肿瘤切除及游离皮瓣移植修复重建术的患者10例。使用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监测移植皮瓣处重建血管的走行、内径、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血管内部及周围回声变化，评估判断皮瓣血管状态，并结合临床观察皮瓣颜色及皮温，判定皮瓣存活情况。

10例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皮肤水肿，其中9例超声可显示吻合动、静脉血管（9/10），1例未显示。术后出现并发症4例，其中1例术后超声检查无法显示吻合血管，该患者术后24 h内临床肉眼观察未出现皮瓣颜色改变及皮温下降，肉眼观察至术后第7天，出现皮温降低、皮瓣颜色异常，最终发生皮瓣坏死。其余9例均未发生皮瓣坏死。

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可监测皮瓣移植术后动、静脉吻合支血管情况，对于评估及预测口腔颌面部肿瘤切除后移植皮瓣存活情况具有一定价值。

探讨胎儿心脏超声智能导航技术（FINE或5D Heart）联合虚拟智能超声辅助技术（VIS-Assistance^?）在诊断胎儿法洛四联症（TOF）中的价值。

在2015年2月至2020年1月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接受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的孕妇中选取57例作为研究对象。胎儿超声心动图经验丰富的医师A负责采集每例胎儿心脏时间-空间相关成像（STIC）容积数据2~5个，经验不足的住院医师B和经验较为丰富的主治医师C筛选出每例胎儿中图像最佳的1个容积数据，应用5D Heart以及VIS-Assistance^?技术进行在机后处理。按不同的脊柱位置，将57例TOF胎儿分成3个亚组：亚组A（脊柱2~4点钟）、亚组B（脊柱5~7点钟）、亚组C（脊柱8~10点钟）。分别对TOF胎儿的5个诊断切面（三血管气管切面、四腔心切面、左心室流出道切面、右心室流出道切面及胃泡切面）以及17个主要诊断要素进行评分。重点研究3个亚组5个诊断切面及17个诊断要素的显示率及亚组间的差异；2位不同年资医师分别两次对17个诊断要素显示率的比较；2位不同年资医师分别两次对5个诊断切面评分结果的重复性及一致性检验。

应用5D Heart联合VIS-Assistance^?技术，57例TOF胎儿三亚组之间5个诊断切面、17个诊断要素的显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位不同年资医师各诊断要素的显示率如下：三血管气管切面中，诊断要素（扩张的主动脉、狭窄的肺动脉主干、气管、上腔静脉）的显示率分别为94.7%~96.5%，93.0%~98.2%，70.2%~84.2%，86.0%~91.2%。四腔心切面中，诊断要素（4个房室腔、房室瓣、房室瓣距离、卵圆孔瓣、十字交叉、室间隔、调节束）的显示率分别为100.0%，100.0%，93.0%~96.5%，78.9%~82.5%，94.7%~96.5%，100.0%，100.0%。左心室流出道切面中，诊断要素（室间隔缺损、主动脉扩张、主动脉骑跨室间隔缺损）的显示率分别为96.5%~100.0%，100.0%，96.5%~98.2%。右心室流出道切面中，狭窄的肺动脉主干显示率为80.7%~91.2%。胃泡切面中，诊断要素（胃泡、降主动脉）的显示率均为100.0%。2位不同年资医师之间比较及同一位医师前后两次比较，5个诊断切面评分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5D Heart联合VIS-Assistance^?技术对胎儿TOF各诊断切面及诊断要素的显示率高，且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及一致性，其应用有助于提高TOF的产前诊断率。一定范围内的胎儿脊柱位置不影响TOF的图像显示率。

应用胎儿超声心动图定量分析卵圆孔瓣运动规律以及卵圆孔瓣宫内早闭的血流动力学特点。

选取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在北京百子湾和美妇儿医院进行产前检查，胎儿及母体均未发现异常的孕妇102 例为正常组，依据孕龄将正常组分为3组：组A孕28⁺⁰~32⁺⁶周36例，组B孕33⁺⁰~36⁺⁶周32例，组C孕37⁺⁰~40⁺⁶周34例。另选取超声心动图诊断为胎儿宫内卵圆孔瓣早闭且右心增大的孕妇14例为异常组。应用M型超声心动图检测胎儿卵圆孔瓣运动曲线，测量收缩期（S峰）和舒张期（D峰）运动峰值，S峰持续时间（ST），1个心动周期持续时间（T），S峰下降斜率，计算ST/T；应用多普勒超声测量肺动脉瓣、主动脉瓣、动脉导管血流速度，静脉导管阻力指数，脐静脉（腹段）血流速度，跨卵圆孔和下腔静脉入右心房血流速度；应用二维超声测量胎儿卵圆孔径，右心房与左心房横径比值（RA/LA）、右心室与左心室横径比值（RV/LV）。比较并分析各组之间以上参数的差异。

正常组胎儿卵圆孔瓣M型超声心动图特点为卵圆孔瓣运动曲线形成的S峰和D峰皆为向左心房单向运动，S峰最大运动峰值大于D峰。正常胎儿S峰最大运动峰值5~7 mm，平均（6.00±0.96）mm。M型超声心动图测量卵圆孔瓣运动曲线S峰运动最大峰值，卵圆孔瓣早闭组与正常组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72±0.54）cm vs （6.17±0.94）cm，P＜0.001］，ST/T卵圆孔瓣早闭组较正常组C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52±0.86 vs 0.59±0.05，P＜0.001）。卵圆孔瓣早闭组胎儿右心扩大，与正常组C比较，RA/LA增大，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83±0.21 vs 1.19±0.19，P＜0.001）。正常胎儿跨卵圆孔血流速度低于下腔静脉入口血流速度［（40.9±8.9）cm/s vs（52.5±11.5）cm/s，P＜0.05］，卵圆孔瓣早闭组跨卵圆孔血流速度高于下腔静脉入口血流速度［（47.9±10.6）cm/s vs（43.1±7.4）cm/s，P＜0.05］。脐静脉血流速度正常组C高于卵圆孔瓣早闭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4.4±4.47）cm/s vs（20.3±5.00）cm/s， P＜0.05］。

M型超声心动图显示正常胎儿卵圆孔瓣运动曲线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卵圆孔瓣宫内早闭胎儿卵圆孔瓣开放运动减低。应用M型超声心动图对卵圆孔瓣运动及血流动力学特点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有助于准确诊断卵圆孔瓣宫内闭合。

应用血流向量成像（VFM）技术定量评估扩张型心肌病（DCM）患者的左心功能异常。

选取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于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确诊DCM的患者29例为DCM组，同期匹配健康志愿者32例为对照组。VFM模式下获取两组心尖四腔心、三腔心切面二维彩色多普勒血流动态图，脱机分析对比不同切面等容收缩期（P0）、快速射血期（P1）、等容舒张期（P2）、快速充盈期（P3）、心房收缩期（P4）能量损耗（EL）及各节段室壁剪应力（WSS）平均值的差异，评估DCM患者左心室血流动力学的改变。

与对照组相比，DCM组在P0、P1及P3期EL均减低［分别为（2.24±1.33）J/（s·m³）vs（1.39±0.49）J/（s·m³）、（6.14±3.58）J/（s·m³）vs（4.17±2.12）J/（s·m³）、（10.38±6.67）J/（s·m³）vs（4.92±2.73）J/（s·m³），均P＜0.05］。DCM组左心室壁在P0期基底段［（0.45±0.30）N/m² vs（0.23±0.13）N/m²］，P1、P2期基底段和中间段［分别为（1.24±0.39）N/m² vs（0.93±0.40）N/m²、（0.55±0.30）N/m² vs（0.36±0.23）N/m²，（0.29±0.08）N/m² vs（0.12±0.05）N/m²、（0.14±0.08）N/m² vs（0.10±0.06）N/m²］，P3期各节段［分别为（0.60±0.24）N/m² vs（0.26±0.08）N/m²、（0.47±0.29）N/m² vs（0.14±0.04）N/m²、（0.13±0.06）N/m² vs（0.06±0.02）N/m²］以及P4期基底段［（0.40±0.15）N/m² vs（0.25±0.12）N/m²］的WSS较对照组均减低（均P＜0.05）。对照组WSS同一时相呈现基底段＞中间段＞心尖段，而DCM组P0、P2和P4期基底段与中间段WS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对照组WSS同一节段P0→P1→P2→P3→P4期表现为升高－减低－升高－减低改变（均P＜0.05），而DCM组WSS仅基底段P0→P1→P2→P3期表现为升高－减低－升高趋势（均P＜0.05），余节段WSS在各时相间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VFM技术中的EL及WSS作为新的血流动力学量化参数，可评估DCM患者左心室功能异常。

探讨超声心动图在评估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TAVR）术前与术后心脏结构和功能改变中的应用价值。

回顾性选取2014年9月至2019年7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行TAVR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SAS）患者47例。所有患者均于术前及术后6个月行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并记录常规超声心动图参数和主动脉瓣相关参数，包括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室间隔厚度（IVST）、后壁厚度（PWT）、肺动脉收缩压（PASP）、主动脉瓣最大跨瓣压差（AVPGmax）、主动脉瓣平均跨瓣压差（AVPGmean）、主动脉瓣有效瓣口面积（AVA）、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主动脉根部内径（AORD）、左心房内径（LAD），分析TAVR术前与术后的超声心动图参数变化。

与术前相比，术后47例患者的LVESD、IVST、PWT、PASP、AVPGmax、AVPGmean均明显减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VA和LVEF均明显变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术后合并二尖瓣反流中度及以上或三尖瓣反流中度及以上的患者较术前明显减少（8例vs 3例，7例vs 2例）。

TAVR可纠正主动脉瓣狭窄，改善患者心功能。超声心动图相关参数有助于TAVR术后人工瓣膜及患者心脏结构功能的随访评估。

比较实时三维经食管超声心动图（RT-3D-TEE）与二维经胸超声心动图（2D-TTE）、二维经食管超声心动图（2D-TEE）对二尖瓣脱垂的诊断价值。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因二尖瓣脱垂行外科手术治疗，并在术前进行了2D-TTE、2D-TEE和RT-3D-TEE的患者共370例。以术中诊断为“金标准”，计算3种检查方法对二尖瓣脱垂瓣叶定位、腱索及赘生物形成的诊断效能，对3种检查方法的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性进行比较，并采用Kappa检验分别对3种方法诊断结果与术中诊断结果的一致性进行分析。

370例患者中，术前2D-TTE诊断出二尖瓣脱垂361例，检出率97.5%；术前2D-TEE诊断368例，检出率99.4%；而RT-3D-TEE检出率达100%。RT-3D-TEE对瓣叶脱垂的分区定位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性均高于2D-TTE（P均＜0.05），对腱索断裂诊断的敏感度和准确性亦高于2D-TTE，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且RT-3D-TEE对脱垂分区定位的准确性高于2D-TEE（P均＜0.05）。一致性分析结果显示，RT-3D-TEE各项指标与术中诊断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Kappa值均＞0.75，P均＜0.05）。

RT-3D-TEE较2D-TTE、2D-TEE对二尖瓣脱垂区域的定位及相关病变的识别更准确，可为手术医师提供更为直观、精准的影像信息，帮助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调研分析全国超声专业住院医师的工作任务情况，为完善超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培）和住培结业考核设计提供依据。

本研究建立超声专业住院医师工作任务列表，反映其实际工作中需完成的各项临床工作、科研培训及能力培养，按照各省市住培人数比例进行分层抽样调查，选取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的1369名已完成住培的超声住院医师，调研其住培期间及住培结束后目前工作中各工作任务的执行频率及重要程度，计算得到各工作任务综合得分。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评估目前工作中与住培期间各工作任务执行频率的一致性。

超声住院医师工作任务列表包含18项工作任务，综合得分最高的前5项为：腹部及胸腔积液超声检查、超声报告规范化书写、浅表器官超声检查、周围血管超声检查、妇产科超声检查。各工作任务在目前工作中与住培期间的执行频率均具有中等一致性（Kappa值为0.477~0.580，P均＜0.001），差值最大的前3项为完成急诊超声检查（3.88 vs 3.34）、妇产科超声检查（4.00 vs 3.69）及周围血管超声检查（4.08 vs 3.87），目前工作中该三项执行频率均显著高于住培期间。熟悉及辅助介入超声在实际工作及住培期间的执行频率一致性差（Kappa=0.200，P＜0.001），目前工作中执行频率显著低于住培期间（1.67 vs 2.87）。

超声住培期间各工作任务的执行情况与日后学员实际工作中执行情况较匹配，各工作任务评估可为住培结业考核方案制订提供依据，建议住陪期间可增强急诊、妇产科及周围血管超声检查的培训，结业考核设计时可适当减小介入超声的占比。

探讨超声评估右心功能预测机械通气患者撤机的效果。

选择2018年1月至2020年11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机械通气患者，通过撤机筛查后采用T管模式进行自主呼吸试验的患者100例，观察其撤机效果，并采用超声检测撤机成功与撤机失败组患者的右心功能指标。采用t检验比较2组患者基本临床特征、生命体征及右心功能指标的差异，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各心功能指标对撤机结果的预测价值。

本研究中撤机成功者78例，失败者22例，撤机成功率为78.0%（78/100）。2组患者撤机前各项指标比较，撤机失败组患者中心静脉压水平明显高于撤机成功组［（10.1±2.9）mmHg vs（7.3±2.8）mmHg；1 mmHg=0.133 kPa］，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7.871，P=0.002）；性别、年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评分、心率、呼吸频率、平均动脉压、动脉血氧分压/吸入氧浓度、乳酸浓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与撤机成功组比较，撤机失败组的三尖瓣环根部侧壁收缩期位移（TAPSE）、三尖瓣舒张早期血流峰速度/舒张晚期血流峰速度（E/A）均较低［（13.3±6.8）mm vs（25.2±6.4）mm；（1.0±0.4）vs（1.6±0.6）］，右心室舒张末期面积/左心室舒张末期面积、呼气末下腔静脉内径则升高明显［（0.9±0.1）vs（0.5±0.2）；（19.0±4.8）mm vs（14.3±4.5）m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8.825、8.733，-9.221、-17.955，P=0.001、=0.024、＜0.001、=0.001）。心脏超声检查各指标对患者撤机结果均有预测价值，其中TAPSE和三尖瓣E/A预测撤机结果的AUC较大（0.87和0.75）。

机械通气患者的右心功能可预测撤机结果，并指导液体管理，可通过床旁自主呼吸试验前超声对其进行评估。

探讨Ⅰ型与Ⅱ型乳头状肾细胞癌（PRCC）的超声造影表现及其鉴别诊断价值。

回顾性分析2006年12月至2020年11月在东部战区总医院经病理证实的78例PRCC患者的常规超声检查及超声造影检查表现。78例患者中36例为Ⅰ型PRCC，42例为Ⅱ型PRCC，男性58例（74%），女性20例（26%），年龄（54±12）岁，范围30~76岁。采用单因素分析法比较两型PRCC患者影像学特征的差异，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一步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应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超声影像特征鉴别诊断Ⅰ型与Ⅱ型PRCC的价值。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Ⅱ型PRCC病灶的术后病理最大径大于Ⅰ型PRCC病灶的［4.0（3.0，5.5）cm vs 3.1（2.1，4.0）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555.500，P=0.043）。两型比较，根治性肾切除术（57.1%）更常用于Ⅱ型PRCC，部分肾切除术（22.2%）更常用于Ⅰ型PRC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 667）。常规超声检查时Ⅰ型与Ⅱ型PRCC各声像图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超声造影检查时两型PRCC的病灶增强模式及增强边缘声像图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回归分析后，病灶的术后病理大小及病灶手术方式作为干扰因素被排除（P＞0.05），而病灶的增强模式及增强边缘为诊断Ⅱ型PRCC的独立危险因素（OR=3.854、4.388，P均＜0.05），ROC曲线分析显示二者联合诊断Ⅱ型PRCC的曲线下面积为0.724，敏感度为0.881，特异度为0.500。

超声造影检查可为Ⅰ型与Ⅱ型PRCC的鉴别诊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探讨径向支气管镜超声（EBUS-GS）的声像图特征对肺部良、恶性病变的评估价值。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第九〇三医院从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行EBUS-GS检查的15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检查结果，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采用四格表分析EBUS-GS的声像图特征对肺部良、恶性病变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诊断准确性。采用χ²检验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EBUS-GS的声像图特征对肺部恶性疾病预测的应用价值。

154例患者中病理诊断良性病变为96例，恶性病变54例，4例未明确病理。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得出超声声像图评价准确率为98.05%（151/154），与病理科诊断的一致率为90.26%（139/154），敏感度为88.42%（84/95），特异度为98.15%（53/54），阳性预测值为98.82%（84/85），阴性预测值为82.81%（53/64）。EBUS-GS检查的恶性病变的声像图多为不规则，边界不清晰、不连续，回声基本均匀，内部大多为团块状的低回声，少部分含气的会出现点状高回声。而良性病变的声像图多为规则（圆形或椭圆形为主），边界清晰、连续，回声大多不均匀，内部以高回声为主，大多会出现点状或斑状的高回声。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EBUS-GS的声像特征对预测肺部恶性疾病具有一定的价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EBUS-GS的超声声像图特征对肺部良、恶性疾病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对其进行初步评估，可以为未来的临床早期诊断提供新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