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抑制细菌RNA聚合酶（RNAP）角度探讨杨梅素的抗结核作用及机制。

选取大肠杆菌RNAP（EcoRNAP）、结核分枝杆菌RNAP（MtbRNAP）为靶标蛋白，通过体外转录实验筛选出细菌RNAP抑制剂，杨梅素的活性验证分为A、B两组，每个大组设置4个浓度梯度，A组先加浓度为0、12.5、25、50 μmol/L杨梅素后加20 nmol/L启动子DNA；B组先加20 nmol/L启动子DNA后加浓度为0、12.5、25、50 μmol/L杨梅素。凝胶电泳迁移实验（EMSA）探索抑制机制，实验分为两组，不加杨梅素的样品为对照组，加杨梅素的样品为实验组。最后，药敏试验验证抑制剂对结核分枝杆菌敏感株和耐药株是否具有抑菌作用。

体外转录实验表明，杨梅素对EcoRNAP（F = 13.290，P = 0.015）及MtbRNAP（F = 9.431，P = 0.028）均有抑制活性。EMSA提示，杨梅素在转录起始阶段通过阻碍EcoRNAP（t = 22.692，P < 0.001）、MtbRNAP（t = 21.581，P < 0.001）与启动子DNA的相互作用从而抑制RNAP的转录活性。药敏试验证实杨梅素对结核分枝杆菌敏感株和耐药株均具有抑菌作用。

杨梅素通过抑制细菌RNAP与启动子DNA结合抑制细菌转录，对利福平和异烟肼耐药的结核分枝杆菌有抑菌作用，有望成为新型抗结核先导化合物。

探讨脓毒症相关性脑病（SAE）患儿发生颅内压（ICP）增高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其风险预测列线图模型。

选取2022年5月至2024年6月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PICU）收治的154例SAE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ICP状态分为增高组（56例）和非增高组（98例）。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资料及无创多模态脑功能监测指标，包括扰动系数（DC）、大脑中动脉（MCA）收缩期血流速度（VsMCA）、MCA平均血流速度（VmMCA）、MCA舒张期血流速度（VdMCA）、搏动指数（PI）和局部经皮脑氧饱和度（rScO₂）。经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SAE患儿ICP增高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利用R软件构建风险预测列线图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模型区分度曲线下面积（AUC），Bootstrap法进行模型内部验证。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住PICU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降低[比值比（OR）= 0.560，95%置信区间（CI）（0.382，0.837），P = 0.009]、入科后第1天的VsMCA升高[OR = 1.053，95%CI（1.010，1.098），P = 0.025]和rScO₂升高[OR = 1.199，95%CI（1.063，1.348），P = 0.004]为ICP增高的独立危险因素。预测模型AUC = 0.927[95%CI（0.887，0.967），P < 0.001]，敏感度92.9%，特异度79.6%，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一致性良好。

基于GCS评分、VsMCA及rScO₂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有效预测SAE患儿ICP增高风险，并为临床早期干预提供循证依据。

基于血尿素氮（BUN）动态变化轨迹对脓毒症患者进行分型，并探讨其与28 d病死率的关系。

基于入院后第1、3、7天BUN值进行潜变量增长混合模型（LGMM）分型，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并行log-rank检验；采用多因素Cox模型评估与28 d病死率的关联，并开展亚组分析。

共纳入210例脓毒症患者，基于BUN的动态变化轨迹识别出3种不同的轨迹类型（低起点缓慢下降型、高起点持续高水平型、中起点缓慢下降型），其28 d病死率分别为20.0%（25/125）、64.0%（16/25）、46.7%（28/60）。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3组患者的28 d生存曲线呈明显分离，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² = 20.030，P < 0.001）。与低起点缓慢下降型相比，高起点持续高水平型及中起点缓慢下降型患者的总体生存概率均显著降低，且高起点持续高水平型患者的28 d生存率最低（P均< 0.001），提示其28 d预后最差。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低起点缓慢下降型为参照，高起点持续高水平型[风险比（HR）= 2.500，95%置信区间（CI）（1.200，5.400），P = 0.020]和中起点缓慢下降型[HR = 2.600，95%CI（1.400，4.700），P = 0.002]死亡风险均显著增加。

BUN动态轨迹可区分预后异质的脓毒症亚型，其中高起点持续高水平型病死率最高。动态监测可用于早期风险评估与分层管理。

探讨尿补体成分3a（C3a）与危重患者急性肾损伤（AKI）和90 d死亡风险的关系及其潜在的预测意义。

前瞻性研究对象包括2020年3月到2022年12月因危重疾病而入住宝鸡市人民医院ICU的221例患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患者入院时尿C3a水平。主要终点是入住ICU后48 h内AKI的发生率。根据是否发生AKI将所有危重患者分为AKI组（81例）和非AKI组（140例）。次要终点是ICU和90 d时的全因病死率、出院时的透析依赖性以及ICU住院时长和总住院时长。

AKI组患者中位尿C3a水平明显高于非AKI组[7.73（6.02，10.14）μg/L vs. 3.68（2.72，5.32）μg/L，Z = 7.199，P < 0.001]。尿C3a升高是危重患者AKI发作的独立影响因素[比值比= 1.083，95%置信区间（CI）（1.014，0.155），P = 0.017]，其预测危重患者AKI发生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91[95%CI（0.729，0.852），P < 0.001]，其最佳截断值为6.06 μg/L，此时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5.31%和80.00%。在短期预后方面，尿C3a升高亦是危重成人患者90 d死亡风险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 1.046，95%CI（1.023，1.069），P < 0.001]。根据中位值将患者分为尿C3a低水平组（≤ 5.28 μg/L，110例）和尿C3a高水平组（> 5.28 μg/L，111例）。与尿C3a低水平患者相比，尿C3a高水平患者90 d生存率更低（log rank χ² = 50.668，P < 0.001）。此外，与尿C3a低水平患者相比，尿C3a高水平患者ICU病死率[10.91%（12/110）vs. 47.75%（53/111），χ² = 36.110，P < 0.001]及透析依赖性[2.73%（3/110）vs. 9.91%（11/111），χ² = 4.804，P = 0.028]比例更高，ICU住院时长[8.00（5.00，14.00）d vs. 18.00（12.75，38.00）d，Z = 2.587，P = 0.010]和总住院时长[10.00（6.00，18.00）d vs. 24.50（17.00，44.00）d，Z = 2.647，P = 0.008]也更长。

入院时尿C3a高水平与危重患者AKI发生和90 d死亡风险增加有关，有希望作为危重患者AKI发生和90 d死亡风险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

了解社区居民基础生命支持（BLS）知信行水平，分析其潜在剖面亚组特征和影响因素。

于2024年1月1日至5月31日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选取深圳市5个街道5个社区的1 348名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普通民众BLS知信行量表进行调查，使用Mplus 8.3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社区居民BLS知信行的影响因素。

社区居民BLS知信行水平存在3个潜在类别：低水平组共253人（BLS得分：25 ~ 41分），占总人数18.8%；中水平组共291人（BLS得分：42 ~ 48分），占总人数21.6%；高水平组共804人（BLS得分：49 ~ 66分），占总人数59.6%。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低水平组中参加过急救培训、学历高中及以下是其独立影响因素（P均< 0.05）；在中水平组中，仅有性别是其独立影响因素（P < 0.05）；在高水平组中，参加过急救培训、学历高中及以下以及年龄（36 ~ 59岁）均是其独立影响因素（P均< 0.05）。

社区居民BLS知信行现状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社区管理者应根据居民不同急救能力类别的主要特征调整培训策略。

针对大型医院即时检测（POCT）血糖设备数量庞大、质量均质化管理难及隐蔽性风险难识别的痛点，验证“风险导向抽样+技术评估”策略在识别系统性风险及指导管理决策中的价值。

建立四方联动机制，引入公共卫生“风险预警”理念，实施风险导向抽样，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850余台POCT血糖仪中筛选出115台（约13.5%）具有“饱和运行”或“设备性能微衰减”特征的设备作为风险导向设备，以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作为参比，采用5个浓度梯度的新鲜静脉血进行现场比对，Bland-Altman法评估偏倚，进行风险溯源与干预。

3种品牌血糖仪与生化分析仪的相关性良好（r＞0.99），但在生化分析仪测定值13.1 mmol/L处，经Bland-Altman分析显示，品牌Q和H存在系统性负偏倚（bias分别为-0.403 mmol/L、-0.688 mmol/L），相对偏差范围分别达-16.79%～-7.63% 和-17.56%～-9.16%，局部点位突破了常规±15%误差限。尽管依据常规标准3种品牌的总体合格率均为100%，但该策略成功识别出隐匿的浓度依赖性偏倚。数据分析揭示，在相同实验工况下，不同品牌检测系统在高浓度区间呈现出显著的响应特征不一致性。

本策略证实了风险导向抽样策略在有限的医疗资源投入下，能有效地甄别出常规合格率评价所掩盖的、特定品牌设备在高浓度区间系统性负偏倚特征，研究结果为医疗机构对POCT血糖设备实施动态校准（纠正系统性偏倚）、制定科学的淘汰标准、实施靶向临床督导（规避潜在的误差累积）提供了管理策略的循证支撑。

探讨指数加权移动均值法（EWMA）在血清电解质钾、钠、氯项目测定中质量控制的应用。

收集医院实验室信息系统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电解质钾、钠、氯的检验结果和室内质量控制（IQC）数据，截取近似正态分布范围内患者数据集，基于Python语言编写机器学习程序，采用Shapiro-Wilk检验进行数据正态分布检验，借用Box-Cox法等进行正态转化，完成参数调整、性能验证和数据可视化。统计分析纳入时段中每个设定步长内患者结果的EWMA估计值，计算累积变异系数（CV）并与其IQC的CV相比较；通过Z分数质量控制图将数据可视化，判断预警并分析预警可能原因。

患者检测结果截断浓度范围分别为：钾2.5~6.0 mmol/L、钠125~150 mmol/L、氯90~120 mmol/L；钾、钠、氯最适加权系数均为0.1；钾、钠最适步长为50，氯最适步长为60；纳入时段内钾、钠、氯的EWMA累积CV均小于IQC质量目标CV和累积CV；模型Z分数图共报警9次，钾、钠、氯分别报警了2、4、3次，其中真报警8次（真阳性率88.89%）、假报警1次（假阳性率11.11%）。EWMA模型对系统性误差检出率达100%（8/8），7次实现IQC失控前早期预警，而传统IQC对系统性误差检出率仅12.5%（1/8），对随机误差检出率为100%（11/11）。

本次借助患者数据建立的EWMA程序机器学习模型适用于小样本量实验室，可补充日常传统质量控制的局限性，与传统IQC联动实现全时段质量控制可视化并对血清钾、钠、氯项目分析性能的微小变化和多种误差进行早期预警。

流行性感冒（流感）病毒继发细菌感染是流感最常见的严重并发症，显著增加流感相关重症和死亡风险。本文综述了该并发症的流行病学特征和致病机制：常见致病菌株为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继发感染与高病死率密切相关；流感病毒可通过多种机制促进继发细菌感染，如病毒损伤上皮屏障、抑制宿主免疫以及病毒-细菌直接相互作用等。深入研究流感继发细菌感染的分子机制对于开发更有效的防治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探讨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E2-related factor 2，Nrf2)在高糖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human kidney-2, HK-2)间充质转化中的作用。

培养的HK-2细胞分组：正常糖组(NG组，5.5 mmol/L葡萄糖)、高糖组(HG组，30 mmol/L葡萄糖)、高糖加Nrf2 siRNA转染组(HG＋siNrf2组)、高糖加阴性对照siRNA转染组(HG＋NC组)、高糖加N-乙酰半胱氨酸组(HG＋NAC组)、高糖加叔丁基对苯二酚组(HG＋TBHQ组)。应用Western印迹、实时荧光定量PCR和免疫荧光方法检测α-平滑肌肌动蛋白、纤维连接蛋白等表达变化，使用试剂盒检测细胞及线粒体活性氧水平。

相较于NG组，HG组的α-平滑肌肌动蛋白表达较高。与HG组相比，HG＋TBHQ组、HG＋NAC组的α-平滑肌肌动蛋白、纤维连接蛋白的蛋白及mRNA表达则均降低(P均<0.05)；与HG＋NC组相比，HG＋siNrf2组的α-平滑肌肌动蛋白、纤维连接蛋白的蛋白及mRNA表达均较高(P均<0.05)。与NG组相比，HG组的细胞和线粒体活性氧水平均较高(P均<0.05)；与HG组相比，HG＋TBHQ组和HG＋NAC组的细胞和线粒体活性氧水平均较低(P均<0.05)。

激活Nrf2信号通路能够抑制高糖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的活性氧生成和上皮-间充质转化。

利用网络药理学与分子对接方法，系统探讨济生肾气丸治疗慢性肾衰竭(chronic renal failure，CRF)的机制。

第一步，成分与靶点筛选：通过中药系统药理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Pharmacology，TCMSP)数据库、高通量实验与参考生物信息(High-throughput Experiment and Referenced Bioinformatics，HERB)数据库，筛选济生肾气丸的活性成分及其作用靶点；再利用基因卡片(GeneCards)数据库、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O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OMIM)数据库、疾病基因网络(Disease Gene Network，DisGeNET)数据库，获取CRF的相关疾病靶点，筛选药物与疾病的交集靶点。第二步，网络构建与富集分析：利用相互作用基因/蛋白质检索搜索工具(Search Tool for Retrieval of Interacting Genes/Proteins，STRING)数据库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以筛选核心靶基因，并运用Cytoscape软件构绘"中药-成分-靶点-疾病"网络；随后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数据库功能富集分析、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数据库通路富集分析。第三步，分子对接验证：采用AutoDock Vina软件对关键活性成分与核心靶点进行分子对接验证。

共筛选出济生肾气丸102个活性成分，对应232个潜在作用靶点。CRF相关靶点共2 153个，药物-疾病交集靶点138个。网络分析结果显示，槲皮素、山奈酚、汉黄芩素、黄芩素及油酸等为关键活性成分；核心靶点主要包括AKT1、TNF、IL6、MAPK1、TP53、CASP3和BCL2等。GO功能富集分析提示，相关靶点主要参与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细胞凋亡及免疫调节等生物学过程。KEGG通路富集分析显示，相关通路主要涉及AGE-RAGE、TNF、IL-17、PI3K-Akt及脂质与动脉粥样硬化等。分子对接结果表明，关键活性成分与核心靶点之间具有良好的结合亲和力。

济生肾气丸可能通过槲皮素、山奈酚等黄酮类活性成分，调控AKT、MAPK、TNF等关键靶点，介导AGE-RAGE、PI3K-Akt等多条信号通路，从而在抗炎、抗氧化、抑制细胞凋亡及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延缓CRF进展的作用，体现了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整体调控的治疗优势，为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剪切型X-盒结合蛋白1(spliced X-box-binding protein 1，XBP1s)作为内质网应激信号通路中的核心转录因子，能够调控蛋白质折叠与降解，影响B细胞、T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等免疫细胞功能，在炎症反应和免疫介导性疾病中起关键作用，成为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潜在靶点。针对XBP1s的靶向小分子药物、RNA干扰技术等治疗策略正在开发中。本文主要综述XBP1s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分子机制，并讨论靶向干预XBP1s精准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应用前景。

APOL1相关肾病是一种由载脂蛋白L1(apolipoprotein L1，APOL1)风险变异介导的肾脏疾病，主要表现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目前尚无特效疗法，现有非特异性治疗方案疗效有限。随着对APOL1 G1/G2风险变异及新近报道的p.T272I变异致病机制研究的深入，靶向APOL1的治疗药物(如小分子抑制剂、反义寡核苷酸、Janus激酶抑制剂)已陆续进入临床研究阶段。本文综述了近年来APOL1相关肾病从遗传机制到靶向治疗的最新进展。

膜性肾病(membranous nephropathy，MN)是以肾小球基底膜弥漫增厚伴上皮细胞下免疫复合物沉积为特征的肾小球疾病，传统诊断依赖肾活检病理。近年来，一些靶抗原的发现革新了MN的诊疗模式，基于抗原分类的精准分型显著提升了诊断特异性与预后评估能力。研究证实，不同抗原的临床异质性显著：M型磷脂酶A2受体(M-type phospholipase A2 receptor，PLA2R)和血小板反应蛋白1型结构域蛋白7A(thrombospondin type-1 domain-containing 7A，THSD7A)可能与恶性肿瘤风险相关；神经表皮生长因子样1(neural epidermal growth factor-like 1，NELL1)关联多因素致病特征；外生骨疣素1/2(exostosin 1/2，EXT1/2)则提示狼疮性肾炎亚型；而信号素3B(semaphorin 3B，SEMA3B)、神经源性神经营养因子(neuro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NDNF)等抗原分别指向儿童MN及梅毒相关性MN。治疗方面，传统免疫抑制方案(如利妥昔单抗)仍是核心，但新型靶向疗法(清扫抗体技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及免疫吸附)通过精准清除致病抗体或B细胞展现出潜力，其疗效与安全性仍需长期验证。本文系统梳理了MN的抗原谱临床意义及治疗进展，为个体化诊疗提供参考。

狼疮性肾炎(lupus nephritis，LN)是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最为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不仅是导致SLE患者发病率与死亡率升高的关键因素，亦可进展至终末期肾病，严重影响预后。近年来，随着对LN发病机制的不断深入探索，新型治疗药物与干预策略相继涌现，个体化、精准化治疗理念逐渐成为研究焦点。本文系统综述LN治疗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实践优化及未来研究方向提供有力依据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