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中是全球范围内致残和致死的主要病因之一，约三分之一卒中患者遗留失语症状，针刺疗法在改善此类语言功能障碍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其病理机制涉及脑结构功能损伤与神经炎症反应的双重作用，多组学技术的引入为机制研究提供了系统性研究工具。蛋白质组学可识别神经重塑关键差异蛋白，代谢组学能调节机体代谢网络，多模态神经影像组学可多维度揭示针刺对大脑功能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应聚焦三大方向：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验证疗效稳定性；结合人工智能深度整合多组学数据，构建机制预测模型；开发基于生物标志物的个性化治疗及多疗法协同方案，以推动临床转化应用。

高血压病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目前对针刺治疗高血压的机制研究尚不完善，且针刺疗法作为一种疗效显著的中医临床辅助疗法，因其无明显不良反应的特点，更易被大众接受，故而明确针刺对高血压的治疗机制对于指导临床具有重要意义。针刺治疗高血压病的机制涵盖了多个方面，其中包括改善血管内皮重构，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及神经内分泌系统，改善氧化应激反应，调控血管内皮相关基因表达，防止靶器官损害等。因此，本文旨在整理分析针刺治疗高血压的机制，进一步明确针刺治疗高血压的发展状况及研究进展，为临床针刺治疗高血压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恶性肿瘤相关皮肌炎（CADM）是一种与肿瘤高度相关的副肿瘤综合征，其早期识别对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本文系统阐述了CADM的病理机制与临床管理的最新进展。在机制层面，重点探讨了肿瘤抗原驱动的自身免疫反应的核心作用，并解析了肿瘤微环境中的炎症因子机制、遗传易感性以及“炎性衰老”的协同机制；在临床管理方面，提出了基于抗体谱与临床特征的风险分层筛查策略，探讨了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在肿瘤共存状态下的治疗效果与安全性及肿瘤治疗对皮肌炎（DM）症状改善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强调了多学科协作（MDT）模式在疾病管理中的重要性，探讨了其预后影响因素，指出了当前在筛查成本效益、靶向治疗安全性等方面存在的争议，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循证依据。

近年来，多模态超声凭借实时动态成像、无放射性、可多关节同步检查等优势，成为关节炎诊疗的重要工具，同时，人工智能与肌骨超声的融合，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超声在操作可变性、图像解读主观性及数据分析耗时等方面的局限，显著提升了诊断效率与准确性。细菌性关节炎（如化脓性关节炎、布鲁菌病关节炎）与非细菌性关节炎作为关节炎中的两大类，在发病率、治疗、预后均有不同，探讨多模态超声及人工智能在细菌性关节炎与非细菌性关节炎的研究进展与应用前景，可以为临床关节炎的精准诊疗提供参考。

脓毒症可引发多系统并发症，其中心肌损伤是最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也是脓毒症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标志。铁死亡作为新近发现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已被证实参与脓毒症心肌病的发生发展过程。5-羟色胺作为炎症介质，虽已被证明可促进脓毒症进展，但其通过铁死亡途径介导心脏损伤的具体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本文对5-HT在SCM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总结，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干预靶点和策略。

分析内镜下尼龙绳联合钛夹止血治疗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ANVUGIB）的临床效果。

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张家港医院2021年1月至2024年3月收治的65例ANVUGIB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不同治疗方式分为对照组34例和观察组31例。对照组采用内镜下高频电凝止血，观察组采用内镜下尼龙绳联合钛夹荷包封闭溃疡面技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积水平、迟发性出血率、再入院率，术后1、2个月创面愈合率。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积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水平均增加，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迟发性出血率及再入院率低于对照组（P<0.05），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1、2个月的创面愈合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

内镜下尼龙绳联合钛夹止血在ANVUGIB治疗中的效果明显，止血有效率高，能够改善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积水平，减少迟发性出血，降低再入院率，术后创面愈合更快。

构建并验证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后消化道早癌患者局部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为术后复发风险评估提供量化工具。

回顾性纳入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接受ESD治疗的377例消化道早癌患者，根据术后12个月是否复发分为复发组（46例）与未复发组（331例）。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法（1000次）进行内部验证，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及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模型的区分度与一致性。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5岁、肿瘤大小≥2 cm、低分化、浸润深度达SM2层、脉管侵犯、神经侵犯、切缘阳性、术前血清癌胚抗原异常及表面凹陷型肿瘤形态与复发显著相关（均P<0.05）。多因素分析最终筛选出切缘阳性（OR=13.135）、肿瘤大小≥2 cm（OR=8.244）、脉管侵犯（OR=7.802）、低分化（OR=6.556）、术前癌胚抗原异常（OR=5.496）、浸润深度达SM1及SM2层（OR=4.649、1.667）、表面凹陷型肿瘤形态（OR=4.851）为独立危险因素。列线图模型预测复发的AUC为0.955（95% CI 0.928~0.982），灵敏度89.1%，特异度91.5%；Bootstrap验证C指数为0.932，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与实际风险一致性良好（P=0.261）。

基于肿瘤生物学特征和手术病理参数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预测消化道早癌患者ESD术后局部复发上具有较高精度的预测效能，明显优于传统单一指标评估体系，为术后局部复发的早期识别和个性化干预提供了客观量化工具，对于优化治疗决策、降低二次手术率以及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探讨消化性溃疡出血合并冠心病患者抗血小板药物不同重启时机对再出血及心脑血管事件风险的影响。

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航天中心医院收治的消化性溃疡出血合并冠心病患者，150例抗血小板药物重启时间≤7 d的患者为早期重启组，150例抗血小板药物重启时间>7 d的患者为延迟重启组，进行回顾性队列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半年内（24周）是否发生再出血与主要心脑血管事件（MACE），包括心肌梗死、卒中、心血管死亡情况，再根据患者半年内是否发生再出血与MACE，分为发生组（n=81，再出血36例、MACE 45例）和未发生组（n=219）。收集患者临床资料，采用COX回归分析风险因素，ROC曲线评估各危险因素及联合预测效能。

早期重启组半年内再出血发生率（8.00%）低于延迟重启组（16.00%）（P<0.05），早期重启组半年内MACE总发生率（12.00%）略低于延迟重启组（18.0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组溃疡直径、Forrest分级高危占比、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NLR）、C反应蛋白（CRP）、肌钙蛋白I、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止血方式非药物止血占比、抗血小板药物重启时机>7 d占比均大于未发生组（P<0.05）；发生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小于未发生组（P<0.05）。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溃疡直径、Forrest分级、LVEF、NLR、抗血小板药物重启时机均是消化性溃疡出血合并冠心病患者再出血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影响因素（均P<0.05）。ROC结果显示，溃疡直径、Forrest分级、LVEF、NLR、抗血小板药物重启时机、联合预测模型均可预测再出血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联合预测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953（95% CI 0.928~0.978），当取cut-off值时，其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0.945与0.827。

在抗血小板药物重启时间方面，早期重启组再出血与MACE发生率更小，溃疡直径、Forrest分级、LVEF、NLR、抗血小板药物重启时机均是再出血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因素。

探讨柴胡疏肝散治疗胃食管反流病（GERD）的临床效果，分析其对细胞因子、肠道菌群水平的影响。

选取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宝鸡市中医医院收治的120例GERD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60例。对照组采用奥美拉唑联合莫沙必利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柴胡疏肝散治疗，疗程均为8周。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细胞因子、中医证候积分、肠道菌群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8周后，研究组的临床疗效高于对照组（93.33%比80.00%，P<0.05）；细胞因子水平、中医证候积分、肠球菌、酵母菌、肠杆菌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乳杆菌、双歧杆菌、拟杆菌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081，P=0.298）。

柴胡疏肝散治疗GERD效果显著，可有效调节细胞因子及肠道菌群水平。

探讨糖尿病肾病（DN）患者微炎症状态和肠道菌群特征与胃肠功能障碍的关系。

回顾性选取2022年9月至2024年11月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DN患者130例为观察组，选取同期进行健康体检的86例志愿者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一般资料、糖脂代谢相关指标[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FBG）、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血清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C反应蛋白（CRP）]、肠道菌群丰度、胃肠功能障碍程度[胃肠道症状分级量表（GSRS）]，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患者炎症因子水平与肠道菌群种类之间的关系。

观察组体重指数、舒张压、收缩压、HbA1c、FBG、TC、TG、LDL-C、HDL-C、IL-6、CRP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肠道双歧杆菌属、红椿菌科、乳杆菌属相对丰度均低于对照组（P<0.05），毛螺菌属、粪球菌属、梭杆菌属、瘤胃菌科相对丰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GSRS评分中腹痛、反流、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分数均高于对照组（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血清IL-6水平与瘤胃菌科数量呈正相关，与红蝽菌科、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属数量呈负相关（P<0.05）；血清CRP水平与肠道梭杆菌属、瘤胃菌科、粪球菌属、毛螺菌属数量呈正相关，与红椿菌科数量呈负相关（P<0.05）。

DN患者存在代谢异常、肠道菌群失调与微炎症状态的交互作用，其胃肠功能障碍可能与上述病理改变相关。

探讨健脾化湿汤加减治疗脾胃湿热型幽门螺杆菌（Hp）相关性慢性非萎缩性胃炎（CNG）的临床效果。

选取2021年1月至2024年12月渭南市中心医院收治的120例脾胃湿热型Hp相关性CNG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案，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常规四联疗法治疗，n=60）和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健脾化湿汤加减治疗，n=60），两组疗程2周。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2、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免疫功能指标、胃蛋白酶原（PG）Ⅰ及PGⅡ、中医证侯积分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2周后，观察组的临床总有效率、CD₃⁺、CD₄⁺、CD₄⁺/CD₈⁺、PGI、PGII水平均高于对照组，IL-2、IL-6、TNF-α、CD₈⁺水平及中医证候积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期间均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健脾化湿汤加减治疗脾胃湿热型Hp相关性CNG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症状，提高胃蛋白酶原水平，降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

探究改良CT严重指数（MCTSI）评分联合血清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纤维蛋白原与前白蛋白比值（FPR）、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在评估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患者预后的临床价值。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4年6月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100例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患者临床资料，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分为轻中症组（n=68）与重症组（n=32）。对比两组基线资料与临床指标，MCTSI评分及血清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D-二聚体、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前白蛋白（PAB）、载脂蛋白A（ApoA）、NLR、FPR、IL-6水平，采用Pearson法分析MCTSI评分及血清NLR、FPR、IL-6水平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根据患者预后情况分为存活组（n=89）与死亡组（n=11），对比两组MCTSI评分及血清NLR、FPR、IL-6水平，采用ROC曲线分析MCTSI评分及血清NLR、FPR、IL-6水平对疾病预后的预测价值。

轻中症组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APACHEⅡ）评分、CRP、PCT、D-二聚体、TG、TC显著低于重症组（P<0.05），PAB、ApoA显著高于重症组（P<0.05）；轻症组MCTSI评分、NLR、FPR、IL-6显著低于重症组（P<0.05）；重症组患者MCTSI评分及血清NLR、FPR、IL-6水平与APACHEⅡ评分、CRP、PCT、TG、TC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存活组MCTSI评分、NLR、FPR、IL-6显著低于死亡组（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MCTSI评分、NLR、FPR、IL-6单独及联合诊断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患者预后不良的AUC分别为0.816、0.832、0.720、0.869、0.923，敏感度为81.82%、81.82%、72.73%、81.82%、90.91%，特异度为73.03%、75.28%、71.91%、76.40%、70.79%，联合诊断价值更高。

MCTSI评分及血清NLR、FPR、IL-6水平与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有一定关联性，可作为临床诊治参考指标。

探究食管癌新辅助治疗后CT影像特征动态变化与术后病理完全缓解（pCR）的相关性，构建基于CT影像组学特征的预测模型。

回顾性纳入2020年6月至2024年5月在无锡市人民医院接受新辅助治疗及食管癌根治术的178例患者。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将患者分为病理完全缓解组（pCR组，即ypT0N0，n=53）和非病理完全缓解组（非pCR组，n=125）。采用256层螺旋CT于新辅助治疗前及治疗后4周进行双期增强扫描，通过Elastix5.0软件进行非刚性配准校正体位差异，ITK-SNAP3.8.0勾画肿瘤三维容积，基于PyRadiomics3.0从平扫、动脉期及静脉期图像中提取1426个影像组学特征，经一致性检验、差异分析、LASSO回归三级筛选流程确定CT影像组学核心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构建基础预测模型，生成标准化影像组学评分（Rad-score）。同时整合临床独立预测因子构建联合模型，通过分层随机抽样（7∶3）划分训练集（124例）与验证集（54例），对不同模型的预测效能进行评估。

两组患者在cT分期、cN分期、肿瘤分化程度及化疗周期完成率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与非pCR组相比，pCR组中cT2分期占比更高，cN0比例更优，高分化肿瘤比例显著，化疗周期完成率更高。pCR组在肿瘤体积缩小率、动脉期CT值变化、淋巴结短径缩小率、动脉期灰度共生矩阵（GLCM）能量值和长径缩小率均显著高于非pCR组；静脉期肿瘤与肌肉CT值比值（T/M）明显低于非pCR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在基线临床特征中，仅化疗周期完成率是pCR的独立预测因子（P=0.008）。CT影像特征中，淋巴结短径缩小率、动脉期GLCM能量值、肿瘤体积缩小率与pCR呈现较强的正相关性（P<0.05），长径缩小率、动脉期CT值变化与pCR亦呈显著正相关（P<0.05），静脉期T/M比值与pCR则呈现显著负相关（P<0.05）。经三级筛选流程，最终确定6个影像组学核心特征，涵盖形态学参数（如肿瘤体积与表面形态）、一阶灰度统计特征（反映强化程度分布）以及高阶纹理特征（表征肿瘤异质性）。CT影像组学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的AUC分别为0.868和0.841，联合模型显著提升至0.909和0.914（Z=2.470、2.891，P=0.013、0.004）。联合模型在验证集的敏感度88.2%，特异度83.8%，显著优于单一影像模型（敏感度67.6%）。Bootstrap验证显示联合模型95% CI更窄（0.841~0.987），表明其稳定性更高。

食管癌患者在接受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体积缩小、动脉期强化、静脉期T/M比值降低等CT影像特征动态变化与pCR显著相关，联合化疗周期完成率的预测模型可为术前精准评估病理缓解提供量化工具。

探讨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及血小板与血红蛋白比值（PHR）对接受射频消融术（RFA）的肝细胞癌（HCC）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回顾性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启东市中医院接受RFA治疗的HCC患者150例为研究对象，以初次接受RFA的时间为起点，以治疗结束后随访3年内发生复发或死亡时间为研究终点，依据患者疾病情况进行分组，肿瘤复发进展或死亡为预后不良组（n=56），未出现肿瘤复发进展或死亡为预后良好组（n=94）。对上述两组资料进行比较，将单因素比较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接受RFA的HCC患者术后3年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并建立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该预测模型对接受RFA的HCC患者术后3年内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

预后不良组肿瘤大小、巴塞罗那肝癌分期（BCLC）B/C占比、血管侵犯、PHR、甲胎蛋白（AFP）大于预后良好组；预后不良组联合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介入治疗、LMR小于预后良好组（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CLC分期、联合TACE治疗、LMR、PHR、AFP均是接受RFA的HCC患者术后3年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基于以上结果构建接受RFA的HCC患者术后3年内预后不良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模型曲线下面积（AUC）为0.902（95% CI 0.851~0.953），当取cut-off值时，其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0.947、0.750。运用Bootstrap方法（B=1000）对接受RFA的HCC患者术后3年内预后不良预测模型执行内部验证，经偏差校正后预测曲线接近理想状态，C-index值达到0.804，显示出模型具有较高预测效能。在阈值概率范围0.00~0.90，该模型均能实现正净收益，其性能超越了用作对比两条无效线。

LMR与PHR作为独立预测因子，与BCLC分期、联合TACE治疗、AFP联合构建的预测模型对接受RFA的HCC癌患者术后3年预后不良具有高预测效能，可为个体化风险分层及干预策略制定提供依据。

构建基于中医证型的肛肠手术后慢性疼痛（CPSP）风险预测模型。

回顾性选取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医院2022年1月至2024年6月行肛肠手术的460例患者。整理汇总患者临床基线资料及中医证型。根据术后是否发生CPSP将患者分为CPSP组（76例）和非CPSP组（384例）。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CPSP的独立危险因素，并通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及联合模型的预测效能。

患者术后CPSP总发生率为16.52%（76/460）。CPSP患者中，轻度、中度及重度疼痛分别占42.11%（32/76）、39.47%（30/76）和18.42%（14/76）；疼痛频率以偶尔（52.63%）和经常（36.84%）为主；疼痛性质以胀痛（36.84%）和刺痛（31.58%）常见。单因素分析显示，CPSP组术后24 h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手术时长、术中出血量、术后镇痛泵使用率、术前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疼痛灾难化量表（PCS）及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均高于非CPSP组（均P<0.05），且气滞血瘀证比例更高（P<0.001）。相关性分析显示术后CPSP发生与术后24 h VAS疼痛评分、手术时长、术前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PCS、PSQI评分、术后镇痛泵使用及气滞血瘀证型均呈显著正相关（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证实，术后24 h VAS疼痛评分、手术时长、HAMD、PCS、PSQI评分及气滞血瘀证均为CPSP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01）。ROC分析表明，联合预测模型的AUC达0.948，灵敏度为0.855，特异度为0.883，预测效能显著优于各单项指标（均P<0.05）。

基于中医证型构建的肛肠手术后慢性疼痛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效能，其中气滞血瘀证型与术后24 h VAS疼痛评分等指标均为独立危险因素，可为临床早期识别及干预CPSP提供参考依据。

评估锁骨下静脉最大直径（dSCV_max）和锁骨下静脉塌陷指数（SCV-CI）对老年胃肠道手术患者麻醉诱导后低血压的预测价值。

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4月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附属医院拟行胃肠道手术的患者127例。依照麻醉诱导后是否出现低血压，将患者纳入低血压组（H组）和非低血压组（NH组）。所有患者均在麻醉诱导前行超声测量锁骨下静脉（SCV）和下腔静脉（IVC），记录患者麻醉诱导前dSCV_max，并计算SCV-CI。记录麻醉诱导期间低血压发生率以及平均动脉压（MAP）下降百分比。使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评价各超声参数与MAP下降百分比的关系。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老年胃肠道手术患者麻醉诱导后低血压的危险因素。采用ROC曲线评估各超声参数对老年胃肠道手术患者麻醉诱导后低血压的预测价值。

H组、NH组分别纳入66例、61例患者。H组患者SCV-CI、下腔静脉塌陷指数（IVC-CI）明显高于NH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组患者诱导后MAP明显低于NH组患者，而MAP下降百分比明显高于NH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CV-CI（P=0.025，OR=1.109，95% CI 1.013~1.215）、IVC-CI（P<0.001，HR=1.265，95% CI 1.138~1.406）升高是麻醉诱导后低血压的危险因素。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SCV-CI、IVC-CI与麻醉诱导后MAP下降百分比存在明显正相关性（r=0.341，P<0.001；r=0.347，P<0.001）。dSCV_max与麻醉诱导后MAP下降百分比不存在相关性（P>0.05）。SCV-CI预测老年胃肠道手术患者麻醉诱导后低血压的敏感度为69.7%，特异度为91.8%；IVC-CI预测老年胃肠道手术患者麻醉诱导后低血压的敏感度为75.8%，特异度为90.2%。

SCV-CI对老年胃肠道手术患者麻醉诱导后低血压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但dSCV_max与老年胃肠道手术患者麻醉诱导后低血压并无明显相关性。

恶性梗阻性黄疸是由于恶性肿瘤压迫，导致肝内外胆管狭窄或闭塞所致。胆道引流是恶性梗阻性黄疸治疗的重要措施，主要包括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经皮经肝胆道穿刺引流术、超声内镜引导下胆管引流术三种类型。然而不同胆道引流术各具优劣，国内外对于恶性梗阻性黄疸的引流策略未达成共识，对于其最佳引流方法和术前胆道引流指征仍存在争议。因此，现将恶性梗阻性黄疸引流策略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旨在为其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胃癌是我国常见且高致死率的癌症，其早诊早治对患者预后至关重要。目前，临床医师对胃癌的诊断多依靠内镜、影像学和组织病理学，但这些方法往往都基于图像进行，存在主观性强、耗时长、准确率低等诸多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在医疗领域中逐渐普及，基于深度学习的AI系统能够从大批量医学图像数据中提取特征，辅助医师进行快速、准确的诊断。本文将对基于图像的AI在胃癌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分析幽门螺杆菌（Hp）的耐药基因突变检测结果，寻找与耐药性关联度更高的耐药基因突变位点；探讨Hp耐药表型和耐药基因型的相关性。

回顾性选取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Hp初次根除失败且经尿素呼气试验阳性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胃镜下活检收集患者胃黏膜组织进行Hp分离培养阳性69例，所有患者均通过传统药物敏感试验和基因测序法分别检测覆盖共识推荐的6种抗生素（甲硝唑、呋喃唑酮、阿莫西林、四环素、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性。

药物敏感试验提示Hp对甲硝唑耐药率最高，对呋喃唑酮、阿莫西林、四环素耐药率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耐药基因测序结果发现，阿莫西林出现基因突变的有16例（23.2%），其中突变位点有5个，分别为AAT562TAT、GTT374TTT、ACC556ACG、GCC320ACC、GTT374ATT；克拉霉素基因突变的有45例（65.2%），其中突变位点有3个，分别为A2143G、A2142G、A2142C，突变的形式以A2143G为主，占58.0%；左氧氟沙星基因突变的有39例（56.5%），其中突变位点有6个，分别为T261A、T261G、A260T、G271A、G271T、A272G；甲硝唑基因突变的有66例（95.7%），其中突变位点有6个，分别为A61G、T62C、A91G、C92A、G392A、A610G；四环素基因突变的有14例（20.3%），其中突变位点有4个，分别为A926C、A926G、A926T、A928G；呋喃唑酮基因突变的有63例（91.3%），其中突变位点有6个，分别为G353A、A356G、G357T、G357C、A122G、A335G。耐药基因和耐药表型相关性分析显示，GTT374ATT与阿莫西林耐药显著相关（P<0.01），A2143G、A2142G与克拉霉素耐药显著相关（P<0.05），T261A、T261G与左氧氟沙星耐药显著相关（P<0.05），C92A与甲硝唑耐药显著相关（P<0.05）。耐药基因突变检测指导的Hp个体化补救治疗方案根除率为91.1%。

我院Hp对甲硝唑耐药率最高。耐药基因突变检测在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和甲硝唑用于Hp根除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可以优化初治或补救治疗的个体化方案。

探讨胃肠超声造影在不同分型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胃动力和胃壁形态改变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回顾性选取2022至2024年于西电集团医院就诊的200例FD患者作为研究组，根据罗马Ⅳ标准，将FD患者分为上腹痛综合征（EPS）78例，餐后不适综合征（PDS）122例，选取同期100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胃排空率（GER）、胃排空时间（GET）、胃窦运动指数（MI）、十二指肠胃反流（DGR）发生率、胃窦胃壁厚度及胃壁层次清晰度，采用Point-Biserial相关分析法，分别分析EPS组与PDS组患者的胃动力指标、胃壁形态参数与病情分型的相关性。

研究组GER、MI、胃壁层次清晰度均低于对照组，GET、胃窦胃壁厚度、DGR均高于对照组（P<0.05）；PDS患者GER、MI、胃壁层次清晰度均低于对EPS患者，GET、胃窦胃壁厚度、DGR均高于EPS患者（P<0.05）。Point-Biserial相关分析显示，FD患者GER、MI与FD分型呈负相关，GET、胃窦胃壁厚度与FD分型呈正相关（P<0.05）。

胃肠超声造影在评估不同分型FD患者的胃动力和胃壁形态改变方面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可为FD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