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刺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已取得良好临床疗效，但其降压作用的中枢神经机制尚需深入阐明。磁共振成像技术为此提供了客观的神经影像学依据，有助于探讨高血压相关脑机制及针刺干预的中枢作用路径。系统梳理并总结以下三方面内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脑功能与结构的异常改变，针刺治疗高血压的影像学研究进展，以及自主神经系统相关脑区在针刺降压中的作用机制。基于现有神经影像学证据，进一步归纳了与针刺降压效应相关的脑区，并对当前研究的局限性进行分析，以期为深入揭示针刺治疗高血压的中枢机制、优化研究设计提供参考。

针灸疗法因其具有疗效显著、安全性高且不良反应少等特点，在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中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与重视。近10年来，针灸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范式，已从普适性疗效验证转向效应规律与作用机制的深入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向更深层次推进。针灸在脑卒中、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主要神经系统疾病中已得到广泛应用，且其作用机制研究亦取得一定进展，研究发现针灸通过多靶点、整体性调节，在改善运动功能障碍、认知损害及神经修复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尤其在脑卒中后康复、原发性失眠等领域已积累大量充分且可靠的循证医学证据。然而，针灸治疗方案在推进规范化与标准化的同时，需充分兼顾患者的个体差异。目前，针对该疗法的高质量循证医学研究仍相对匮乏，其复杂的神经生理学作用机制亟待深入阐释。综述近10年针灸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研究进展，旨为针灸疗法在神经系统疾病临床诊疗中的规范化应用提供更具实践指导价值的参考依据。

构建一种新的慢性同种异体肾移植排斥反应小鼠模型。

选取C57BL/6和Balb/c小鼠作为实验动物，设置对照移植组、普通移植组和新型移植组。术后定期检测小鼠血清肌酐和血尿素氮。移植后16周获取小鼠移植肾组织进行病理和单细胞深层表型分析。使用Banff评分进行小鼠移植肾病理评估。使用CellRanger 3.1软件处理原始测序数据。分析基因表达结果并将其与公开可用的细胞类型特异性基因数据库进行比较，确定主要细胞类型并进行注释。使用Seurat软件包中CellCycleScoring函数进行细胞周期评分。使用R语言ClusterProfiler包进行基因本体(GO)功能富集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术后不同时间点新型移植组小鼠术后血清肌酐(除术后8周外)和血尿素氮水平均高于对照移植组和普通移植组(P均<0.05)。病理分析结果示对照移植组、新型移植组和普通移植组小鼠移植肾间质纤维化、肾小管萎缩、动脉纤维内膜增厚和慢性移植肾肾小球病Banff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24.385、24.120、23.550和26.840，P均<0.05)。新型移植组、普通移植组和对照移植组移植肾纤维化区域和淋巴细胞浸润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29.071和9.543，P均<0.05)。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半定量分析示新型移植组、普通移植组和对照移植组Ⅲ型胶原蛋白、α-平滑肌肌动蛋白、CD3和CD19阳性区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740.142、223.663、106.611和1 026.355，P均<0.05)。免疫荧光染色结果示，新型移植组小鼠移植肾组织单核细胞及巨噬细胞浸润较对照移植组更强。细胞类型分析和注释结果示对照移植组上皮细胞占主导地位，新型移植组免疫细胞比例更高。单细胞测序分析表明，新型移植组中免疫细胞比例显著增加；细胞周期分析示该组细胞多处于增殖活跃的G2M期和S期。基因集变异分析及GO分析示，新型移植组中与免疫激活相关的Hallmark基因集表达显著上调。

新型慢性同种异体肾移植排斥反应小鼠模型可较好地反映慢性同种异体肾移植排斥反应和同种异体移植肾间质纤维化过程。

探讨基因编辑猪-恒河猴异种心脏移植前后供体猪心组织S100钙结合蛋白A8/A9(S100A8/A9)表达及其与巨噬细胞炎症反应的关系。

分别选取3头巴马基因编辑猪作为供体，3只成年雄性恒河猴作为受体。手术方式为心脏异位移植。应用蛋白质印迹法(WB)检测S100A8/A9、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精氨酸酶-1(Arg-1)、TNF-α、IL-18、TGF-β和IL-10表达水平。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CD3、CD19和CD68表达水平。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供、受体心脏均成功复搏。WB检测结果示移植前后猪心组织S100A8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000±0.000)和(3.234±0.790)，S100A9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000±0.000)和(2.796±0.6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893和－5.042，P均<0.05)。HE染色结果示移植后基因编辑猪心肌细胞广泛坏死，并可见出血，伴炎性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示移植后基因编辑猪心肌组织CD68表达呈阳性。三例受体猴术后外周血单核细胞百分比未见持续升高趋势。猪心组织移植前后iNOS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000±0.000)和(13.763±0.229)，Arg-1分别为(1.000±0.000)和(0.143±0.07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6.518和20.930，P均<0.05)。移植前猪心组织TNF-α、IL-18、TGF-β、IL-10相对表达量均为(1.000±0.000)，移植后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447±0.108)、(3.656±0.596)、(0.741±0.034)和(0.682±0.04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7.126、－7.725、13.164和11.178，P均<0.05)。

异种移植后猪心组织S100A8/A9、iNOS及促炎因子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抗炎标志物水平降低，提示S100A8/A9可能通过驱动巨噬细胞M1极化加重异种心脏移植炎症反应。

探讨纤支镜操作频率与脑死亡潜在供者肺脏成功获取的关系，评估其对供肺质量的潜在影响及安全性，为优化供者维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4年1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ICU实施器官捐献的251例脑死亡潜在供者临床资料。根据住院期间纤支镜操作频率将脑死亡潜在供者分为低频率组(n＝131例)和高频率组(n＝120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并按照1 ∶1匹配原则对两组患者进行匹配，匹配后每组各包含77例患者。以本院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为基础，系统采集脑死亡潜在供者基线资料。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通过多变量Logistics回归模型、倾向性评分调整和加权模型分析纤支镜操作频率与肺脏成功获取的关系。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SM前低频率组和高频率组供肺成功获取率分别为30.5%(40/131)和41.7%(50/120)，匹配后低频率组和高频率组供肺成功获取率分别为28.6%(22/77)和42.9%(33/77)。PSM前纤支镜操作低频率组和高频率组供者基线资料差异较大，匹配后两组供者基线资料差异降低。粗略回归模型分析示高频率和低频率组供肺成功获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变量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示高频率组供肺成功获取率高于低频率组(OR＝3.33，95%CI：1.66~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SM的逻辑回归模模型(OR＝2.29，95%CI：1.27~4.15)、逆概率加权(OR＝2.18，95%CI：1.29~3.69)、标准化死亡率加权(OR＝2.13，95%CI：1.24~3.66)和分层加权(OR＝3.33，95%CI：1.66~6.67)模型分析示高频率组供肺成功获取率均高于低频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PSM后高频率组与低频率组脑死亡潜在供者捐献前凝血和感染相关指标以及呼吸机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较高频率的纤支镜操作与脑死亡潜在供者肺脏成功获取率的增加存在关联，同时未显著增加气道或全身并发症。

探讨人诱导多能干细胞(hiPSCs)来源外泌体(Exo)对肾缺血再灌注损伤(IRI)的影响。

培养hiPSCs，收集上清液超速离心提取外泌体，蛋白质印迹法(WB)检测外泌体特异性标志物(CD9、CD63和CD81)以及阴性指标Calnexin蛋白表达，通过透射电镜观察其形态、纳米粒径分析检测粒径大小，对外泌体进行鉴定。将SD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IRI组、IhiPSCs组和IhiPSCs-Exo组，每组各6只。IRI后48 h行血清肌酐(Scr)、血尿素氮(BUN)测定及肾组织切片HE染色，并进行改良Paller肾小管损伤评分。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测定IL-1β、TNF-α、SOD2和Nrf-2表达，免疫组化测定CD163、CD168、α-SMA、COL-1和FN-1表达，WB测定p-MEK1/2、p-ERK1/2、Caspase-3、Bcl-2和Bax表达。以人肾小管上皮细胞(HK-2细胞)为基础设立缺氧/复氧(H/R)组和H/R＋hiPSCs-Exo组，CCK-8测定增殖差异，Annexin V-FITC/PI测定凋亡差异，WB测定Caspase-3、Bcl-2和Bax的表达。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Tukey HSD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外泌体具有双层膜结构，呈典型杯状形态，平均粒径为(88.0±0.6)nm，表达标志蛋白CD9、CD63和CD81。体内实验结果显示，与IRI组比较，IhiPSCs组和ihiPSCs-Exo组Scr、BUN和改良Paller肾小管损伤评分降低，IL-1β、TNF-α水平下降，SOD2、Nrf-2水平升高；免疫组化染色显示，与IRI组比较，IhiPSCs组和IhiPSCs-Exo组CD68、α-SMA、COL-1和FN-1表达量均降低，CD163表达量升高，P-MEK1/2、P-ERK1/2、Caspase-3和Bax蛋白相对表达量均降低，Bcl-2相对表达量升高(P均<0.05)。体外实验显示，与H/R组比较，H/R＋hiPSCs-Exo组HK-2细胞增殖能力提高，凋亡细胞和坏死细胞减少，Caspase-3、Bax蛋白表达量下降，Bcl-2表达量升高。

hiPSCs来源外泌体可通过抑制氧化应激、炎症因子表达和凋亡等多种途径，发挥对肾IRI的保护作用，通过抑制MEK/ERK途径改善肾IRI。

探讨中国西北地区肾移植术后腹泻临床诊治及危险因素。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实施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并规律随访的230例受者临床资料。根据受者肾移植术后是否发生腹泻，将其分为腹泻组(n＝72例)和非腹泻组(n＝158例)。记录受者一般资料及治疗情况。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急性腹泻受者共67例(93.1%)，腹泻对其肾功能的总体影响及转归情况相对较轻，其中2例合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1例合并CMV感染，1例粪便转铁蛋白阳性。5例(6.9%)慢性腹泻受者中1例因严重低钾血症死亡；3例出现肾功能恶化，其中2例考虑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和IgA肾病复发，经积极治疗后进展为移植肾失功并恢复透析，1例经过治疗后血清肌酐稳定在200~300 μmol/L；1例经过治疗后完全恢复。此外，5例慢性腹泻受者中1例发生CMV感染、2例粪便潜血阳性、1例艰难梭菌感染。腹泻发生在肾移植术后1年以上的有12例(16.7%)，其余均发生于肾移植术后1年内。腹泻组和非腹泻组肾移植受者住院时间、体质指数、存在高脂血症、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术前末次血清钾、术前末次血清肌酐、霉酚酸类药物种类和吸烟史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χ²＝4.100、2.441、2.548、3.688、4.076、－2.197、2.755、7.530和－2.135，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示，住院时间(OR＝1.062，95%CI: 1.008~1.118)，存在高脂血症(OR＝2.796，95%CI: 1.427~5.478)、手术时间(OR＝1.023，95%CI：1.010~1.036)、术后并发DGF(OR＝3.057，95%CI: 1.414~6.607)、术前末次血清钾(OR＝0.556，95%CI: 0.372~0.830)、术前末次血清肌酐(OR＝1.002，95%CI: 1.001~1.003)、应用吗替麦考酚酯(OR＝7.493，95%CI：3.528~15.913)和有吸烟史(OR＝2.167，95%CI: 1.102~4.259)均为肾移植术后并发腹泻独立危险因素(P均<0.05)。

西北地区肾移植受者术后腹泻受多种因素影响，深入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制订更具针对性的防治策略。

了解中青年肺移植受者重返工作岗位就业的真实体验，为制订中青年肺移植受者重返工作岗位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13例已重返工作岗位的中青年肺移植受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分析访谈资料，并提炼主题。

中青年肺移植受者重返工作岗位真实体验可归纳为3个主题和9个亚主题：返岗前感知的不良体验(负性情绪体验束缚重返工作岗位、社会冷淡体验排斥重返工作岗位)、全面积极体验助力重返工作岗位(良好自我管理促进身心康复、身体康健体验保障重返工作岗位、正向情绪调适激励重返工作岗位、社会支持感知推动重返工作岗位)、成功重返成就自我实现(成功重返工作岗位递增积极情绪、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实现个人价值)。

中青年肺移植受者返岗前虽面临障碍和挑战，但重返工作岗位利于改善身心健康，建议整合多方力量优化社会支持体系，促进患者返岗就业。

肺移植是终末期肺病的关键治疗方式，然而术后并发症会严重影响患者远期生存，呼吸道菌群在肺移植预后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为理解和干预肺移植后并发症提供思路。本文综述肺移植受者围手术期至长期恢复过程中呼吸道菌群的动态变化特征：围手术期阶段，各类终末期肺病本身已呈现出α-多样性降低及特定菌种富集等菌群紊乱迹象；术后菌群变化则存在着时间和空间异质性，其多样性和负荷量变化与多种并发症相关。其潜在机制可能涉及菌群失衡通过代谢物-免疫轴加剧移植物局部炎症及纤维化，因此，针对微生物群的干预策略有一定的临床转化潜力。但对于呼吸道菌群的长期动态监测体系、机制验证和个体化调控策略仍需进一步探索，未来应着力整合多组学技术，推动呼吸道菌群研究从描述性分析向机制阐释与临床转化转变。

结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一半的患者会发生结直肠癌肝转移(CRLM)。过去30年来，系统治疗和肝切除一直是CRLM的主要治疗策略，但仅适用于约20%的病例。不可切除结直肠癌肝转移(nrCRLM)预后极差，5年总生存率几乎为零。20世纪80年代，外科医师曾尝试将肝移植应用于nrCRLM患者，但由于围手术期死亡率及术后复发率较高，该治疗模式一度停滞。随着全身系统治疗及肝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已有研究证实经严格筛选的nrCRLM患者行肝移植后5年生存率可达60%，提示该策略在特定人群中具有潜在的长期生存获益，这也使得肝移植成为此类经过筛选的患者潜在治愈方法。本文就肝移植治疗nrCRLM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主要包括其发展历程、预后因素、受者选择标准、肝源短缺和供者分配等关键问题。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方式，胆道并发症是肝移植术后常见并发症。本文综述近年来胆道并发症的相关研究进展，梳理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分类、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旨在为解决胆道并发症相关临床问题提供借鉴，以进一步提高肝移植受者术后生活质量。

随着科技发展和医疗大数据信息化进展，人工智能(AI)与机器学习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随着肾移植手术技术不断精进，围手术期和术后管理向个体化、精细化发展，受者生存质量和远期预后均明显改善。AI技术正逐步为肾移植带来新的变革。本文综述国内外关于AI技术在肾移植供受者匹配、手术辅助、术后并发症预测以及免疫抑制剂管理领域应用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期推动和促进AI技术在肾移植全过程的应用，进而造福更多肾移植受者。

观察叶酸-聚乙二醇-阿霉素（FA-PEG-hyd-DOX）连接物对肝癌裸鼠皮下移植瘤生长及心脏毒性的影响。

选择4~6周龄裸鼠60只，随机分为5组，包括对照组、DOX组、连接物1组、连接物2组、连接物3组，每组12只。对照组注射生理盐水；DOX组注射DOX（剂量5.0 mg/kg），连接物1组、2组及3组注射FA-PEG-hyd-DOX连接物（剂量分别为2.5、5.0、10.0 mg/kg）。比较裸鼠给药不同时间的肿瘤体积和体质量、肿瘤组织的形态变化；比较裸鼠给药后B淋巴细胞瘤-2（Bcl-2）、Bcl-2相关X蛋白（Bax）、髓系细胞白血病-1（Mcl-1）、裂解型半胱氨酸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3（cleaved caspase-3）、Ki-67的相对表达量，DOX在裸鼠心脏、肝脏以及肾脏的分布情况以及DOX给药后的血液学指标。

给药20 d，对照组、DOX组、连接物1组的肿瘤体积均明显高于连接物2组和连接物3组（P<0.05）。给药20 d，DOX组和连接物3组的体质量明显低于连接物2组、连接物1组以及对照组（P<0.05）。连接物2组和连接物3组Bcl-2、Mcl-1、Ki-67表达量均明显低于DOX组和连接物1组，Bax、cleaved-caspase-3的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和连接物1组（P<0.05）。与DOX组相比，连接物2组DOX在心脏的分布减少。连接物1组、连接物2组、连接物3组CK水平均明显低于DOX组（P<0.05）。

与DOX相比，FA-PEG-hyd-DOX连接物能够有效抑制肝癌裸鼠皮下移植瘤体积，具有较好的抗肿瘤效果，且能够更为有效地减少肿瘤细胞增殖，促进肿瘤细胞凋亡，减轻对心脏的损害。

探讨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联合钆塞酸二钠（Gd-EOB-DTPA）MRI纹理特征对肝细胞癌（HC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术后疗效的评估价值。

回顾性选取2023年2月至2025年3月榆林市中医医院收治的80例接受TACE术治疗的HCC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在术前1周及术后1个月行DCE-MRI及Gd-EOB-DTPA MRI检查。分析DCE-MRI定量参数[容积转运常数（Ktrans）、速率常数（Kep）、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Ve）]及肝胆期纹理特征（熵、对比度、能量）。根据改良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RECIST）标准分为有效组（n=52）与无效组（n=28），比较有效组与无效组各参数差异，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参数及联合指标对TACE术后疗效反应的评估价值。

有效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Ktrans、Kep、Ve、熵、对比度均低于无效组，能量高于无效组（P<0.05）；经ROC曲线分析表明，Ktrans、Kep、Ve及MRI纹理特征参数熵、对比度、能量联合预测TACE术后疗效反应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32，敏感度86.50%，特异度89.00%，均高于各单一参数（P<0.05）。

DCE-MRI定量参数联合Gd-EOB-DTPA MRI纹理特征对HCC患者TACE术后疗效反应具有较高评估价值，有助于临床准确判断治疗效果，为制定后续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构建胰腺癌患者化疗相关性恶心呕吐（CINV）的风险因素模型，并验证其应用效果。

回顾性收集2022年2月至2024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38例胰腺癌患者，根据是否出现CINV，将患者分为CINV组（n=57）和无CINV组（n=81），分析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差异，通过单因素分析筛选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一步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验证。按3∶1分为训练组（n=104）和验证组（n=34），构建列线图（Nomogram）预测模型，并以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及决策曲线分析（DCA）验证模型预测效能与校准度。

CINV组和无CINV组在年龄、既往晕动病、妊娠期恶心呕吐史、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化疗次数、胃肠道疾病、预期性CINV、低钾血症、低镁血症、营养不良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P<0.05）。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18~50岁、既往晕动病、妊娠期恶心呕吐史、PSQI评分≥8分、SAS评分≥50分、化疗次数<3次、合并胃肠道疾病、预期性CINV、低钾血症、低镁血症、营养不良均为影响胰腺癌CINV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模型应用于训练组、验证组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43、0.838，应用于验证组的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82.70%、83.19%，DCA分析示模型临床净收益率较高。通过校准曲线分析和Hosmer-Lemeshow检验（P=0.372）验证，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观察概率高度一致，提示良好的校准度。

胰腺癌患者CINV发生的风险较高，且与年龄、既往晕动病、妊娠期恶心呕吐史、PSQI评分、SAS评分、化疗次数、胃肠道疾病、预期性CINV、低钾血症、低镁血症、营养不良等因素有关，基于上述因素建立的预测模型能够为胰腺癌患者CINV发生减少风险评估提供可靠参考。

调查分析晚期消化系统癌症手术患者器官/腔隙手术部位感染（SSI）的发生率和危险因素，建立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并验证预测效能。

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2023年2月于海安市人民医院确诊晚期消化系统癌症患者共852例，其中男505例，女347例，年龄（58.9±6.6）岁，食管癌90例，胃癌178例，结直肠癌259例，肝癌250例，胰腺癌75例，手术方式包括开腹和腹腔镜手术。根据术后30 d内是否发生器官/腔隙SSI分为两组，比较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筛选危险因素。

术后30 d内发生器官/腔隙SSI共53例（6.2%，53/852），共检出69株病原菌，其中40例为单一感染，13例为混合感染。69株病原菌中革兰阴性菌50株，革兰阳性菌16株，真菌3株。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比较，患者年龄大，术中失血量多，糖尿病、肠外营养、胃癌和结直肠癌切除术比例高，麻醉时间、ICU停留时间、手术时间和腹腔引流时间长，术前血红蛋白和白蛋白水平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手术类型[胃癌（OR=4.526，95% CI 2.264~6.023，P<0.001）和结直肠癌（OR=5.021，95% CI 3.345~6.642，P<0.001）切除术]、麻醉时间≥4 h（OR=2.235，95% CI 1.568~3.235，P<0.001）、ICU停留时间≥24 h（OR=3.754，95% CI 2.569~5.201，P<0.001）和术前白蛋白<30 g/L（OR=1.859，95% CI 1.234~3.125，P<0.001）是器官/腔隙SS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R软件建立定量列线图模型，总分220分。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计算列线图预测器官/腔隙SSI发生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56，提示模型的预测效能较好。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器官/腔隙SSI发生概率与实际发生率有较好的一致性。使用Bootstrap内部验证法计算C-index为0.861（95% CI 0.810~0.903），提示列线图有较好的区分度。

晚期消化系统癌症手术患者器官/腔隙SSI有一定的发生率，胃癌和结肠癌切除术、麻醉时间≥4 h、ICU停留时间≥24 h、术前白蛋白<30 g/L是其独立危险因素，建立可视化较好的列线图模型预测器官/腔隙SSI的效能较好。

探讨扩散加权成像（DWI）联合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定量参数对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患者新辅助治疗后病理完全缓解（pCR）的预测价值。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5年1月西电集团医院收治的120例LARC患者临床资料，采用肿瘤退缩分级（TRG），将TRG 0级定义为pCR组（n=38），其余为非pCR组（n=82）。比较两组新辅助治疗前后表观扩散系数（ADC）、转运常数（Ktrans）、血管外细胞外间隙体积百分数（Ve）、速率常数（Kep）定量参数。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DWI与DCE-MRI定量参数与LARC新辅助治疗后pCR的相关性，采用ROC曲线分析治疗前DWI联合DCE-MRI定量参数对LARC新辅助治疗后pCR的预测价值。

pCR组治疗后患者ADC高于非pCR组，而Kep、Ve、Ktran均低于非pCR组（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ADC与LARC新辅助治疗后pCR呈正相关，Kep、Ve、Ktrans与LARC新辅助治疗后pCR均呈负相关（P<0.05）；ROC曲线分析表明，治疗前ADC、Kep、Ve、Ktrans及其联合检测用于预测LARC新辅助治疗后pCR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67、0.511、0.797、0.666、0.880，敏感度分别为76.32%、78.95%、68.42%、73.68、81.58，特异性分别为75.61%、78.05%、70.73%、72.07%、86.59%，治疗前ADC、Kep、Ve、Ktrans的AUC最大且敏感度和特异性最高（P<0.05）。

DWI联合DCE-MRI定量参数可有效预测LARC患者新辅助治疗后的pCR，联合检测可提高预测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