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胆囊切除术后胆总管结石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

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至2025年2月在国家电网公司北京电力医院因胆囊切除术后胆总管结石行腹腔镜手术的26例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分为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组（LCBDE，19例）和腹腔镜经胆囊管胆总管探查术组（LTCBDE，7例），对比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指标，并亚组分析前次手术方式对围手术期指标的影响。

LTCBDE组残余胆囊管长度显著大于LCBDE组[（1.7±0.7） cm vs（1.0±0.3） cm，P<0.05]，术后住院时间显著短于LCBDE组[（8.1±2.3）d vs（15.3±3.4）d，P<0.05]。两组发病间隔时间、结石数量和大小、术前实验室检查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前次手术方式与本次手术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无关。术后随访3~83个月，无迟发性胆管损伤、胆总管结石复发。

胆囊切除术后胆总管结石患者行腹腔镜手术是安全可行的，LTCBDE优势明显，可根据残余胆囊管长度等情况个体化选择腹腔镜手术方式。

探讨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治疗继发性胆总管结石（SCL）的疗效与安全性，为优化治疗策略提供临床依据。

回顾性收集并分析2023年3月至2025年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深圳福田）收治的169例SCL患者资料，将其中行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胆道探查取石术（LTCBDE）治疗的39例患者设为试验组，行胆囊切除联合胆总管切开取石术（LCBDE）+T管引流术的130例患者设为对照组，分析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肛门首次排气时间、术后拔管时间、术后24 h引流量等围手术期相关指标，以及结石残留率、腹腔出血、胆漏、肺部感染、腹腔感染、病死率等术后并发症的差异。

除对照组合并梗阻性黄疸比例较高（P<0.05）外，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的平均手术时间[（139.6±31.7） min vs（161.6±47.1） min，P=0.001]、术后肛门首次排气时间[（2.0±0.7）d vs（2.3±0.9）d，P=0.013]、术后住院时间[（6.1±1.8）d vs（9.8±4.1）d，P<0.001]、术后拔管时间[（4.0±1.5）d vs（5.5±2.4）d，P<0.001]显著缩短。术后并发症方面，试验组未出现胆漏，结石残留率略低于对照组（0 vs 3.1%；2.6% vs 3.1%），但两组术后各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总发生率（5.1% vs 10.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治疗可显著提升SCL患者的手术效率并加速其术后康复，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基于原发性肝细胞癌（HCC）结构化病理报告（SSRs）使用情况，以传统叙述式病理报告（TSRs）为对照，探究SSRs在提升病理信息质量和规范化水平中的应用价值。

回顾性纳入2022年4月至2025年4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699份HCC病理报告，以病理专家复核结果作为“金标准”，对TSRs与SSRs的关键信息完整性和与“金标准”的一致性进行比较。

共596份TSRs（2022年4月至2025年4月）和103份SSRs（2024年4月至2025年4月）。SSRs实施后整体漏报率均显著下降，由实施前的37.4%~82.4%降至实施后的0~38.3%。TSRs大体观察漏报率为0~97.5%；显微镜观察漏报率为0.8%~97.7%；周围及其他器官侵犯漏报率45.6%~84.7%，而SSRs的漏报率维持在12.6%以下。SSRs可显著提高生长方式（38.6% vs 63.2%）、包膜（19.0% vs 67.8%）、包膜侵犯（24.5% vs 74.1%）、肝纤维化（45.5% vs 56.1%）及肝炎活动程度（5.7% vs 70.3%）的一致率（P<0.05）。

SSRs可显著提升病理报告质量，更好地满足临床诊疗需求，为其在HCC复杂临床情境下的规范化应用提供了现实依据。

探讨自身免疫性疾病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HPT）之间的潜在因果关系，为临床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芬兰生物库（FinnGen）的公开数据，采用孟德尔随机化（MR）方法，以自身免疫性疾病为暴露因素，全类型HPT（包括原发性、继发性、三发性）为结局变量。通过逆方差加权法（IVW）、加权中位数法、加权模式法、MR Egger回归和简单模式法进行因果效应估计，并辅以敏感性分析和异质性检验。

IVW显示自身免疫性疾病与HPT呈显著正因果相关（OR=1.17，95% CI: 1.07~1.29，P<0.001）。加权中位数法（OR=1.17，95% CI: 1.01~1.34，P=0.032）和加权模式法（OR=1.16，95% CI: 1.02~1.32，P=0.026）结果一致。MR Egger回归未发现显著因果关联（OR=1.14，95% CI: 0.97~1.35，P=0.117），截距项检验未提示多效性偏倚（P=0.703）。异质性检验（Q=12.3, P=0.116）与留一法分析均未发现显著偏倚，支持因果关联的稳健性。

基于遗传证据的MR分析显示，自身免疫性疾病与HPT存在潜在因果关联，提示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增加HPT的发生风险，建议临床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加强甲状旁腺功能监测，未来需结合多组学研究进一步验证因果关系并探索分子机制。

肝内胆管癌（iCCA）是一种源自胆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近年来的全球发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具有侵袭性强、进展迅速的特点。外周神经侵犯（PNI）是其重要的病理特征之一，与肿瘤复发、淋巴结转移及患者生存期缩短密切相关。PNI不仅是肿瘤细胞沿神经路径扩散的关键机制，更是肿瘤重塑微环境的主动过程，涉及肿瘤细胞与神经细胞、施旺细胞及其他微环境成分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本文综述了iCCA中PNI的诊断分级体系、临床意义及机制研究进展，旨在为伴有PNI的iCCA早期诊断及未来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新的见解。

基于CT及MRI技术计算的细胞外体积分数（ECVf）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影像学量化指标，可实现对细胞外体积的无创性定量分析。相较于传统有创穿刺活检技术，其具有创伤小、获取便捷等显著优势。在临床实践中，ECVf为器官纤维化程度评估、肿瘤预后判断、病理分型预测等多种临床问题提供了全新的量化指标，为相关疾病的诊疗提供了创新性思路。本文将从ECVf的发展历程、计算方法、在肝胆胰外科疾病诊疗中的应用价值及发展前景展开综述。

肝细胞癌（HCC）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手术切除是其核心治疗手段，但术后复发率较高，尤其合并微血管侵犯（MVI）的患者预后更差。研究表明，给予适当的术后辅助治疗可以延缓MVI阳性患者的复发时间并提高总生存率。目前针对伴MVI的HCC术后辅助治疗尚无统一标准，治疗方案包括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放射治疗、抗病毒治疗及上述治疗的联合应用等。现有证据提示，介入治疗可显著改善MVI阳性患者的生存预后，而介入相关的联合治疗方案虽在降低早期复发率方面展现优势，但长期的生存获益不明确，且缺乏高质量、多中心实证研究，未来需开展大型前瞻性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介入相关联合治疗模式的疗效与安全性。本文针对HCC术后伴MVI阳性患者术后辅助介入相关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逐年上升。鉴于甲状腺结节患者基数庞大，对结节良恶性的精准评估是早期诊治甲状腺癌的关键临床需求。人工智能（AI）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与模式识别能力，在甲状腺结节超声影像分析、CT影像特征提取及细针穿刺抽吸细胞学诊断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本文着眼于AI在评估甲状腺结节中的应用，基于不同检查方式探讨AI提升甲状腺结节评估准确性下限的作用，并展望AI加入现有诊断体系的潜在应用场景，以及可能面临的新问题与挑战。

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是长期接受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脏病患者常见并发症之一，显著增加死亡风险，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可选择维生素D补充剂、拟钙剂等药物治疗，若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则推荐行甲状旁腺切除术。主流手术方式包括甲状旁腺全切除术、甲状旁腺次全切除术及甲状旁腺全切除+自体移植术，不同术式在临床目标上各有侧重，也分别具备其优势与局限性。甲状旁腺全切除术被认为能有效降低术后复发率并减少二次手术风险，但其安全性及相关并发症仍存在一定争议。本文旨在探讨甲状旁腺全切除术在治疗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中的应用现状，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展望。

从抑制细菌RNA聚合酶（RNAP）角度探讨杨梅素的抗结核作用及机制。

选取大肠杆菌RNAP（EcoRNAP）、结核分枝杆菌RNAP（MtbRNAP）为靶标蛋白，通过体外转录实验筛选出细菌RNAP抑制剂，杨梅素的活性验证分为A、B两组，每个大组设置4个浓度梯度，A组先加浓度为0、12.5、25、50 μmol/L杨梅素后加20 nmol/L启动子DNA；B组先加20 nmol/L启动子DNA后加浓度为0、12.5、25、50 μmol/L杨梅素。凝胶电泳迁移实验（EMSA）探索抑制机制，实验分为两组，不加杨梅素的样品为对照组，加杨梅素的样品为实验组。最后，药敏试验验证抑制剂对结核分枝杆菌敏感株和耐药株是否具有抑菌作用。

体外转录实验表明，杨梅素对EcoRNAP（F = 13.290，P = 0.015）及MtbRNAP（F = 9.431，P = 0.028）均有抑制活性。EMSA提示，杨梅素在转录起始阶段通过阻碍EcoRNAP（t = 22.692，P < 0.001）、MtbRNAP（t = 21.581，P < 0.001）与启动子DNA的相互作用从而抑制RNAP的转录活性。药敏试验证实杨梅素对结核分枝杆菌敏感株和耐药株均具有抑菌作用。

杨梅素通过抑制细菌RNAP与启动子DNA结合抑制细菌转录，对利福平和异烟肼耐药的结核分枝杆菌有抑菌作用，有望成为新型抗结核先导化合物。

探讨脓毒症相关性脑病（SAE）患儿发生颅内压（ICP）增高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其风险预测列线图模型。

选取2022年5月至2024年6月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PICU）收治的154例SAE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ICP状态分为增高组（56例）和非增高组（98例）。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资料及无创多模态脑功能监测指标，包括扰动系数（DC）、大脑中动脉（MCA）收缩期血流速度（VsMCA）、MCA平均血流速度（VmMCA）、MCA舒张期血流速度（VdMCA）、搏动指数（PI）和局部经皮脑氧饱和度（rScO₂）。经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SAE患儿ICP增高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利用R软件构建风险预测列线图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模型区分度曲线下面积（AUC），Bootstrap法进行模型内部验证。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住PICU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降低[比值比（OR）= 0.560，95%置信区间（CI）（0.382，0.837），P = 0.009]、入科后第1天的VsMCA升高[OR = 1.053，95%CI（1.010，1.098），P = 0.025]和rScO₂升高[OR = 1.199，95%CI（1.063，1.348），P = 0.004]为ICP增高的独立危险因素。预测模型AUC = 0.927[95%CI（0.887，0.967），P < 0.001]，敏感度92.9%，特异度79.6%，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一致性良好。

基于GCS评分、VsMCA及rScO₂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有效预测SAE患儿ICP增高风险，并为临床早期干预提供循证依据。

基于血尿素氮（BUN）动态变化轨迹对脓毒症患者进行分型，并探讨其与28 d病死率的关系。

基于入院后第1、3、7天BUN值进行潜变量增长混合模型（LGMM）分型，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并行log-rank检验；采用多因素Cox模型评估与28 d病死率的关联，并开展亚组分析。

共纳入210例脓毒症患者，基于BUN的动态变化轨迹识别出3种不同的轨迹类型（低起点缓慢下降型、高起点持续高水平型、中起点缓慢下降型），其28 d病死率分别为20.0%（25/125）、64.0%（16/25）、46.7%（28/60）。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3组患者的28 d生存曲线呈明显分离，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² = 20.030，P < 0.001）。与低起点缓慢下降型相比，高起点持续高水平型及中起点缓慢下降型患者的总体生存概率均显著降低，且高起点持续高水平型患者的28 d生存率最低（P均< 0.001），提示其28 d预后最差。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低起点缓慢下降型为参照，高起点持续高水平型[风险比（HR）= 2.500，95%置信区间（CI）（1.200，5.400），P = 0.020]和中起点缓慢下降型[HR = 2.600，95%CI（1.400，4.700），P = 0.002]死亡风险均显著增加。

BUN动态轨迹可区分预后异质的脓毒症亚型，其中高起点持续高水平型病死率最高。动态监测可用于早期风险评估与分层管理。

探讨尿补体成分3a（C3a）与危重患者急性肾损伤（AKI）和90 d死亡风险的关系及其潜在的预测意义。

前瞻性研究对象包括2020年3月到2022年12月因危重疾病而入住宝鸡市人民医院ICU的221例患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患者入院时尿C3a水平。主要终点是入住ICU后48 h内AKI的发生率。根据是否发生AKI将所有危重患者分为AKI组（81例）和非AKI组（140例）。次要终点是ICU和90 d时的全因病死率、出院时的透析依赖性以及ICU住院时长和总住院时长。

AKI组患者中位尿C3a水平明显高于非AKI组[7.73（6.02，10.14）μg/L vs. 3.68（2.72，5.32）μg/L，Z = 7.199，P < 0.001]。尿C3a升高是危重患者AKI发作的独立影响因素[比值比= 1.083，95%置信区间（CI）（1.014，0.155），P = 0.017]，其预测危重患者AKI发生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91[95%CI（0.729，0.852），P < 0.001]，其最佳截断值为6.06 μg/L，此时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5.31%和80.00%。在短期预后方面，尿C3a升高亦是危重成人患者90 d死亡风险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 1.046，95%CI（1.023，1.069），P < 0.001]。根据中位值将患者分为尿C3a低水平组（≤ 5.28 μg/L，110例）和尿C3a高水平组（> 5.28 μg/L，111例）。与尿C3a低水平患者相比，尿C3a高水平患者90 d生存率更低（log rank χ² = 50.668，P < 0.001）。此外，与尿C3a低水平患者相比，尿C3a高水平患者ICU病死率[10.91%（12/110）vs. 47.75%（53/111），χ² = 36.110，P < 0.001]及透析依赖性[2.73%（3/110）vs. 9.91%（11/111），χ² = 4.804，P = 0.028]比例更高，ICU住院时长[8.00（5.00，14.00）d vs. 18.00（12.75，38.00）d，Z = 2.587，P = 0.010]和总住院时长[10.00（6.00，18.00）d vs. 24.50（17.00，44.00）d，Z = 2.647，P = 0.008]也更长。

入院时尿C3a高水平与危重患者AKI发生和90 d死亡风险增加有关，有希望作为危重患者AKI发生和90 d死亡风险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

了解社区居民基础生命支持（BLS）知信行水平，分析其潜在剖面亚组特征和影响因素。

于2024年1月1日至5月31日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选取深圳市5个街道5个社区的1 348名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普通民众BLS知信行量表进行调查，使用Mplus 8.3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社区居民BLS知信行的影响因素。

社区居民BLS知信行水平存在3个潜在类别：低水平组共253人（BLS得分：25 ~ 41分），占总人数18.8%；中水平组共291人（BLS得分：42 ~ 48分），占总人数21.6%；高水平组共804人（BLS得分：49 ~ 66分），占总人数59.6%。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低水平组中参加过急救培训、学历高中及以下是其独立影响因素（P均< 0.05）；在中水平组中，仅有性别是其独立影响因素（P < 0.05）；在高水平组中，参加过急救培训、学历高中及以下以及年龄（36 ~ 59岁）均是其独立影响因素（P均< 0.05）。

社区居民BLS知信行现状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社区管理者应根据居民不同急救能力类别的主要特征调整培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