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葡萄糖（CHG）指数对急性基底动脉闭塞（aBAO）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后临床结局的预测价值。

数据来源为前瞻性注册研究BASILAR队列。根据入院时CHG指数的四分位数将所有患者分为4组，分别为Q1组（-0.25~3.68）、Q2组（＞3.68~4.25）、Q3组（＞4.25~4.82）和Q4组（＞4.82~7.91）。随访时间为术后1年。主要结局指标为术后1年良好功能预后[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3的患者比例]；次要疗效终点为术后90 d良好功能预后；安全性终点包括术后90 d全因病死率、术后48 h内症状性颅内出血及手术相关并发症等。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HG指数与不良功能预后（mRS评分＞3分）的关联，并计算OR值及95%置信区间（CI）。

本研究共纳入接受EVT的aBAO患者396例，Q1组、Q2组、Q3组和Q4组每组患者人数为99例。Q1~Q4组患者的年龄、吸烟史占比、高血压病史占比、2型糖尿病史占比、高脂血症史占比、尿酸、血脂各组分、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凝血功能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在临床结局方面，随着CHG指数升高，血管成功再通率（改良脑梗死溶栓分级2c~3级；Q1组、Q2组、Q3组和Q4组分别为68.69%、68.69%、57.58%和48.48%）和术后1年良好功能预后率（Q1组、Q2组、Q3组和Q4组分别为48.48%、44.44%、32.32%和31.31%）均呈显著下降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1.905、9.276，P=0.008、0.02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校正混杂因素后，CHG指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不良预后风险增加41%（OR=1.41，95%CI：1.13~1.76，P=0.002）。

CHG指数升高可能是aBAO患者行EVT术后1年功能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素。术前评估CHG指数有助于临床精准风险分层。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的致残率与病死率均居高不下。在缺血发生后，氧化应激、神经炎症、兴奋性氨基酸毒性及血脑屏障破坏等多种缺血级联反应相互交织，构成AIS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静脉溶栓和血管内治疗虽可改善AIS患者的预后，但治疗时间窗狭窄，缺血再灌注损伤难以避免，导致部分患者的临床获益仍然有限。依达拉奉右莰醇是由依达拉奉与右莰醇按4∶1比例组成的复方神经保护剂，其抗氧化与抗炎双靶点同步起效，发挥脑保护作用。本文围绕依达拉奉右莰醇的药理学机制、临床研究证据（包含随机对照试验与真实世界研究）、联合治疗策略、特殊脑卒中亚型应用及未来研究方向等进行综述，并探讨个体化精准用药方向，为临床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烟雾病（MMD）是一种以颈内动脉末端及大脑中动脉起始部进行性狭窄、合并颅底代偿性异常血管网形成为病理特征的脑血管疾病，兼具缺血性与出血性脑卒中的双重风险，其临床治疗策略的制定极具挑战性。抗血小板疗法是缺血型MMD药物治疗的基石。然而，这一疗法对于MMD血流动力学的改善作用尚不明确，同时存在潜在的出血转化风险，因而在临床应用中存在一定的争议。抗血小板治疗对于MMD的脑卒中预防具有一定的潜在价值，但亚洲人群的临床数据却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尤其是对于影像学确诊的无症状MMD患者，抗血小板治疗的风险获益比仍未明确。本综述拟就抗血小板治疗在MMD中的病理生理学基础、临床应用现状、安全性争议及药物选择策略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精准决策及后续前瞻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探讨胸部SMARCA4缺失型非小细胞肺癌(SMARCA4-deficie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SMARCA4-dNSCLC)及SMARCA4缺失型未分化肿瘤(SMARCA4-deficient undifferentiated tumor, SMARCA4-UT)患者的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组织病理学特点及治疗预后，以提高对该疾病认识。

回顾性分析2022年11月至2025年4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37例胸部SMARCA4缺失型肿瘤(SMARCA4-deficient tumor, SMARCA4-DT)患者，将其分为SMARCA4缺失型非小细胞肺癌(SMARCA4-dNSCLC)10例，SMARCA4缺失型未分化肿瘤(SMARCA4-UT)27例，比较患者的性别、年龄，吸烟史，临床症状，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评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肿瘤CT位置、肿瘤大小、肿瘤密度、肿瘤强化均匀度、转移部位、分期、组织病理特征及预后。

与SMARCA4-dNSCLC相比，SMARCA4-UT其肿瘤直径更大、肿瘤密度及强化均匀度极不规则，且临床分期偏晚、纵隔淋巴结转移较常见，Ki-67指数高；整体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表现、ECOG体能状态评分、远处转移部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MARCA4-dNSCLC的组织学形态呈现多种低分化NSCLC形态；SMARCA4-UT的组织学形态分化较差，并失去了上皮癌的形态特征，表现为横纹肌样形态。肿瘤早期以手术为主，晚期则以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为核心方案，但两类肿瘤总体预后极差，中位总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 mOS)均较短。本文SMARCA4-dNSCLC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4个月，而SMARCA4-UT的中位生存期为5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SMARCA4-dNSCLC与SMARCA4-UT均具有高侵袭性、病情进展迅速、预后差的特点，而SMARCA4-UT恶性程度更高、进展更快、预后更差，两者在影像学表现、组织病理学特点及预后方面存在差异，临床可将SMARCA4常规纳入低分化、未分化胸部肿瘤免疫组化检测，早期识别并准确分型对评估病情与指导治疗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整合多套人肺癌单细胞转录组公共数据，系统解析肺腺癌肿瘤细胞恶性增殖转录调控网络的分子机制，筛选驱动肿瘤增殖的核心基因与转录因子，为肺癌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整合GSE131907、GSE149655、GSE148071及E-MTAB-6149四套肺癌scRNA-seq数据集，经质控、标准化及Harmony批次校正后获得199 489个高质量细胞。采用Louvain聚类和经典标记基因注释细胞类型，通过inferCNV结合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基于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 CNV)特征精准区分肿瘤上皮细胞与正常上皮细胞。运用Wilcoxon秩和检验筛选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通过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WGCNA)鉴定关键功能模块，利用GENIE3算法构建转录因子调控网络。在A549细胞中通过siRNA敲低高迁移率族蛋白B2(high mobility group box 2, HMGB2)，采用qRT-PCR验证核心转录因子及下游靶基因的表达变化。

整合数据集经批次校正后细胞均匀混合，共鉴定出20个细胞亚群，分为免疫细胞(65.18%)、上皮细胞(27.43%)、内皮细胞(4.60%)和成纤维细胞(2.79%)。基于CNV的GMM方法成功识别23 505个肿瘤细胞(占上皮细胞44.90%)，高置信度肿瘤细胞占80.59%。WGCNA鉴定出蓝色模块为与细胞周期高度相关的关键模块，其活性在S期和G2M期显著升高，核心基因均为经典细胞周期驱动基因。转录调控网络分析揭示FOXM1、E2F7、HMGB2等7个核心转录因子形成紧密互作网络。细胞实验证实，敲低HMGB2可显著下调FOXM1、E2F7、TOP2A等关键基因的表达。

整合多套肺癌单细胞转录组数据，构建肺癌上皮细胞异质性的单细胞图谱，阐明以HMGB2-FOXM1/E2F7/HMGA1-细胞周期基因为核心轴的转录调控网络驱动肺癌上皮细胞恶性增殖的分子机制。结果为肺癌的早期诊断标志物筛选和靶向治疗策略开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潜在分子靶点。

通过多队列转录组整合与单细胞分辨率分析筛选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稳健相关关键基因，阐明其细胞来源及与免疫微环境重塑的潜在联系，为PAH生物标志物与机制研究提供依据。

分别对3个独立转录组队列(GSE217438、GSE117261、GSE33463)进行PAH与对照差异表达分析并取交集获得跨队列一致候选基因；基于相互作用基因/蛋白质检索工具(search tool for the retrieval of interacting genes/proteins, STRING)构建蛋白互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网络定位关键节点；采用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 WGCNA)构建共表达网络并进行模块-性状关联与功能富集；进一步分析肺组织单细胞转录组数据，明确G蛋白信号传导调节因子1(regulator of G- protein signaling 1, RGS1)的细胞来源并在单核-巨噬细胞谱系中开展拟时序分析，同时比较对照与PAH的细胞通讯差异并筛选关键配体-受体轴；最后构建野百合碱(monocrotaline, MCT)(60 mg/kg)诱导大鼠PAH模型，通过肺泡巨噬细胞RT-qPCR、Western blot及肺组织免疫组化验证RGS1表达变化。

三队列差异基因交集提示候选基因具有较强跨队列稳定性，其中免疫调控相关基因RGS1被进一步聚焦；在3个独立队列中，RGS1在PAH组显著上调(P<0.05)。蛋白互作网络结果表明，RGS1位于网络中心位置并与多种G蛋白信号及免疫相关分子相互作用，提示其可能参与GPCR免疫相关通路。WGCNA分析结果显示RGS1所属深灰色模块与PAH表型高度相关(cor＝0.43, P＝5e-5)，该模块基因富集适应性免疫反应、免疫球蛋白介导反应及淋巴细胞介导免疫等通路。单细胞分析显示RGS1主要在免疫细胞中高表达，PAH组巨噬细胞比例显著上升并伴随炎症相关通路富集(P<0.05)；拟时序结果表明单核-巨噬细胞沿轨迹发生连续状态迁移，RGS1表达随伪时间动态变化；细胞通讯分析则显示PAH组整体通讯数量和强度增强，并筛选到在PAH组的配体-受体对PPIA-BSG通讯概率升高，提示信号网络重塑。模型组接受野百合碱(monocrotaline, MCT)动物模型中实验组肺泡巨噬细胞RGS1 mRNA与蛋白水平上调(P<0.01)，同时肺组织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 IHC)显示RGS1阳性信号增强。

RGS1可能参与PAH免疫微环境重塑，并有望成为免疫相关生物标志物和潜在干预靶点。

探讨基于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肿瘤内部生境影像组学特征量化肿瘤内部异质性(intratumoral heterogeneity, ITH)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治疗反应性的预测价值。

选择2022年6月至2025年6月我院拟行帕博利珠单抗联合铂类双药治疗NSCLC患者148例作为训练集，同期患者98例为验证集。治疗前采集CT图像并提取生境影像组学特征，采用LASSO回归筛选核心特征构建ITHscore模型。治疗结束后根据RECIST标准评估疗效，将训练集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分为缓解组79例，疾病稳定和疾病进展分为未缓解组69例。比较两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ICIs治疗反应性的独立因素，通过受试者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和决策曲线(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CA)判断预测效能。

训练集中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年龄、性别、临床分期及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ASSO回归从1524个放射组学特征中筛选出8个非零系数核心特征构建ITHscore。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年龄(OR＝1.145，95%CI：1.031~1.272，P＝0.011)、性别(OR＝2.447，95%CI：1.079~5.550，P＝0.032)、临床分期(OR＝3.555，95%CI：1.581~7.992，P＝0.002)、PDL1表达(OR＝0.887，95%CI：0.847~0.929，P＝0.007)及ITHscore(OR＝1.895，95%CI：1.261~2.848，P＝0.002)为影响ICIs治疗反应性的危险因素。ROC分析显示，ITHscore模型AUC为0.818(95%CI：0.737~0.882)，临床特征模型AUC为0.793(95%CI：0.710~0.862)(P>0.05)；联合模型AUC为0.896(95%CI：0.827~0.944)，敏感度75.61%，特异度91.23%，优于单一模型。验证集中联合模型AUC为0.879(95%CI：0.807~0.931)，敏感度70.73%，特异度92.41%。DCA显示，当阈值概率为0.25时，联合模型净获益0.27高于ITHscore模型0.23和临床特征模型0.11。

基于CT肿瘤内部异质性影像组学特征构建的ITHscore联合临床特征模型预测NSCLC患者ICIs治疗反应性区分能力和临床净获益良好，有助于早期识别免疫治疗获益人群。

分析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治疗相关性的肺炎(treatment-related pneumonia, TRP)的发生率及其和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 SII)的相关性。

回顾性分析于2021年1月至2024年12月我院收治局部晚期不可手术NSCLC患者89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案，分为联合组(放疗＋免疫)和放疗组(单纯放疗)，比较两组TRP的发生率和严重度；次要研究指标为探索联合组中治疗前SII与TRP的相关性。

联合组发生TRP 27例(61.36%)高于放疗组16例(35.56%)(P<0.05)；联合组≥3级TRP发生7例(15.91%)高于放疗组2例(4.44%)(P>0.05)。联合组27例TRP患者中，发生磨玻璃影23例(85.18%)、实变影15例(55.56%)、网格影10例(37.04%)、双肺受累10例(37.04%)；放疗组16例TRP患者中，发生磨玻璃影12例(75.00%)、实变影7例(43.75%)、网格影5例(31.25%)、双肺受累4例(25.00%)。联合组发生率高于放疗组(P>0.05)。联合组中发生TRP患者的治疗前SII值[1 035.1 (568.8，1 727.5)]高于未发生TRP者[472.0 (336.4，851.3)] (χ²＝7.35，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联合组中治疗前SII升高是发生TRP的危险因素(OR＝1.01，95%CI：1.01~1.01，P<0.05)，在不同调整模型中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较单纯放疗增加了TRP的发生风险，临床治疗中需要谨慎选择联合方案。治疗前SII的升高可能与TRP的发生相关，提示SII可能成为潜在生物标志物。

比较环泊酚与丙泊酚在达芬奇机器人肺癌肺叶切除术中的麻醉效果。

选取2022年5月至2025年2月我院行达芬奇机器人肺癌肺叶切除术患者113例为对象，随机分为环泊酚组57例和丙泊酚组56例。环泊酚组术中予环泊酚0.3~0.4 mg/kg负荷剂量后0.8 mg/(kg·h)静脉泵入维持，丙泊酚组予丙泊酚1.5~2.5 mg/kg负荷剂量后5.0 mg/(kg·h)静脉泵入维持。比较两组术中心率(heart rate, HR)、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脑氧饱和度(regional cerebral oxygen saturation, rSO₂)、术后苏醒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评分及围术期不良反应。

诱导后5 min，环泊酚组MAP、SBP、DBP高于丙泊酚组(P<0.05)。麻醉后15 min，两组rSO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5.54±2.57)%比(75.84±2.62)%，P＝0.565]；单肺通气10、30、60 min及恢复双肺通气20 min时，环泊酚组rSO₂高于丙泊酚组[(71.67±2.42)%比(69.54±2.37)%、(70.37±2.87)%比(68.29±4.35)%、(70.27±3.68)%比(66.31±2.13)%、(74.45±3.76)%比(71.21±2.71)%，P<0.001]。环泊酚组诱导成功时间[(1.41±0.42)min比(1.59±0.58)min]、自主呼吸恢复时间[(10.96±1.57)min比(13.28±2.02)min]、术后苏醒时间[(9.34±1.58)min比(11.57±1.82)min]及定向力恢复时间[(16.35±2.53)min比(18.98±2.42)min]短于丙泊酚组(P<0.001)。术后3 h、72 h环泊酚组MMSE评分高于丙泊酚组[(19.31±1.52)分比(17.54±1.37)分、(25.90±1.04)分比(23.31±1.13)分，P<0.001]；术后24 h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11)。两组恶心呕吐、术中高血压、低血压、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注射部位疼痛及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丙泊酚组POD 3例(5.36%)。

达芬奇机器人肺癌肺叶切除术中环泊酚较丙泊酚能维持术中血流动力学稳定，提高单肺通气期间脑氧饱和度，缩短术后苏醒及定向力恢复时间，改善早期认知功能，不增加不良反应风险，具有临床意义。

探讨不同剂量贝伐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及铂类药物一线治疗晚期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疗效与安全性。

选择2021年9月至2025年12月我院收治的接受贝伐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和铂类方案治疗的76例晚期非鳞状NSCLC患者资料，其中低剂量组(7.5 mg/kg)45例，高剂量组(15 mg/kg)31例。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1︰1分为每组28例。比较两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 DCR)、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及不良反应；Kaplan 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差异，Cox回归进行亚组分析。

PSM后两组基线特征均衡(P>0.05)。低剂量组较高剂量组ORR[53.57% 比35.71%](P＝0.179)，DCR[78.57% 比60.71%](P＝0.146)。中位OS低剂量组较高剂量组[24.5个月(95%CI：19.324~29.676)比22.8个月(95%CI：17.512~28.088)]，(HR＝1.167，95%CI：0.540~2.519，Log-rank P＝0.695)。亚组分析显示，基线特征年龄、性别、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 ECOG-PS)、吸烟史、病理亚型、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KRAS突变等与剂量疗效间无显著交互作用(P>0.05)。两组不良反应以1~2级为主；≥3级严重血液学及非血液学毒性发生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低剂量组1~2级恶心/呕吐发生率高于高剂量组(42.86%比17.86%，P＝0.042)，未增加≥3级胃肠道毒性(7.14% 比3.57%，P＝0.553)。

7.5 mg/kg低剂量贝伐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铂类一线治疗晚期非鳞状NSCLC的疗效不劣于15 mg/kg标准剂量，不良反应风险相近，安全性好。

分析泛免疫炎症值(pan-immune-inflammation value, PIV)、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联合D-二聚体(d-dimer, D-D)及肌钙蛋白I(cardiac troponinc, cTnI)及其联合指标对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APE)危险分层的相关性。

收集2021年1月至2025年10月浙江省桐乡市中医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收治的123例APE患者为对象，根据肺栓塞严重指数(pulmonary embolism severity index, PESI)评分将其分为低危组39例，中高危组84例。判断影响APE危险分层的因素，采用ROC曲线分析，以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为核心评价指标，结合敏感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及对应的截断值，分析PIV、PLR、D-D、cTnI及联合指标对APE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

中高危组NEUT 5.31( (3.95, 7.95)×10⁹/L、MONO 0.64 (0.47, 0.81)×10⁹/L、PIV 565.55 (373.41, 1 030.36)、D-D 7.62 (4.08, 15.18)mg/L、cTnI 20.52 (8.29, 36.91)ng/ml、SII 992.30 (696.69, 1 828.96)、NLR 4.46 (3.10, 9.44)、PLR 181.56 (131.90, 281.31)高于低危组4.46 (3.12, 5.91)×10⁹/L、0.44 (0.35, 0.51)×10⁹/L、171.77 (127.51, 333.45)、4.31 (1.54, 6.89)mg/L、5.35 (2.88, 11.94)ng/ml、494.21 (295.97, 840.78)、2.67 (1.66, 4.39)、109.03 (91.24, 144.61)；中高危组LYM 1.14 (0.76, 1.38)低于低危组1.84 (1.27, 2.1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的PIV、PLR、D-D、cTnI易发生中高危APE。PIV、PLR、D-D、cTnI预测中高危肺栓塞的AUC分别为0.827(95%CI：0.743~0.911)、0.769(95%CI：0.681~0.857)、0.694(95%CI：0.598~0.790)、0.735(95%CI：0.634~0.835)，而由上述构成的联合指标，其AUC达0.884(95%CI：0.817~0.951)，以0.560为最优截断值时，敏感度为89.29%，特异度为74.26%，约登指数为0.636。

PIV、PLR、D-D、cTnI是中高危APE发生的影响因素(P<0.05)，PIV、PLR联合D-D及cTnI水平升高与APE的危险分层密切相关，联合检测可有效提高中高危APE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助于临床评估。

探讨心电图门控计算机断层肺动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pulmonary angiography, CTPA)监测肺动脉扩张性(pulmonary artery distensibility, PAD)在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APE)患者风险分层中的临床意义。

选择2021年2月至2025年12月我院收治的接受心电图门控CTPA检查APE患者109例。根据预后情况分组，预后不佳23例为观察组，预后良好86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超敏心肌肌钙蛋白I(high-sensitivity cardiac troponin I, hs-cTnI)、D二聚体、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erminal pro-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计算简化肺栓塞严重程度指数(simplified pulmonary embolism severity index, sPESI)、简化Wells评分及肺栓塞排除标准(pulmonary embolism rule-out criteria, PERC)评分。CTPA检测右心室/左心室横径比值(right ventricle/left ventricle ratio, RV/LV)、肺动脉阻塞指数(pulmonary artery obstruction index, PAOI)及PAD。采用受试者特征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预测；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预后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血清hs-cTnI[96.50(28.79，269.32)pg/ml比43.85(24.22，90.76)pg/ml]、NT-proBNP[2 147.00(422.05，5 687.15)pg/ml比140.60(45.21，614.20)pg/ml]、sPESI[2.00(1.00，3.00)分比1.00(0.00，1.00)分]及PERC评分[2.00(2.00，3.00)分比1.00(1.00，2.00)分]升高，收缩压[135.50(119.75，150.25)mmHg比139.50(124.50，150.00)mmHg]降低(P<0.05)。观察组RV/LV[1.33(1.08，1.56)比0.95(0.90，1.15)]、RV/LV>1.0者占比(89.66%比49.65%)及PAOI[35.25%(31.03%，40.73%)比29.00%(25.93%，34.23%)]高于对照组，PAD降低[2.95(2.22，4.97)×10^－3/mmHg比5.98(4.37，7.31)×10^－3/mmHg](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PAD预测短期预后不佳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859(95%CI：0.803~0.904)，敏感度84.48%，特异度80.14%；RV/LV AUC为0.757(95%CI：0.691~0.815)，截断值>1.0时敏感度89.66%、特异度54.61%；PAOI AUC为0.766(95%CI：0.700~0.823)，截断值>30%时敏感度84.48%、特异度70.2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NT-proBNP>125 pg/ml(OR＝5.396，95%CI：1.822~15.978)、RV/LV>1.0(OR＝7.562，95%CI：2.397~23.860)、PAOI>30%(OR＝13.784，95%CI：3.912~48.567)及PAD>4.28×10^－3/mmHg(OR＝0.086，95%CI：0.028~0.270)为APE预后的危险因素(P<0.05)。联合预测AUC为0.94(95%CI：0.90~0.98)，优于单一指标(P<0.05)。

心电图门控CTPA监测PAD反映APE患者肺血管力学改变，预测优于RV/LV和PAOI。PAD、RV/LV、PAOI及NT-proBNP联合预测可提高APE患者风险分层准确性，具有临床意义。

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免疫联合化疗后主要病理缓解(major pathological response, MPR)的预测意义。

选择2022年2月至2025年1月我院收治的接受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局部晚期NSCLC患者104例，依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MPR为观察组63例与无MPR为对照组41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治疗前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SII)，预后营养指数(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 PNI)，计算变化值(Δ＝治疗后－治疗前)。采用LASSO回归筛选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定MPR影响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通过Kaplan-Meier法结合Log-Rank检验分析动态炎症评分与EFS的关联。

观察组治疗后ΔNLR[－0.65(－1.71，－0.27)比0.58(0.22，1.94)，Z＝－5.053，P<0.001]、ΔPLR[－48.13(－102.80，－12.83)比26.22(－16.87，60.70)，Z＝－4.660，P<0.001]、ΔSII[－225.54(－411.09，－83.77)比380.83(104.52，538.33)，Z＝－5.768，P<0.001]低于对照组，ΔPNI[0.98(－1.80，3.71)比－1.63(－7.15，0.79)，Z＝－5.236，P<0.001]高于对照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病理亚型(腺癌比鳞癌：OR＝0.127，95%CI：0.021~0.769，P＝0.025)、组织学分化(低分化比中分化：OR＝0.022，95%CI：0.002~0.294，P＝0.004)、ΔNLR(OR＝0.518，95%CI：0.299~0.898，P＝0.019)、ΔSII(OR＝0.996，95%CI：0.993~0.998，P＝0.002)、ΔPNI(OR＝1.514，95%CI：1.146~2.001，P＝0.004)为MPR影响因素。列线图模型预测MPR的AUC为0.95(95%CI：0.91~0.99)，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²＝6.610，P＝0.579)，决策曲线显示0.10~0.92风险阈值区间内净临床获益高。以动态炎症评分中位值0.76为截点，低评分组(52例)中位EFS为22个月，短于高评分组52例36个月(Log-Rank χ²＝30.989，P<0.001)。

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前后ΔNLR、ΔSII、ΔPNI是局部晚期NSCLC患者术后MPR的预测标志物；联合病理亚型、组织学分化程度构建列线图模型区分效能、校准度及临床净获益优异，可术前预测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的病理应答，为患者远期复发风险分层提供参考。

探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一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联合化疗疗效的预测生物标志物，构建预后评分模型。

选择2022年10月至2025年10月我院收治的接受一线ICIs联合化疗晚期NSCLC患者125例，分析治疗反应。通过LASSO回归筛选变量，基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白蛋白(albumin, ALB)及肝转移构建NLAL评分系统，0~1分低风险组95例，2~5分高风险组30例。依据NLR>3.25为观察组，NLR≤3.25为对照组。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和KaplanMeier曲线分析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低风险组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 DCR)为84.21%，显著高于高风险组60.00%(χ²＝7.892，P＝0.005)；低风险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高于高风险组[40.00%(38/95)比10.00%(3/30)，χ²＝9.310，P＝0.002]。NLAL评分预测DCR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797(95%CI：0.665~0.872)，优于单一指标NLR(AUC＝0.735)、LDH(AUC＝0.752)、ALB(AUC＝0.718)、肝转移(AUC＝0.689)及PDL1表达(AUC＝0.578)(P<0.05)。多因素Cox回归显示，肝转移(HR＝1.524，95%CI：1.032~2.248，P＝0.034)、NLR>3.25(HR＝1.854，95%CI：1.247~2.766，P＝0.003)、LDH>225 U/L(HR＝1.654，95%CI：1.114~2.452，P＝0.013)及ALB<36.52 g/L(HR＝1.416，95%CI：1.005~1.996，P＝0.046)为PFS缩短的危险因素。低风险组中位PFS长于高风险组(15.31个月比6.78个月，Logrank P<0.001)。NLAL评分预测PFS的AUC为0.763(95%CI：0.689~0.821)，优于单一指标(P<0.05)。中位随访19个月，72例生存(57.60%)、死亡53例(42.40%)。

基于NLR、LDH、ALB及肝转移构建的NLAL评分可预测一线ICIs联合化疗晚期NSCLC患者的ORR、DCR及PFS，优于单个外周血指标及PDL1表达，具有临床意义。

分析术前高度怀疑恶性，经术后组织病理学确诊为良性难定性肺结节的临床、影像学及组织病理学特征，为提升术前诊断准确率、减少不必要外科手术干预提供依据。

选择2020年1月至2024年12月我院收治的术前疑似恶性、接受外科手术且术后组织病理学证实为良性肺结节患者271例为研究对象，分析临床基线、影像学、实验室及病理资料。

五年间我院行肺结节手术共13 201例，其中术前难定性肺结节961例(7.28%)，本研究纳入术后组织病理学证实为良性者271例占同期肺结节手术总例数2.05%，占术前难定性肺结节总例数28.20%。271例中健康体检发现肺结节166例(61.25%)，症状性发现58例(21.40%)，其他疾病检查机会性发现47例(17.34%)。影像学特征：多发结节213例(78.60%)，单发结节58例(21.40%)；实性结节240例(88.56%)，混合磨玻璃及纯磨玻璃结节31例(11.44%)；右肺结节165例(60.39%)，左肺结节106例(39.11%)；结节最大直径>1.0 cm 162例(59.78%)，≤1.0 cm 109例(40.22%)；提示恶性影像学征象中分叶征101例(37.27%)，毛刺征86例(31.73%)、胸膜粘连征78例(28.78%)、血管穿行征68例(25.09%)；伴有颈部淋巴结肿大87例(41.83%)。PET-CT SUVmax升高者195例(71.96%)，其中SUVmax≥2.5者81例(41.54%)，SUVmax<2.5者114例(58.46%)。术后组织病理学示炎性病变者184例(67.89%)，其中肉芽肿炎116例，确诊结核39例，真菌15例。良性肿瘤中错构瘤36例(55.38%)和硬化性血管细胞瘤18例(27.69%)。空腹血糖升高者88例(32.47%)，其中炎性病变者血糖升高率38.59%高于非炎性病变的19.54%(P＝0.002)。肺结节经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151例(55.72%)、肺段切除术70例(25.83%)和肺叶切除术50例(18.45%)。

术前疑似恶性行手术切除的肺部良性结节影像学特征多表现为实性、多发，并伴有恶性结节的影像学征象，术后组织病理学以炎性病变，尤其肉芽肿性炎症常见。肺结节患者糖代谢异常并非少见，术前鉴别诊断中除常规影像评估与随访，应关注糖代谢状态，综合评估后优化诊疗决策，减少不必要外科手术。

分析雅安市2019－2024监测年度流行性感冒的流行特征、病毒型别分布及人群感染规律，为精准流感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收集雅安市两家国家级哨点医院2019年3月至2025年2月流感监测数据(剔除2020年度疫情防控期间零检出数据)，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进行病毒分型鉴定，应用χ²检验比较不同年度、季节、人群阳性检出率差异。

共纳入13 454例样本，阳性2 535例(18.84%)，年际间差异显著(P<0.001)，2023年度阳性803例(29.82%)。病毒分型以季节性H3N2亚型流感病毒〔Seasonal influenza A(H3N2)subtype,季H3型〕1 411例(55.66%)，其次为乙型流感病毒Victoria系(Influenza B virus Victoria lineage, BV型)1 725例(28.60%)和2009甲型H1N1亚型流感病毒〔2009 pandemic influenza A(H1N1)virus，新甲H1型〕399例(15.74%)，未检出乙型流感病毒Yamagata系(Influenza B virus Yamagata lineage, BY型)。季节分布呈秋季1 020例(27.54%)和冬季792例(24.00%)双峰特征，夏季最低255例(7.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5~14岁年龄组阳性检出1 303例(30.23%)；学生1 207例(33.07%)、教师15例(37.50%)阳性率显著高于其他职业(P<0.001)，校内阳性1 711例(25.76%)显著高于校外824例(12.09%)(P<0.001)。

雅安市流感在秋季、冬春季均为高发，以秋季高峰最为显著。季H3型、BV型、新甲H1型交替流行特征，学生和教师为高风险人群。建议针对5~14岁学龄儿童、教师及托幼儿童优先接种疫苗，加强学校等重点场所晨午检和因病缺勤追踪，建立"型别-季节"双维度预警系统。

探讨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对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l pulmonary disease, NTM-PD)的诊断价值，分析临床特征。

回顾性选择2020年1月至2024年1月我院收治的93例疑似NTM-PD患者临床资料，患者接受分枝杆菌培养及mNGS检测。以临床确诊结果为金标准，比较两种方法诊断效能；分析确诊NTM-PD患者的菌种分布、感染类型、临床表现及预后。

93例疑似患者中确诊NTM-PD 65例(69.89%)。与确诊结果相比，分枝杆菌培养诊断准确率76.34%，Kappa值为0.470(P<0.05)；mNGS诊断准确率94.62%，Kappa值为0.873(P<0.05)。65例确诊患者中单独NTM感染43例(66.15%)，混合NTM感染22例(33.85%)，其中2种混合11例、3种混合9例、4种混合2例。共检出7种菌种，胞内分枝杆菌29例(44.62%)、鸟分枝杆菌17例(26.15%)、龟脓肿分枝杆菌14例(21.54%)、偶发分枝杆菌10例(15.38%)，副胞内分枝杆菌9例(13.85%)、马萨分枝杆菌7例(10.77%)、楚布分枝杆菌5例(7.69%)。ROC曲线显示，分枝杆菌培养诊断NTM-PD的AUC为0.607(95%CI：0.477~0.736，P＝0.104)，敏感性78.46%，特异性74.42%；mNGS的AUC为0.923(95%CI：0.850~0.997，P<0.001)，敏感性95.38%，特异性92.85%，两者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176，P<0.001)。65例确诊患者中64例经抗分枝杆菌治疗后病情控制良好，1例合并COPD、肺心病、支气管扩张等多种基础疾病，因脓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死亡。

mNGS诊断NTM-PD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优于传统分枝杆菌培养，能准确鉴定菌种并分辨混合感染，诊断效能高，具有临床意义。

探讨综合气道干预策略对机械通气患者预后的改善，分析肺通气功能与气道微生态的中介作用。

选取2022年8月至2025年12月我院收治的机械通气患者199例为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102例例，对照组97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气道管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精细化气道干预策略，包括气道动态评估、个体化湿化、精准吸痰、人工气道维护及气道廓清。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肺动态顺应性(compliance dynamic, Cdyn)、气道阻力(resistance, Raw)、氧合指数(partial pressure of arterial oxygen/fraction of inspired oxygen, PaO₂/FiO₂)、气道微生态多样性(Chao1指数、Shannon指数)及预后。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及PROCESS宏程序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治疗后观察组Cdyn[(58.62±9.47)ml/cmH₂O比(48.35±8.66)ml/cmH₂O，t＝7.869，P<0.001]、PaO₂/FiO₂[(289.62±41.53)mmHg比(231.47±36.82)mmHg，t＝9.905，P<0.001]高于对照组；Raw[(12.15±3.12)cmH₂O/(L·s)比(15.36±3.57)cmH₂O/(L·s)，t＝－6.772，P<0.001] 低于对照组。观察组Chao1指数[(689.25±72.36)比(542.16±65.82)，t＝14.869，P<0.001]及Shannon指数[(5.86±0.72)比(4.23±0.65)，t＝16.392，P<0.001]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机械通气时间[(7.82±2.15)d比(11.36±3.42)d，t＝－8.976，P<0.001]、ICU住院时间[(10.15±3.26)d比(14.72±4.15)d，t＝－8.403，P<0.001]及病死率(10.78%比24.74%，χ²＝6.189，P＝0.013)低于对照组。分层回归显示模型4的R²＝0.685，气道干预策略、Cdyn、PaO₂/FiO₂及Shannon指数是机械通气时间的影响因素。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肺通气功能与气道微生态的中介效应值为－0.315(95%CI：－0.390~－0.249)，中介效应占比47.37%。

综合气道干预策略可有效改善机械通气患者肺通气功能、气道微生态稳态，缩短机械通气、ICU住院时间，降低病死率具有临床意义。

分析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患者一氧化碳弥散功能(diffusing capacity of the lungs for carbon monoxide, DLCO)与肺通气功能的相关性，评估DLCO、DLCO%pred、DLCO/VA在诊断中的意义及差异。

纳入2022年6月至2024年6月苏北人民医院完成肺功能及胸部CT检查的老年患者535例，其中COPD患者为观察组275例，无呼吸道疾病患者260例为对照组。收集人口学资料、肺功能指标及CT肺气肿指数(LAA%)。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DLCO与通气功能的相关性，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DLCO%pred的影响因素，并通过ROC曲线评估诊断效能。

观察组FEV₁(1.23±0.48)L、FVC(2.33±0.70)L、FEV1%pred(50.40±20.92)、DLCO(3.46±1.57)mmol/min/kPa、DLCO%pred(45.17±21.35)、DLCO/VA(0.74±0.35)mmol/min/kPa/L低于对照组FEV₁(2.33±0.65)L、FVC(2.98±0.81)L、FEV1%pred(104.04±21.69)、DLCO(5.53±1.81)mmol/min/kPa、DLCO%pred(74.68±21.37)、DLCO/VA(1.81±0.29)mmol/min/kPa/L(P<0.05)；观察组LAA%(18.37±7.13)高于对照组(1.32±0.38)(P<0.05)。DLCO%pred与FEV1%pred呈显著正相关(r＝0.708，P<0.01)。多因素回归显示，年龄、FEV1%pred及LAA%是DLCO%pred的影响因素(P<0.01)。DLCO%pred诊断COPD的整体AUC为0.844 (0.799~0.889)，性别分层后诊断价值提升，男性DLCO%pred最佳截断值为59.75%，AUC＝0.883(0.842~0.924)，女性为65.50%，AUC＝0.861(0.778~0.943)。

DLCO指标与肺通气功能及肺气肿程度密切相关，对老年COPD患者具有辅助诊断意义。基于性别分层的诊断阈值能进一步优化筛查准确性。年龄、通气功能损害程度及肺气肿严重程度是影响老年患者弥散功能的影响因素。

探讨术前睡眠监测参数及血清神经丝轻链蛋白(neurofilament light polypeptide, NfL)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合并肺癌患者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的相关性。

选取2021年1月至2025年8月我院接受胸腔镜肺叶切除术的COPD合并肺癌患者87例，发生POD 19例分为观察组，未发生POD 68例分为对照组。收集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测指标、术前多导睡眠监测数据及术中参数。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OD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判断预测。

观察组年龄、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ASA)分级Ⅲ级占比、术中单肺通气时间[(97.85±16.37)min比(88.14±16.05)min，P＝0.001]、丙泊酚用量[(790.34±68.34)mg比(648.14±68.91)mg，P<0.001]及血清NfL[(77.45±22.36)pg/ml比(61.34±10.02)pg/ml，P<0.001]高于对照组。观察组REM睡眠缺失率(73.68%比47.06%，P<0.05)和非典型睡眠率(47.37%比17.65%，P<0.05)高于对照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中单肺通气时间(OR＝1.063，95%CI：1.035~1.093，P<0.001)、丙泊酚用量(OR＝1.006，95%CI: 1.003~1.009，P<0.001)、血清NfL(OR＝1.397，95%CI: 1.182~1.652，P<0.001)、快速眼动期(rapid eye movement, REM)睡眠缺失(OR＝2.294，95%CI: 1.164~4.519，P＝0.016)和非典型睡眠(OR＝1.178，95%CI: 1.050~1.635，P＝0.008)为POD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NfL、REM睡眠缺失、丙泊酚用量、非典型睡眠、术中单肺通气时间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分别为0.757、0.602、0.762、0.778、0.763；联合参数(睡眠参数＋NfL＋术中单肺通气时间＋丙泊酚用量)的AUC达0.939(95%CI: 0.898~0.981)，约登指数为0.758。

术前血清NfL升高、REM睡眠缺失、非典型睡眠、术中单肺通气时间延长及丙泊酚用量增加是COPD合并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发生POD的危险因素。将术前睡眠参数与血清NfL联合预测POD具有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