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BMI与心脏瓣膜病患者围手术期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INSPIRE数据库的数据，纳入了972例接受心脏瓣膜手术的患者。根据BMI将参与者分为四组，1组是低体重组BMI<18.5 kg/m²，2组是正常体重组18.5 kg/m²≤BMI<24.0 kg/m²，3组是超重组24.0 kg/m²≤BMI<28.0 kg/m²，4组是肥胖组BMI≥28.0 kg/m²，并通过回归模型分析BMI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使用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来预测死亡率。此外，采用限制性样条回归模型（restricted cubic spline，RCS）进一步探索BMI与死亡之间的非线性关联。

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表明体外循环时间、白蛋白、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肌酐、BMI和持续性肾脏替代疗法（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是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死亡的危险因素。BMI每增加一个单位，心脏瓣膜手术后死亡的概率降低11%（OR 0.89，95% CI：0.81-0.99，P=0.027）。通过接收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分析，联合体外循环时间、白蛋白、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肌酐、BMI和CRRT治疗预测死亡的模型显示出较高的准确性（AUC：0.857，95% CI：0.795–0.920），敏感性为80.36%，特异性为80.57%。BMI（kg/m²）与心脏瓣膜手术后死亡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两个关键的BMI截断点为23.41和29.69。在BMI<23.42）随着BMI的降低，死亡风险增加。在23.42≤BMI<29.69，死亡风险降低并达到最低点。在BMI≥29.69，随着BMI的进一步增加，死亡风险可能开始上升。

低BMI与心脏瓣膜围手术期死亡率显著相关，且BMI在预测死亡率方面具有一定价值。

探讨个案管理联合精细化饮食指导对袖状胃切除（SG）术后患者减重效果和饮食依从性的影响。

将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间在江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行腹腔镜下SG的8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n=43）和观察组（n=43）。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则在对照组方法的基础上给予个案管理联合精细化饮食指导。两组术后均持续干预6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形体指标（体重、BMI、腹围）、生活质量[世卫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WHOQOL-BREF）]、术后的饮食依从性以及并发症发生率。

两组患者术后3个月、6个月的形体指标均显著改善（P<0.05），观察组患者的体重、BMI、腹围等指标均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相较于术前，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显著改善（P<0.05），且观察组WHOQOL-BREF量表中的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经6个月的随访，观察组患者的饮食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未出现并发症，对照组术后出现3例并发症（1例胃漏，2例营养不良），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采用个案管理联合精细化饮食指导能显著提升SG术后患者的饮食依从性、改善形体指标和生活质量，减少术后营养不良。

探索护士对肥胖人群偏见态度现状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便利取样法于2021年5月至2021年9月选取不同地区医疗机构的注册护士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发放与回收。研究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对肥胖者态度量表（ATOP）。使用SPSS 27.0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分析。

本研究中护士ATOP均分为（68.21±14.40）分，ATOP得分在60分以下者占30%。护士体重偏见态度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护士的年龄、工作年限、患有代谢病数量、医院等级和职称对ATOP量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近三分之一的护士表现出对肥胖人群消极态度。年龄、工作年限、患有代谢病数量、医院等级和职称是护士对肥胖者偏见的主要影响因素。

随着超重和肥胖患病率的不断升高，社会对肥胖者的负面看法和刻板印象，即体重污名化现象也日趋严重。本文对国内外开发的多种体重污名评估工具进行综述。概述评估工具的内容、特点及应用情况，分析不同工具的优势与不足，以期为研究者准确评估两个角度的体重污名水平、研发本土化测评工具及制定去污名化策略提供参考。

在全球青少年肥胖问题日益严峻及其传统干预措施效果不彰的背景下，减重代谢手术（MBS）作为一项高效的治疗选择应运而生。然而，MBS在为青少年带来显著减重获益的同时，也为其独特的生理特点骨骼快速生长期，带来了新的临床挑战：潜在的骨骼健康风险。目前对于MBS如何干扰青少年骨代谢的长效机制认识尚浅，其远期骨骼安全性的循证医学证据亟待完善。本文系统综述减重代谢手术对肥胖青少年骨骼健康的影响，评估肥胖青少年接受减重代谢手术后骨骼健康，为青少年营养补充提供循证依据。

间歇性断食又称轻断食，是一种在特定时间段内调整饮食，以达到控制体重、提高身体健康状况和延缓衰老为目的的方法。其作为一种新型治疗代谢性疾病的方式在近些年来备受广泛关注，相关研究表明，间歇性断食在减重、改善血脂、血糖、胰岛素抵抗、调节肠道微生物环境、抗衰老等方面都有着积极影响，该文通过总结间歇性断食在这些方面的成效以及其存在的副作用，为进一步探索间歇性断食的应用提供思考与参考。

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LSG）因其显著的减重效果及对肥胖相关代谢综合征（如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改善作用，已成为病态肥胖及代谢综合征的首选术式。此外，该术式具有操作简便、并发症发生率低、患者耐受性良好等优势。然而，随着减重手术的广泛开展，LSG术后并发症（如胃瘘、出血及狭窄）的发生呈上升趋势。其中，术后胃狭窄（GS）是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可导致进食困难及营养不良，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本文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及我科临床经验，系统阐述LSG术后胃狭窄的发病机制、诊断方法、治疗策略及预防措施，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全面的诊疗依据，从而降低GS发生率并改善患者预后。

肥胖是全球健康问题，与多种消化系统肿瘤密切相关。研究显示肥胖与食管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细胞癌、胆道癌、胰腺癌等消化系统肿瘤存在关联。本文阐述了肥胖通过代谢紊乱、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性激素异常等机制显著增加消化道肿瘤（如食管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的发病风险，且风险随肥胖程度递增。脂肪细胞分泌的炎症因子可激活促炎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细胞增殖；胰岛素抵抗导致高胰岛素血症，激活信号通路，酸化肿瘤微环境，利于肿瘤侵袭转移；性激素水平异常激活雌激素受体，促进肿瘤细胞生长。此外，肥胖诱导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和癌症相关脂肪细胞（CAAs）通过分泌促炎因子和提供能量，进一步促进肿瘤发展。未来研究将聚焦肥胖与肿瘤的因果关系，开发针对相关靶点（如GPR65、PHD3、Glce）的药物，助力肥胖防控和肿瘤治疗。

肥胖不仅是多种癌症发生、进展及转移的重要危险因素，还可能通过影响肿瘤免疫微环境使肿瘤免疫治疗疗效更显著，从而抑制肿瘤，形成"肥胖悖论"。肥胖可以通过改变瘦素、脂联素的水平，导致异常信号通路的激活、免疫细胞的功能受损，从而促进肿瘤发生，还可能通过影响肿瘤免疫微环境使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更显著，抑制肿瘤进展，但具体的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本文综述了肥胖通过多种机制重塑肿瘤微环境、影响免疫细胞功能及肥胖与免疫治疗疗效关联性的研究进展，旨在为优化肿瘤免疫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比较无黏膜下注射套扎辅助内镜黏膜下切除术(ESMR-L)与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切除10 mm以下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RNEN)的疗效及安全性。

自2023年1月至2025年4月在黑龙江省医院消化病院开展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纳入住院行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长径≤10 mm，单发)内镜下切除的患者，随机数字表法按1∶1分为ESMR-L组和ESD组，所有手术均由高年资内镜医师完成，比较两组手术相关指标。

最终纳入81例患者，ESMR-L组40例、ESD组41例。术后病理诊断证实病灶局限于黏膜层及黏膜下层，无淋巴血管侵犯，均为G1级。两组病变完整切除率均为100%，水平切缘均为阴性，ESD组14例、ESMR-L组3例病灶紧邻垂直切缘(34.15% vs. 7.50%, P＝0.004)；ESMR-L组手术耗时短于ESD组(24 min vs. 39 min，P<0.001)，手术费用低于ESD组(3760元vs. 7070元，P<0.001)；两组随访期内(中位随访时间为11个月)均未观察到并发症及病变复发。

对于长径10 mm以下的直肠神经内分泌瘤，两种切除方法的疗效及安全性相当，而ESMR-L能提高切除效率，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手术费用。

探讨不同套扎方式在急性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中的疗效差异。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行急诊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EVL)的16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按套扎方式分为破口套扎组(116例)和密集套扎组(52例)。比较两组患者套扎点数、术后24 h心率及收缩压、术后72 h及2周内再出血率、合并症发生情况等方面的差异。

破口套扎组的套扎点数显著低于密集套扎组(2.3 ± 1.3 vs. 10.3 ± 1.4，P<0.01)。术后24 h，两组患者在心率(68 ± 13次/分vs. 71 ± 11次/分)和收缩压(126±15 mmHg vs. 131 ± 12 mmHg)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术后72 h内，破口套扎组的再出血率为0(0/116)，显著低于密集套扎组的5.8%(3/52，P<0.01)；而在术后72 h至2周内，两组再出血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 vs. 4.1%，P>0.05)。术后2周内，两组均未出现新发心脑血管疾病或急性肾损伤等合并症。

针对急性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优先于出血点或血栓头处行破口套扎，可有效降低早期再出血风险，另外，套扎静脉球颜色变白可作为止血成功的标志。

探究胰腺囊性肿瘤(PCNs)囊液蛋白质O-糖基化特征，为筛选潜在生物标志物，探索PCNs发生发展机制提供方向。

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LC-MS/MS)对胰腺浆液性囊腺瘤(SCN)、黏液性囊性肿瘤(MCN)、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IPMN)囊液进行完整O-糖肽检测。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差异糖蛋白功能特征，初步探究PCNs可能的发生发展机制。同时，结合临床数据及目前研究现状，筛选出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质谱检测和分析结果显示，IPMN与SCN、MCN之间的蛋白O-糖基化差异较大，IPMN与SCN之间存在156个上调、17个下调差异糖肽。IPMN与MCN之间差异上调糖肽145个，下调2个。基因本体(GO)分析和通路分析结果提示差异糖蛋白主要位于细胞外基质、酶原颗粒膜、高尔基体腔、血液微粒等，主要涉及胃肠上皮的维持、炎性反应的负向调节、急性期反应、细胞内铁离子稳态等生物过程。主要涉及的通路包括补体和凝血级联反应、胰腺分泌、IL-17信号通路、神经活性配体-受体相互作用、ECM-受体相互作用、胆固醇代谢等。最终筛选出8种特征糖蛋白。

(1)IPMN、MCN、SCN之间的囊液蛋白O-糖基化水平存在差异；(2)PCNs发生发展机制可能与免疫反应、信号转导、胃肠上皮维持、胰腺分泌等有关；(3)MUC-5AC、MUC-5B、MUC-2、FN、Elastase-3A、Elastase-3B、Alpha-2-M、PL-RP2有望作为鉴别不同类型PCNs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超级微创全层切除手术(SMIS-EFTR)作为早期胃癌治疗的创新术式，其标本处理与病理评估具有独特性。本文旨在探讨SMIS-EFTR术后胃癌标本的规范化处理与全层病理诊断要点，以提高病理诊断的准确性。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22年2月至2024年11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消化内科医学部8例胃全层切除的病例，重点优化标本处理中"全层-非全层"混合区域的规范化操作，明确浆膜面评估指标。

8例手术标本均完整呈现"内圈全层切除＋外圈非全层剥离"的混合结构，标本平均长径为(4.76±1.30)cm、肿瘤平均长径为(1.46±0.96)cm、全层区域平均厚度(0.24±0.12)cm、与非全层切缘平均距离(1.5±0.8)cm。所有标本均有癌变，2例肿瘤浸润深度均未超过黏膜下层(SM1)、1例肿瘤浸润深度达到SM3；均达到了完全切除(R0切除)。

针对SMIS-EFTR的"混合切除"特性，建立专属的标本处理规范及双层面(黏膜层＋浆膜层)评估体系，为精准病理诊断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结肠镜检查是结直肠癌首选的筛查方式，充分的肠道准备对于高质量的结肠镜检查至关重要。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是目前国内人群最常用的肠道清洁药物，但因其服用液体量大、口感欠佳，导致患者依从性降低。本文复习和总结了聚乙二醇电解质散用于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的现状及各种改进方案。

探讨超声对成人右半肝移植架桥血管动态监测的应用价值。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接受成人右半肝移植手术的受者资料。共纳入27例受者，按照供肝切除及血管重建方式，分为不带肝中静脉(MHV)的架桥组(n＝19)和带MHV的非架桥组(n＝8)。收集两组受者围手术期相关资料以及术后1周内肝功能指标。利用超声动态监测术中及术后门静脉、架桥血管及Ⅴ、Ⅷ段静脉血流情况，观察频谱形态并测量血流参数。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架桥组和非架桥组受者性别、体质指数、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和白蛋白水平等术前指标，手术时间、出血量、无肝期时间和输注红细胞量等术中指标，以及术后总住院时间、术后第1天和第30天门静脉流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架桥组和非架桥组受者术后ICU住院时间中位数分别为4.0(3.0，4.5)和6.0(5.5，7.5)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42，P<0.05)。术后1周内两组受者肝功能指标均稳步下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架桥组术中及术后第1、7、14和30天架桥血管流速分别为(38.3±14.4)、(30.7±13.4)、(42.2±14.7)、(38.7±14.4)和(36.0±21.4) cm/s，血流及频谱均显示良好。架桥组移植肝Ⅴ、Ⅷ段肝静脉回流良好，术后第1天和第30天Ⅴ段静脉流速分别为(25.0±11.5)和(15.6±9.0) cm/s；术后第1天和第30天Ⅷ段静脉流速分别为(22.9±8.2)和(23.0±9.1) cm/s。

超声对成人右半肝移植MHV属支重建后架桥血管的监测可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术后早期血管并发症的检出以及移植肝再生提供敏感、有效的评估手段。

探讨快速荧光染色在肺移植术后感染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回顾性分析2021年9月至2024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接受肺移植术后发生感染的19例患者资料。共计69例次呼吸道样本，每个样本同时进行微生物培养和快速荧光染色(包括组织细胞荧光染色和真菌荧光染色)，分析病原菌检出和分布情况，对快速荧光染色结果进行形态观察；并以微生物培养结果为对照，评价快速荧光染色法检出率、符合率、灵敏度和特异度。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比较。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快速荧光染色对肺移植术后感染的诊断价值。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69例次呼吸道样本微生物培养共检出病原菌80株，杆菌、球菌和真菌分别为44株(55.0%)、11株(13.8%)和25株(31.2%)。组织细胞荧光染色检测阳性率为82.6%(57/69)，与细菌培养阳性率(85.5%)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460，P>0.05)；以细菌培养结果作为对照，组织细胞荧光染色检出细菌的符合率、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5.5%、89.8%和60.0%。真菌荧光染色检测阳性率为39.1%(27/69)，与真菌培养阳性率(43.5%)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612，P>0.05)；以真菌培养结果作为对照，真菌荧光染色检测真菌的符合率、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1.2%、73.3%和87.2%。组织细胞荧光染色诊断细菌感染和真菌荧光染色诊断真菌感染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49(P<0.05，95% CI: 0.558～0.940)和0.812(P<0.05，95% CI: 0.702～0.922)。

快速荧光染色能在短时间内初步鉴别细菌和真菌感染类型，直观评估感染的炎症反应程度，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

探讨血清生物标志物IL-6、IL-8、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1(sTNFR1)、再生胰岛衍生蛋白3α(Reg3α)、可溶性肿瘤发生抑制蛋白2(sST2)、弹性蛋白酶抑制因子(elafin)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相关性。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3年1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血液科接受allo-HSCT的106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发生aGVHD的49例患者纳入aGVHD组，未发生aGVHD的57例患者纳入无aGVHD组。所有患者均于移植后＋28、＋56和＋90 d采集外周血进行细胞因子检测。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移植后＋28 d时，无aGVHD组患者sST2水平[52.2(34.9～93.0)pg/mL]低于aGVHD组[98.2(58.3～186.7)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268，P<0.05)；＋56 d时，无aGVHD组患者sTNFR1、sST2和Reg3α水平分别为1 971.2(1 656.8～2 537.0)、76.4(40.0～134.4)和38.8(23.8～92.6)pg/mL，均低于aGVHD组[2 791.2(1 698.4～3 468.2)、191.0(113.5～620.2)和77.0(41.5～162.0)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926、－4.420和－3.393，P均<0.05)；＋90 d时，无aGVHD组患者sST2水平[78.6(51.0～107.1)pg/mL]低于aGVHD组[146.9(81.0～327.8)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578，P<0.05)。移植后＋56和＋90 d时，Ⅱ～Ⅳ度aGVHD组患者sTNFR1水平依次为3 245.4(2 804.6～3 557.6)和2 891.2(2 024.6～4 534.0)pg/mL，Reg3α水平依次为162.0(65.4～310.3)和92.5(58.1～157.7)pg/mL，均高于Ⅰ度aGVHD组[sTNFR1依次为2 009.7(1 599.5～3 259.1)和1 870.9(1 620.2～2 334.4)pg/mL、Reg3α依次为53.7(33.2～79.7)和43.9(39.2～64.7)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639、－2.242、－3.026和－2.743，P均<0.05)。＋90 d时，Ⅱ～Ⅳ度aGVHD组患者elafin水平[14.0(10.3～24.7)pg/mL]高于Ⅰ度aGVHD组[8.4(7.5～14.3)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62，P<0.05)。胃肠道aGVHD组患者移植后＋28、＋56和＋90 d Reg3α水平依次为94.7(27.9～307.8)、306.4(162.1～524.4)和124.5(70.1～312.8)pg/mL，非胃肠道aGVHD组依次为33.5(19.6～57.3)、53.8(33.8～81.7)和43.9(37.6～66.7)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352、－3.857和－2.800，P均<0.05)。＋56和＋90 d时，胃肠道aGVHD组患者sTNFR1水平依次为3 250.5(2 980.8～4 413.2)和4 534.0(2 419.4～6 171.2)pg/mL，非胃肠道aGVHD组依次为2 189.4(1 609.7～3 297.1)和1 885.2(1 715.0～2 530.0)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842和－2.100，P均<0.05)。

血清生物标志物(sST2、sTNFR1、Reg3α和elafin)水平与allo-HSCT后aGVHD发生及严重程度相关，这些指标可用于辅助临床诊断和干预。

系统分析国内外异种肝移植(XLT)相关研究文献，深入探讨该领域的热点问题。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201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收录的XLT主题文献进行详尽的可视化分析。分析维度包括文献年发表量、发文作者、发文国家/地区、发文机构及关键词等。

本次分析共纳入XLT主题英文文献283篇、中文文献38篇。在此期间，中文文献发文量总体平稳，英文文献发表整体呈下降态势。中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作者依次是陶开山(11篇)、窦科峰(10篇)和李霄(10篇)；英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作者依次是Ayares David(13篇)、Burlak Christopher(11篇)、和A Joseph Tector(9篇)。中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机构依次是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9篇)、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8篇)和中国农业科学院(4篇)；英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机构依次是美国哈佛大学(24篇)、美国麻省总医院(17篇)和西班牙阿里沙卡圣母大学临床医院(17篇)。国内外相关核心作者、核心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共计37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XLT研究，文献发文量排名前三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77篇)、中国(70篇)和韩国(32篇)。关键词主题聚类分析揭示，国内外XLT领域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炎症、细胞治疗、实验模型、公众态度、免疫微环境调控、生物医学工程和临床应用7个主题群。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分析显示，国内外研究中免疫排斥、炎症、动物模型、细胞治疗和态度的相关研究成为热点方向，各研究热点之间紧密关联。

XLT研究意义重大，未来通过加强国内外作者合作、政策鼓励和资金分配倾斜等手段，有望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发展。

肝脏具有强大再生能力，但在某些情况下，如肝纤维化、肝硬化或急性肝损伤，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受到抑制，导致疾病进展。间充质干细胞(MSCs)以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在疾病治疗和再生医学中展现出重要的潜力，但其有肿瘤发生、移植排斥反应等风险。MSCs来源外泌体(MSC-Exos)具有与其相当的功能，且更安全，作为一种新的无细胞疗法，为疾病诊疗提供了新方向。MSC-Exos可通过调控自噬和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抗肝细胞凋亡及促进血管再生等机制有效促进肝再生。本文主要对MSC-Exos特性及其对肝再生的可能作用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促进MSC-Exos在肝再生领域的应用。

Castleman病(CD)作为较为罕见的免疫反应性淋巴结病，以淋巴组织增生为特征。其中累及多个淋巴结或区域的多中心型Castleman病(MCD)会导致肾小球肾炎、淀粉样变性和间质性肾炎等，损伤肾功能。MCD导致的肾衰竭后进行肾移植虽比较罕见，但由于其治疗和预后复杂，更需要被重视。本文针对目前已有报道的CD与肾移植相关病例进行综述，旨在探讨MCD相关肾衰竭和肾移植的挑战与获益，为临床预防、诊治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