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综合干预措施联合光动力治疗在儿童尖锐湿疣（CA）中的应用效果。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4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门诊接受光动力治疗的30例CA患儿的临床资料。在光动力常规治疗基础上，针对CA患儿及其家属实施针对性心理干预、治疗全程疼痛管控、术后创面专项皮肤处理以及健康知识宣教等一系列综合干预措施，完成6个月定期随访，统计患儿临床疗效、患儿治疗依从性和相关不良反应。

入组30例患儿中男性18例、女性12例，年龄2～14岁[（6.3±2.4）岁]，病程1～6个月[（4.2±1.2）个月]，皮损直径0.2～1.8 cm[（1.22±0.10）cm]，皮损数目1～8个[（4.43±0.8）个]；病变累及外生殖器者20例（66.67%），累及肛周者8例（26.67%），2例（6.66%）患儿外生殖器与肛周病灶同时存在。经联合综合干预措施的光动力治疗后，痊愈22例（73.33%）、显效7例（23.33%）、无效1例（3.33%），临床总有效率为96.67%（29/30），6个月随访期间无复发病例。全部CA患儿完成全程治疗，治疗依从性良好，其中完全依从25例（83.33%），部分依从5例（16.67%），无完全不依从病例。治疗过程中所有患儿均未发生严重全身性不良反应，局部不良反应均为轻中度，且可在同一患儿重叠出现。共11例患儿（36.67%）至少出现1种局部不良反应，其中出现疼痛6例（20.00%）、局部红斑6例（20.00%）、水疱糜烂2例（6.67%）、瘙痒伴烧灼感1例（3.33%）、色素沉着3例（10.00%）；所有不良反应经局部对症处理后均完全缓解，未影响ALA-PDT治疗进程。

综合干预措施联合光动力治疗儿童CA，患儿治疗依从性良好，不良反应可有效缓解。

探索口咽部菌群失衡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后肺间质纤维化（PCPF）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及潜在机制。

采用横断面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因COVID-19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住院治疗并完成出院后2年随访的康复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访时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学表现，将患者分为纤维化组和非纤维化组。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患者口咽部微生物菌群α多样性；采用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MDS）与主坐标分析（PCoA）评估两组菌群β多样性；以Benjamini-Hochberg法进行FDR校正分析门、属、种的丰度差异，并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其与临床症状及运动耐量间的相关性。

共纳入83例患者，其中纤维化组患者43例，非纤维化组患者40例。随访2年时，纤维化组患者出现更多的呼吸道症状，mMRC评分（U=676.0、P=0.008）、BCSS评分（U=625.0、P=0.029）、CAT评分（t=2.127、P=0.036）和CET评分（U=538.5、P=0.002）均显著高于非纤维化组，但6 min步行距离（6MWD）更短（U=598.5、P=0.0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微生物组分析显示，纤维化组患者口咽微生物α多样性显著升高（Chao1指数：U=580.5、P=0.010；Shannon指数：U=557.0、P=0.005；Simpson指数：U=513.0、P=0.001；Faith系统发育多样性指数：U=579.0、P=0.010；Simpson e指数：U=577.0、P=0.010；Heip e均匀度指数：U=529.0、P=0.0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β多样性分析显示两组患者菌群结构明显分离。菌群分类学分析显示，纤维化组患者普雷沃菌属（U=358.0、P＜0.001）、韦荣菌属（U=418.0、P＜0.001）及链球菌属（U=538.0、P=0.003）等潜在促炎性菌群相对丰度较非纤维化组患者显著增加，而奈瑟菌属（U=226.0、P＜0.001）显著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部分差异显著菌种如Streptococcus parasanguinis丰度与mMRC评分（r=0.24、P=0.04）和CAT评分（r=0.27、P=0.02）呈正相关；Fusobacterium_C_periodonticum_D的丰度与CAT评分（r=－0.30、P＜0.001）和Warrick评分（r=－0.26、P=0.02）均呈负相关，而与6MWD（r=0.26、P=0.02）呈正相关；Veillonella A rogosae及Streptococcus infantis均与Warrick评分呈负相关（r=－0.30、P＜0.01，r=－0.28、P=0.01），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CPF患者存在持续的口咽部菌群失衡，其特征与临床症状及功能受损密切相关。口咽微生物可能成为PCPF风险评估的潜在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及新型治疗靶点。

基于青海地区结核性脑膜炎（TBM）特征，探索TBM诊断的独立预测因素，构建并验证其诊断预测模型。

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4年1月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诊治的931例感染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TBM患者739例（TBM组）和非结核感染性脑膜炎患者192例（非TBM组），按7∶3分为训练集（651例，其中TBM患者522例、非TBM患者129例）和验证集（280例，其中TBM患者217例、非TBM患者63例）。通过Lasso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TBM诊断的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价5种机器学习模型（决策树、逻辑回归、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和极限梯度提升）的诊断效能。

训练集和验证集患者一般资料和生化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TBM患者和非TBM患者组内训练集与验证集基线资料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Lasso降维筛选预测变量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共筛选出6个TBM的独立预测因素：意识障碍（OR=2.988、95%CI：1.242～7.555、P=0.017）、γ-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OR=4.279、95%CI：2.074～9.120、P＜0.001）、脑脊液单核细胞比例≥50%（OR=4.061、95%CI：1.881～9.174、P＜0.001）、磁共振成像（MRI）提示结核瘤（OR=7.080、95%CI：2.019～34.77、P=0.006）、MRI提示颅底脑膜强化（OR=3.022、95%CI：1.429～6.519、P=0.004）、计算机体层成像（CT）显示肺部病变（血行播散型结核：OR=46.140、95%CI：8.765～856.9、P＜0.001）。Logistic回归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的AUC均为0.948（95%CI：0.927～0.969、0.920～0.975），灵敏度分别为87.16%和85.71%，特异度分别为89.92%和90.48%。极限梯度提升模型在诊断TBM中性能最优（AUC=0.954）。

基于临床和影像特征的Logistic回归模型在TBM早期诊断中表现优异。

探讨新型免疫调节因子白细胞介素（IL）-41在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中的表达特征，分析其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诊断效能及对重症的预警价值。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4年全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和河北以岭医院收治的32例18岁以下MPP患儿，包括轻症17例（轻症组）和重症15例（重症组），另选取8例体检儿童为健康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试验（ELISA）检测入组儿童血清IL-41水平，并比较各组儿童性别、年龄以及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和IL-6等实验室指标水平。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重症MPP的诊断效能，应用相关性热图分析血清IL-41水平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入组的32例MPP患儿中男性11例（34.4%）、女性21例（65.6%），平均年龄（8.60±2.89）岁。轻症组与重症组MPP患儿年龄[（9.06±3.45）岁 vs.（8.07±2.09）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93、P=0.697）。轻症组MPP患儿较健康对照组儿童IL-41水平显著升高[（182.191±65.364）pg/ml vs.（137.628±2.914）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05、P=0.013）；而重症组与健康对照组，轻症组与重症组MPP患儿IL-41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IL-41、CRP和IL-6单一指标区分轻、重症MPP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52、0.590和0.522，效能均不理想；但三者联合区分的AUC可显著提升至0.768（95%CI：0.598～0.938、P=0.013），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3.8%和57.1%。轻症组患儿IL-41/CRP[24.47（7.4，41.1）]、IL-41/IL-6[26.88（9.1，34.6）]比值较重症组[10.81（1.3，18.9）和9.85（1.7，15.1）]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946、－1.957，P均＜0.001）。Spearman相关性分析则显示，MPP患儿血清IL-41与IL-6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0.64、P=0.020）。

MPP轻症患儿血清IL-41水平显著上调，而重症MPP患儿虽升高但不显著，提示IL-41可能作为抗炎因子发挥重症保护作用。IL-41、CRP和IL-6水平联合检测可提高对重症MPP的诊断效能，动态监测IL-41水平或有助于MPP患儿的病情评估。

探讨CXC趋化因子受体3（CXCR3）及其配体（CXCL10、CXCL11）表达水平与肺结核患者临床特征和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收集2022年12月至2023年10月于河北省胸科医院接受治疗的81例肺结核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不同病变程度肺结核患者基本资料；采用广义混合效应模型分析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与肺结核病变程度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免疫微环境指标与CXCR3、CXCL10、CXCL11阳性表达率的关系；分析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对肺结核病变程度的预测符合率；采用DeLong检验和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趋化因子阳性表达率对肺结核病变程度的预测效能。

入组81例肺结核患者中男性52例、女性29例，年龄（42.95±6.83）岁。有吸烟史、无卡介苗接种史、通风不良的肺结核患者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显著升高（P均＜0.05）；B细胞＜16%、CD4⁺ T淋巴细胞＜30%、CD8⁺ T淋巴细胞＜31%、自然杀伤细胞（NK）＜15%、巨噬细胞≥66%肺结核患者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显著升高（P均＜0.05）；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史对肺结核患者CXCR3（t=1.574、P=0.002）、CXCL10（t=1.638、P=0.015）和CXCL11（t=3.175、P=0.025）阳性表达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卡介苗接种史和通风不良则对CXCR3、CXCL10、CXCL11阳性表达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卡介苗接种史：t=－0.809、P=0.008，t=－1.975、P=0.019，t=－4.546，P=0.022；通风不良：t=－1.503、P=0.015，t=－1.335、P=0.007，t=－2.324，P=0.008）；随着病变程度加重，肺结核患者吸烟史（χ²=31.867、P＜0.001）、通风情况（χ²=15.178、P=0.001）、巨噬细胞比例（F=9.921、P＜0.001）、CXCR3阳性（χ²=18.277、P＜0.001）、CXCL10阳性（χ²=15.178、P=0.001）、CXCL11阳性（χ²=19.708、P＜0.001）占比逐渐升高；卡介苗接种史占比（χ²=15.178、P=0.001）、B细胞（F=10.947、P＜0.001）、CD4⁺ T淋巴细胞（F=11.471、P＜0.001）、CD8⁺ T淋巴细胞（F=10.911、P＜0.001）和NK细胞（F=11.124、P＜0.001）水平逐渐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CXCR3、CXCL10和CXCL11阴性患者相比，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肺结核患者病变程度为轻度的风险（OR）分别为2.125、2.080和2.153，病变程度为中度的OR分别为2.723、3.294和1.934，病变程度为重度的OR分别为2.832、2.501和2.271；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B细胞、CD4⁺ T淋巴细胞、CD8⁺ T淋巴细胞和NK细胞分别与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呈显著负相关（P均＜0.001），而巨噬细胞与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呈显著正相关（r=0.463、0.489、0.677，P均＜0.001）；三者联合预测肺结核病变程度为中重度和重度的符合率显著高于3个指标单一预测（P均＜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三者联合预测肺结核病变程度为中重度或重度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82.75%和95.71%；DeLong检验显示三者联合预测效能（AUC）优于单一指标（P均＜0.05）。

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与肺结核患者临床特征及病变程度密切相关，可能参与肺结核的局部免疫调节。

探究消啰散穴位贴敷对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细胞因子及T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

收集2023年10月至2024年10月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太和中医院儿科就诊的102例MPP患儿的临床资料，依次读取102个随机数字并按大小排序或设定奇偶规则，随机数为奇数入试验组，偶数入对照组，分为试验组（51例）与对照组（51例）。对照组患儿接受阿奇霉素治疗，试验组患儿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消啰散贴敷治疗。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Pearson χ²检验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体征、症状改善、肺功能指标、血清细胞因子水平、T淋巴细胞亚群分布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等。

较治疗前，两组患儿用力肺活量（FVC）、峰流速（PEF）、第1秒用力呼气量与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均显著提高；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C-反应蛋白（CRP）水平均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试验组MPP患儿临床总有效率（98.04%、50/51）、FVC（2.70±0.43）、PEF（6.54±0.82）和FEV1/FVC（76.59±6.88）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76.47%、39/51、FVC（2.18±0.31）L、PEF：（5.27±0.70）L/s和FEV1/FVC：（70.92±6.14）]（χ²=10.667，t=7.005、8.412、4.391；P均＜0.001），血常规指标复常时间（t=7.223、P＜0.001）、咳嗽消失时间（t=6.631、P＜0.001）、喘憋症状消失时间（t=4.856、P＜0.001）、肺部啰音消失时间（t=8.788、P＜0.001）和退热时间（t=12.097、P＜0.001）均显著缩短，血清IL-6[（6.44±0.78）pg/ml vs.（9.55±1.21）：t=15.428、P＜0.001]、TNF-α[（8.24±0.93）vs.（10.93±1.32）：t=11.897、P＜0.001]和CRP[（1.21±0.21）vs.（2.09±0.34）t=15.726、P＜0.001]水平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MPP患者CD3⁺ T、CD4⁺ T淋巴细胞水平均较本组治疗前水平显著降低，而CD8⁺ T淋巴细胞水平则显著下降（P均＜0.05）；治疗后试验组MPP患儿CD3⁺ T淋巴细胞[（71.02±7.83）%]和CD4⁺ T淋巴细胞[（43.28±5.24）%]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67.55±6.42）%和（38.99±4.65）%]，而CD8⁺ T淋巴细胞水平[（18.24±1.34）% vs.（21.11±1.99）%]显著低于对照组患儿[（21.11±1.99）%]（t=2.447、4.373、8.543，P均＜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和试验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7.84%和1.96%，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950、P=0.161）。

将消啰散穴位贴敷应用于MPP患儿，可有效降低患儿血清IL-6、TNF-α和CRP水平，抑制炎症反应，调节T淋巴细胞亚群，提升临床疗效。

探讨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T-DILI）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未愈结局相关影响因素，为抗结核治疗期间肝损伤的风险识别和随访管理提供依据。

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至2024年5月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136例AT-DILI患者的一般资料、基础肝病、肝损伤发生时间、临床分型、严重程度、实验室指标及转归。根据患者临床转归分为好转组（112例）和未愈组（24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T-DILI患者未愈结局的影响因素，并根据最终纳入合并乙型肝炎和γ-谷氨酰转移酶（GGT）水平的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概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探索该模型对AT-DILI患者未愈结局的判别效能。

入组136例AT-DILI患者中男性86例（63.2%），女性50例（36.8%）；合并乙型肝炎者69例（50.7%），接受人工肝支持治疗者18例（13.2%）。AT-DILI多发生于抗结核药物治疗后60 d内（118例、86.8%），以胆汁淤积型最为常见（96例、70.6%），肝损伤严重程度以4级最多（49例、36.0%）。好转组和未愈组AT-DILI患者年龄分布、是否合并乙型肝炎、肝损伤严重程度、耐药情况、GGT、血钠（Na）、降钙素原（PCT）及血红蛋白（Hb）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合并乙型肝炎（OR=7.838、95%CI：2.039～30.130、P=0.003）和GGT水平（OR=1.012、95%CI：1.001～1.024、P=0.046）均为AT-DILI患者未愈结局的影响因素。基于合并乙型肝炎和GGT构建的联合模型对AT-DILI患者未愈结局具有一定判别效能[ROC曲线下面积（AUC）=0.886、95%CI：0.819～0.953、P＜0.001]。

AT-DILI多发生于抗结核治疗早期，应重视用药后前2个月的肝功能监测。合并乙型肝炎和GGT水平升高为AT-DILI患者未愈结局的危险因素，可作为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和加强随访管理的参考指标。

分析不同年龄段百日咳患儿的临床特征。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确诊的567例百日咳患儿临床资料，根据年龄分为≤3月龄组（118）、3～36月龄组（180例）、36月龄～6岁组（115例）和＞6岁组（154例）。收集患儿一般资料、疫苗接种史、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白细胞（WBC）计数、淋巴细胞绝对值（ALC）和血小板（PLT）计数]，多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Kruskal-Wallis H检验。

567例患儿中36月龄～6岁和＞6岁组患儿发病比例较高，分别为20.3%（115/567）和27.2%（154/567）；全年均可发病，以夏季（61.2%、347/567）高发，春季（22.4%、127/567）次之；未接种疫苗和未完全免疫患儿共262例（46.2%）。患儿主要临床症状有阵发性痉挛性咳嗽（84.7%、480/567）、呕吐（35.8%、203/567）和鸡鸣样吼声（29.6%、168/567）；各年龄段百日咳患儿阵发性痉挛性咳嗽（χ²=38.36、P＜0.001）、鸡鸣样吼声（χ²=47.44、P＜0.001）和湿啰音或喘鸣音（χ²=92.22、P＜0.001）和肺炎（χ²=47.49、P＜0.001）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患儿年龄增长而递减，其中≤3月龄组与3～36月龄组患儿以上临床表现发生率均显著高于＞6岁组（P均＜0.001）。WBC计数（H=68.65、P＜0.001）、ALC（H=163.25、P＜0.001）和PLT计数（H=190.72、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3月龄组和3～36月龄组患儿以上指标均显著高于36月龄～6岁组和＞6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

低龄儿童百日咳临床症状典型，以≤3月龄患儿尤为明显；WBC、ALC和PLT在低龄患儿中普遍升高，结合患儿临床表现对百日咳的早期识别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中国数据库中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技术在血药浓度检测领域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揭示其研究现状、演进脉络与前沿热点。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和万方数据库相关文献，利用CiteSpace 6.3.R1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共纳入2743篇文献，年度发文量呈“缓慢上升-快速增长-趋于稳定”的阶段性特征。发文量排名前3位的机构为中国药科大学、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南大学，发文作者主要为以温预关和文爱东等为核心成员的研究团队。“药代动力学”“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与“血药浓度”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关键词演进分析表明，研究历经方法学建立、应用拓展至临床精准化3个阶段。当前热点聚焦于治疗药物监测、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及针对特定药物与人群的个体化用药研究。

LC-MS/MS技术已成为血药浓度检测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分析平台，研究体系成熟且持续向临床深度转化。未来应加强机构与作者间的合作，不断改进技术、完善方法学标准化体系与拓展应用场景，以进一步推动个体化药物治疗的发展。

探索基于临床实验室数据构建人工智能（AI）模型以预测慢性肾脏病（CKD）相关结局的研究进展。

根据PRISMA-ScR指南，在PubMed、Web of Science、Scopus、中国知网及万方等数据库中系统地检索利用AI和临床实验室数据预测CKD结局的文献。

最终纳入16项研究，涵盖6个国家的数据，样本量区间为308例~480万例。随机森林与梯度提升类算法是应用最广泛的建模算法。除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与血肌酐外，尿白蛋白/肌酐比、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胱抑素C及糖化血红蛋白等辅助指标具有独立的预测价值，涵盖肾功能、机体代谢、营养状态及血液相关检测多个评估维度。各研究最优模型曲线下面积分布于0.689~0.993。

基于临床检验数据的AI预测模型在CKD多类结局预测中展现出良好的性能潜力，多维度检验指标的综合运用显著优于单一指标评估体系。

血细胞分析仪可提供全血细胞计数、白细胞分类计数、白细胞群落参数（CPD）等数值结果，以及散点图、直方图等图形数据，形成多维度检测体系，是临床最基础、应用最广泛的疾病筛查工具。然而，以细胞计数及仪器报警为基础的血细胞分析通用复检规则难以匹配不同医疗机构的临床标本特征，漏检风险高，且复检负荷大。近年来，人工智能（AI）在医学图像识别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图形数据的智能分析提供了新路径。本文系统梳理了血细胞分析仪多维度信号特征与传统复检规则融合的可行性，将AI复检流程的发展划分为传统规则应用、特征参数建模、图形数据智能分析、多模态数据融合4个阶段；重点阐述了基于CPD的机器学习筛查方法、深度学习图形分析的技术优势及多模态融合的临床应用效果，并分析了高质量标准数据集稀缺、算法“黑箱”、评价体系缺失等核心挑战。未来可构建数值、图像与临床信息一体化的智能复检流程审核体系，通过人机协同提升异常标本检出能力，减少无效复检。

医学检验智慧实验室建设已由单点功能应用向全过程协同发展，但面临数据治理基础薄弱、组织协同不畅与数据共享利用受限三方面核心问题，制约着从“信息化”向“智慧化”的实质跨越。本文以ISO 15189质量管理规范为基础框架，从内涵特征、发展现状、面临挑战与实施策略4个维度展开分析，据此提出“统一数据底座+场景应用”的分阶段建设路径、“检验主导、信息协同、管理参与”的组织协同机制，以及安全合规与可信共享的数据治理框架。本文将医学检验智慧实验室这一新兴概念从模糊认知推进到可操作的策略设计，为医疗机构智慧化转型提供可落地的策略参考。

近年来，自动审核体系已经成为智能化医学实验室建设的重要组成，是实现检验结果高效审核、报告质量同质化的核心技术。随着实验室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自动审核正从传统的固定规则模式逐步向多维度、标准化、智能化方向演进。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相关行业指南和研究成果，围绕自动审核系统的构建、各专业领域的应用进展及其与信息技术融合实践等方面展开综述，并探讨了当前自动审核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医学实验室自动审核系统的建设与优化提供参考。

在信息化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医学实验室质量保证模式已难以满足区域医疗协同的需求。以标准化、智能化以及持续改进为技术特点，构建区域网络化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成为推动医学实验室结果互认、保障群众医疗安全、节约社会医疗资源的重要方向。本文就区域网络化医学实验室的建设模式、关键技术、体系构建及当前问题进行综述，以期为检验医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评价经导管介入联合靶免治疗对比单纯靶免治疗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疗效和安全性。

检索Cochrane图书库、PubMed及Embase数据库，检索时间从建库日至2026年1月。搜集相关文献，由2名研究者按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和质量评估。使用RevMan 5.3进行Meta分析。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数据。设定亚组分析探索异质性来源，并通过敏感性分析、漏斗图及Egger/Begg检验评估发表偏倚，采用剪补法校正潜在偏倚。最后采用GRADE系统对主要结局指标进行证据质量分级。

共纳入文献18篇，共计患者3 168例，其中联合治疗组患者1 794例，单纯靶免治疗组患者1 374例。联合治疗组的完全缓解率（OR=2.69，95% CI: 1.45~4.99）、客观缓解率（OR=2.75，95% CI: 2.35~3.22）、疾病控制率（OR=2.61，95% CI: 1.78~3.83）较高，无进展生存期（HR=0.56，95% CI: 0.48~0.65）及总生存期（HR=0.5, 95% CI: 0.44~0.57）较长。安全性方面，联合治疗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高胆红素血症、恶心呕吐及腹痛的发生率显著升高。

经导管介入联合靶向免疫治疗可能提升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局部控制率和远期生存期，但受限于现有研究质量与数量，未来还需更多大样本、多中心和前瞻性的研究进一步验证其疗效与安全性，为临床个体化治疗提供更高等级的循证医学依据。

探讨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灌注化疗治疗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收集201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发表关于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HAIC）治疗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相关文献，提取客观反应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 DCR）、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和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以及不良事件的关键数据，采用Review Manager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

纳入7篇文献，Meta分析结果显示TACE联合HAIC组在ORR、DCR、OS、PFS优于TACE组，任何等级不良事件中，TACE联合HAIC组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高于TACE组，3~4级不良反应中，TACE联合HAIC组发生腹痛、谷丙转氨酶升高的风险高于TACE组。

在现有证据中，TACE联合HAIC可能改善肿瘤反应率、延长生存期，安全性有待考究，仍需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证实。

冠心病是全球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介入治疗已成为其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逐渐应用于冠状动脉多模态影像与临床数据的整合分析。AI可以提取并分析多模态影像特征，辅助医师进行病变识别、斑块分析、功能学评估，还能结合围术期临床资料进行风险分层与预后预测。AI能够贯穿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术前决策、术中指导和术后管理，为优化介入治疗策略和风险分层提供支持。本文概述AI在冠心病介入治疗及预后评估中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冠心病精准介入治疗和智能化管理提供参考。

上腔静脉综合征（superior vena cava syndrome，SVCS）是由于上腔静脉及其主要属支发生部分或完全阻塞而引起的一组临床症候群。传统治疗以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为主，但对于病情严重、危及生命的患者，介入治疗因其微创、高效的优势，已逐渐成为首选方案。本文系统综述了恶性SVCS的研究进展，涵盖其临床表现、诊断策略及治疗手段，重点探讨血管介入技术在恶性肿瘤相关SVCS中的疗效与临床价值。

评估¹²⁵I粒子条联合胆道自膨式金属支架（self-expanding metal stent, SEMS）与单纯胆道SEMS治疗不可切除Bismuth Ⅲ和Ⅳ型肝门部胆管癌（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HCCA）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5年1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60例不可切除Bismuth Ⅲ和Ⅳ型HCCA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胆道SEMS是否联合¹²⁵I粒子条分为联合组32例和对照组28例。比较2组术后肝功能、不良反应、支架通畅期及总生存期。

两组手术成功率均为100%，黄疸明显缓解；肝功能改善与总体不良事件率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中位生存期9.00个月（95% CI: 6.25~11.75）优于对照组6.00个月（95% CI: 5.17~6.83; P<0.05）；联合组中位支架通畅期为7.00个月（95% CI: 3.67~10.33）显著长于对照组的5.00个月（95% CI: 3.70~6.30; P<0.05）。

¹²⁵I 粒子条联合胆道SEMS置入治疗不可切除Bismuth Ⅲ和Ⅳ型HCCA，安全可控，可缓解胆道梗阻并延长支架通畅期及患者生存期。

研究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与胎盘植入性疾病（placenta accreta spectrum，PAS）患者腹主动脉球囊阻断并剖宫产术后穿刺相关下肢动脉血栓形成的相关性。

回顾性分析2023年1月至2025年12月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PAS患者的基线、血清学及围手术期指标。根据术后48 h内超声结果是否有穿刺相关下肢动脉血栓分为血栓组（52例）及非血栓组（138例）。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有关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预测价值。

血栓组的CRP、NLR、D-二聚体、术中输红细胞量与非血栓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RP、NLR、D-二聚体与PAS患者球囊阻断并剖宫产术后穿刺相关下肢动脉血栓形成有关，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52、0.710、0.703。

CRP、NLR与PAS患者腹主动脉球囊阻断并剖宫产术后早期穿刺相关下肢动脉局部血栓形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