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术后第1天肠率变化对结直肠癌手术患者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发生的预测价值。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陕西省人民医院普外二科126例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资料，根据是否发生术后延迟性肠麻痹（PPOI）将患者分为PPOI组和非PPOI组，结合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对患者术后第1天肠率变化及术后第1天肠鸣音振幅变化进行分析，以约登指数分为高肠率变化组（>6.281次/分）和低肠率变化组（≤6.281次/分），对比两组患者基础数据和围手术期并发症差异，同时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筛选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Ⅱ级及以上）发生的危险因素。

126例患者中男性72例，女性54例。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后第1天肠率变化对围手术期PPOI发生有预测价值，根据约登指数可将患者分为两组。单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术前低蛋白血症（OR=3.071，P=0.018）、肿瘤N+分期（OR=2.616，P=0.046）、术后第1天肠率变化>6.281次/分（OR=3.019，P=0.019）是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发生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低蛋白血症（OR=3.039，P=0.027）、术后第1天肠率变化>6.281次/分（OR=3.021，P=0.026）是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直肠癌患者行根治性手术治疗时，术前、术后常规行肠鸣音监测具有临床意义。通过了解患者术后第1天肠率变化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比较3种不同吻合方式在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中的安全性及近期疗效。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中山市人民医院行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的257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端侧组54例，行回肠-横结肠端侧吻合；逆蠕动组133例，行回肠-横结肠逆蠕动侧侧吻合；顺蠕动组70例，行回肠-横结肠顺蠕动侧侧吻合。比较3组患者术中情况、术后近期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术后早期恢复情况。

3组患者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顺蠕动组手术时间长于端侧组与逆蠕动组，而逆蠕动组术中出血量少于端侧组（P<0.001）。3组术后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端侧组术后复查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显著低于其他两组（P<0.01）。3组各手术并发症如吻合口瘘、吻合口出血、肠梗阻、胃瘫、腹腔出血、切口感染等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不论是端侧吻合、逆蠕动侧侧吻合还是顺蠕动侧侧吻合，在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中都是安全且有效的，可根据患者病情及术中情况选择适合的吻合方式。

通过对比腹腔镜近端胃切除改良双通道吻合与全胃切除Roux-en-Y吻合的疗效，探究改良双通道在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根治术中的应用效果。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择期行腹腔镜下AEG切除术的188例患者临床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进行1∶1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比较近端胃切除改良双通道吻合（改良双通道组）与全胃切除Roux-en-Y吻合（Roux-en-Y组）治疗AEG的临床效果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术后并发症、术后吻合口炎、吻合口狭窄情况、营养状况和术后生存率等指标。

188例患者中Roux-en-Y组161例，改良双通道组27例，匹配后两组各13例。与Roux-en-Y吻合组相比，改良双通道组术后排气时间、术后进食时间更短，消化道重建时间更长（48 h vs 72 h，P=0.012；6 d vs 11 d，P<0.001；65.46 min vs 46.62 min，P<0.001）。两组各术后并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改良双通道组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Roux-en-Y组（P=0.047）。两组在术后并发症Clavein-Dindo Ⅰ级、生活质量Visick 1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47、0.017）。改良双通道组在术后9、12个月的血红蛋白、白蛋白、总蛋白水平增长率，以及术后12个月的体质指数增长率均高于Roux-en-Y组（P<0.05）。随访截至2024年11月，改良双通道组患者术后3年生存率显著高于Roux-en-Y组（P=0.033）。

相较于全胃切除Roux-en-Y吻合，改良双通道吻合治疗AEG在术后营养、术后并发症、术后生存率等临床结局方面是安全可靠的，更有助于患者术后恢复。

探索近端胃切除双通道吻合重建在食管胃结合部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回顾性收集2018年12月至2023年6月于中山市人民医院行手术治疗的79例食管胃结合部癌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分为近端胃切除双通道吻合重建组（试验组，35例）及全胃切除Roux-en-Y吻合重建组（对照组，44例）。主要观察指标包括患者围手术期情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及术后总住院时间）、术后短期并发症（术后吻合口漏、吻合口狭窄、肠梗阻、肺部感染及反流性食管炎）以及术后营养状况[术后第6个月的白蛋白、血红蛋白、预后营养指数（PNI）及第三腰椎层面骨骼肌指数]。

两组患者术前临床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对于对照组，试验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总住院时间、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未见增加，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613、-0.761、-1.162，Z=-0.848，P=0.111、0.447、0.245、0.396）。在术后近期并发症方面，两组患者术后吻合口漏、吻合口狭窄、肠梗阻、肺部感染及反流性食管炎等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143、0.533、0.152、0.055、0.022，P=0.285、0.465、0.697、0.814、0.883）。但在术后随访第6个月时，试验组的术后营养状况恢复更佳，两组白蛋白、血红蛋白水平和PNI第三腰椎层面骨骼肌指数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660、2.593、2.706、2.529，P=0.010、0.011、0.008、0.013）。

在治疗食管胃结合部癌方面，近端胃切除双通道吻合的安全性与全胃切除Roux-en-Y吻合相当，但近端胃切除双通道吻合重建患者的术后营养状况恢复更佳，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推广价值。

探讨超声引导下真空辅助微创切除术（VAE）治疗乳腺良性分叶状肿瘤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3年12月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医院收治的170例乳腺良性分叶状肿瘤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分为VAE组和开放手术组（OE），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平衡两组基线特征。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局部复发率、围手术期数据。

匹配前共纳入170例患者（VAE组88例，OE组82例）；匹配后两组各59例，基线资料均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中位随访时间28.5（1~91）个月，两组局部复发率均为16.9%。在术后2年内（Log-rank P=0.415）、术后超过2年（Log-rank P=0.062）分段，VAE组与OE组的累积无复发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OE组相比，VAE组的切口长度缩短，术后数字评分量表评分降低，但住院费用明显增加（P<0.05）。

VAE与OE在乳腺良性分叶状肿瘤患者中具有相近的无复发生存期，是良性分叶状肿瘤的微创治疗选择。

胃癌是来源于胃黏膜上皮的恶性疾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众多恶性肿瘤中均居前列，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胃癌治疗的前提是准确诊断胃癌亚型并提出最佳治疗策略，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近年来，病理组学作为一种人工智能算法驱动的新兴组学技术，能够从全切片数字扫描图像中更准确地识别癌症亚型，分析肿瘤微环境及细胞核异形的病理组学特征，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病理诊断的效率和准确性，也有利于治疗方案选定及预后的远期评估等，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尽管胃癌的病理组学现在仍面临标准化数据稀缺，模态数据质量高度异质，缺乏可解释性、可重复性和人工智能信任问题等挑战，但目前已有大量的持续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促进基于人工智能的病理组学分析的临床转化。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临床实践中病理组学数据不断完善的推动下，胃癌的精准诊疗领域正迎来创新的浪潮。

结直肠癌是最常见的胃肠道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在所有癌症中位居第三且呈年轻化趋势。尽管近年来结直肠癌的检出率显著提高，治疗手段也不断丰富，但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许多分子机制仍然未知。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PKB/AKT）信号通路是一种参与多种生物学过程的经典信号通路，其功能包括调控细胞周期、组织代谢、肿瘤细胞侵袭与转移等。细胞程序性死亡是指细胞在特定信号或内在调控机制诱导下，按照预定程序主动结束生命的过程。在癌症细胞中，各种程序性死亡常出现多种异常，这些异常是癌症进展和耐药的重要机制。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PI3K/AKT通路与结直肠癌细胞程序性死亡密切相关，而靶向PI3K/AKT通路在结直肠癌治疗中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从介绍PI3K/AKT通路的构成与激活机制入手，就其在结直肠癌细胞程序性死亡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论述，以及针对该通路相关靶向治疗的研究与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基于生物信息学筛选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相关铁死亡枢纽基因，分析与免疫分型关系，为早期ALI/ARDS诊断和治疗提供新靶点。

采用基因表达综合(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数据库下载GSE216943、GSE263867和GSE236215数据集，使用R语言软件分析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进行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 GO)、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通路分析。采用LASSO回归和随机森林算法筛选ALI/ARDS相关铁死亡枢纽基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分析基因诊断价值，使用CIBERSORT分析免疫浸润。

GSE216943中筛选出281个DEGs(39个下调，242个上调)，GSE263867中筛选出969个DEGs(449个下调，520个上调)。两个数据集220个交集DEGs中32个下调，188个上调。GO分析显示，基因参与脂多糖反应、细胞因子信号、白细胞迁移等免疫和炎症相关过程。LASSO回归分析筛选出5个关键基因Cybb、Hmox1、Cp、Ⅱ1b、Fth1。随机森林分析筛选出6个关键基因Cybb、Lcn2、Il1b、Cxcl2、Hmox1、Timp1。韦恩图显示ALI/ARDS中3个铁死亡枢纽基因Cybb、Hmox1、Ⅱ1b。ROC曲线分析显示，Ⅱ1b、Hmox1和Cybb在GSE216943和GSE263867中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为1。验证集GSE236215中Ⅱ1b和Hmox1的AUC为1，Cybb的AUC为0.969。豆荚图显示ALI/ARDS组中Ⅱ1b、Hmox1和Cybb表达升高。CIBERSORT算法分析11个ALI/ARDS样本与对照组免疫细胞组成差异显著。免疫相关性分析显示，初始B细胞、浆细胞、巨噬细胞M2、静息树突状细胞和静息肥大细胞等免疫细胞浸润水平与枢纽基因Ⅱ1b、Hmox1和Cybb呈负相关，记忆B细胞、巨噬细胞M0、巨噬细胞M1、活化肥大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与枢纽基因呈正相关。活化NK细胞和单核细胞与Ⅱ1b和Hmox1呈负相关，辅助T滤泡细胞与Cybb呈正相关。

Cybb、Hmox1和Ⅱ1b为ALI/ARDS相关铁死亡枢纽基因，与巨噬细胞极化和T细胞反应相关，可为ALI/ARDS分子诊断和靶向治疗提供参考。

分析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 PD-1)单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疗效及对T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

选择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我院收治的64例NSCLC患者为对象，分为观察组33例和对照组31例。对照组行替雷利珠单抗或信迪利单抗静脉输液治疗，观察组在免疫治疗基础上采用贝伐珠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液治疗或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口服治疗。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两组治疗前后外周血CD3^＋ T细胞、CD4^＋ T细胞、CD8^＋ T细胞、CD4^＋/CD8^＋ T细胞、CD4^＋/CD25^＋调节性T细胞百分比(%)。主要终点是根据实体肿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1.1版评估的治疗反应和生存情况，计算疾病控制率和客观有效率；统计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次要终点是根据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4.0版的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和严重程度，以及生命体征和实验室的异常变化。

观察组客观有效14例(42.42%)高于对照组8例(25.81%)(P>0.05)；观察组疾病控制(90.91%)高于对照组(61.29%)(P<0.05)。两组治疗后CD4^＋、CD4^＋/CD8^＋细胞百分比较治疗前升高，观察组CD4^＋(40.48±9.86)%、CD4^＋/CD8＋(1.68±0.59)%高于对照组(34.03±7.48)%、(1.33±0.49)%，(P<0.05)；观察组治疗后CD8^＋(25.92±6.45)% 、CD4^＋CD25^＋(4.47±1.80)%较治疗前(33.62±9.55)%、(5.53±2.13)%降低，CD3^＋细胞百分比(71.66±9.90)%较治疗前(66.18±11.25)%升高(P<0.05)。64例患者不良免疫反应总发生36例(56.25%)，发生率超过10%的免疫不良反应有甲状腺功能障碍、血液/肺/胃肠道/肝毒性。≥G3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观察组18.18%高于对照组12.90%(P>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观察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7.8个月长于对照组6.9个月(P<0.05)。

PD-1单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可改善机体的免疫抑制状态，有效提高晚期NSCLC患者疾病控制率并延长无进展生存期，治疗过程中不会增加免疫相关不良反应。

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伴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HF)患者继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

选择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我院收治的76例COPD伴HF患者为对象，根据是否发生肺部感染分组，继发肺部感染31例为观察组，未继发肺部感染45例为对照组。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分析肺部感染发生情况，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OPD伴HF患者继发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绘制列线图，分析预测价值。

观察组患者糖尿病史26例(83.87%)、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或抗生素25例(80.65%)高于对照组糖尿病史10例(22.23%)、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或抗生素15例(33.33%)，观察组白蛋白(34.70±4.55)g/L低于对照组(39.58±4.60)g/L(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史(OR＝1.050，95%CI：1.024~1.077)、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或抗生素(OR＝1.104，95%CI：1.043~1.169)、血清白蛋白(OR＝0.850，95%CI：0.792~0.912)为COPD伴HF继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按7︰3拆分训练集与验证集，训练集53例和验证集23例预测COPD伴HF继发肺部感染受试者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95%CI)分别为0.88(0.77~0.98)和0.90(0.77~1.00)；列线图预测COPD伴HF继发肺部感染校正曲线趋近于理想曲线(P＝0.449、0.188)；DCA曲线显示列线图概率阈值20%~85%具有正向净收益。76例COPD伴HF患者中生存70例，死亡6例，其中2例因肺部感染死亡，2例因急性呼吸衰竭死亡，2例因恶性心律失常死亡。

有糖尿病史、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或抗生素、低白蛋白水平为COPD伴HF患者继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

通过转录组学分析细菌性肺炎老年患者与健康老年人差异miRNAs，进行功能富集及通路富集分析。

选取2023年10月至2024年6月我院呼吸科收治的60岁以上且诊断为细菌性肺炎患者40例为观察组，选取同期我院行健康体检的60岁以上健康人20例为对照组。采用转录组测序，提取两组转录组数据进行差异miRNAs表达分析，差异miRNAs筛选条件为P<0.05且|Log2FC|>1。根据筛选条件P<1×10^－8、|Log2FC|>1筛选出差异miRNAs中高置信度差异miRNAs。使用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 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对差异miRNAs进行富集分析。

通过转录组学测序鉴定出577个差异miRNAs(P<0.05)，其中上调miRNAs有405个，下调miRNAs有172个。筛选出ggo-miR-142_R-1、hsa-miR-140-3p_R＋1、hsa-miR-424-3p、hsa-miR-3909、mmu-miR-25-5p_R-1、hsa-miR-548am-3p_R-1、ptr-miR-548p_L-3R＋2、hsa-miR-548av-3p_L＋2R-1_1、hsa-miR-548av-3p_L＋2R-1_2、hsa-miR-503-5p_R-2_1ss21CA、hsa-miR-143-3p_R-1、ptr-miR-142_R-1 12个高置信度差异miRNAs，ptr-miR-142_R-1表达下调，其余表达上调。GO功能富集显示差异miRNAs可通过调控转录因子表达，影响免疫细胞功能。KEGG富集分析提示差异miRNAs与代谢通路相关。

老年细菌性肺炎高置信度差异miRNAs可作为感染诊断标志物或治疗靶点，富集分析提示差异miRNAs与代谢通路等相关。

分析麦冬皂苷D(ophiopogonin D, OP-D)对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和肠黏膜屏障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选择48只无特定病原体C57BL/6小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OP-D低剂量组和OP-D高剂量组，每组12只，使用气管推注5 mg/kg脂多糖诱导ALI模型。造模后剔除死亡小鼠，假手术组、模型组、OP-D低剂量组和OP-D高剂量组分别纳入12、10、9、11只。检测肺湿重/干重(wet/dry, W/D)；检测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 MPO)活力、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计数；观察肺和结肠组织病理形态；Western Blot和免疫组化检测肺和结肠中炎症和屏障损伤相关蛋白表达。

模型组W/D、MPO、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量[(9.26±1.43)、(1.06±0.15)U/g、(5.49±0.91)×10⁹/ml和(40.83±6.75)%]高于假手术组[(4.92±0.68)、(0.72±0.11)U/g、(2.35±0.54)×10⁹/ml和(14.76±2.08)%](P<0.05)；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肺组织肺泡壁增厚、炎性细胞浸润，结肠组织黏膜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和隐窝破坏；模型组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TNF-α)、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 IL-6)、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 TLR4)、磷酸化c-Jun氨基末端激酶(phosphorylated c-Jun N-terminal kinase, p-JNK)/JNK、磷酸化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hosphorylated 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p-P38)/P38、磷酸化核因子-κB p65亚基(phosphorylated nuclear factor-κB p65 subunit, p-P65)/P65、磷酸化肌球蛋白轻链激酶(phosphorylated myosin light chain kinase, p-MLCK)/MLCK、磷酸化肌球蛋白轻链2(phosphorylated myosin light chain 2, p-MLC2)/MLC2蛋白水平高于假手术组，紧密连接蛋白-1(zonula occludens-1, ZO-1)和闭合蛋白-1(Claudin-1)蛋白表达低于假手术组(P<0.05)。OP-D高剂量组W/D、MPO活力、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量[(6.08±0.95)、(0.81±0.13)U/g、(4.13±0.92)×10⁹/ml、(26.47±3.84)%]低于模型组(P<0.05)；与模型组相比，OP-D高剂量组肺和结肠组织病理损伤改善；OP-D高剂量组肺和结肠组织iNOS、TNF-α、IL-1β、IL-6、TLR4、p-JNK/JNK、p-P38/P38、p-P65/P65、p-MLCK/MLCK、p-MLC2/MLC2蛋白水平低于模型组(P<0.05)；OP-D高剂量组肺组织ZO-1(0.95±0.16)和Claudin-1蛋白表达(0.98±0.15)高于模型组ZO-1(0.42±0.07)、Claudin-1(0.39±0.06)(P<0.05)。

OP-D通过调控TLR4/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NF-κB和MLCK/MLC2信号通路，抑制ALI小鼠肺和结肠的炎症反应及黏膜屏障损伤。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相关肺纤维化(pulmonary fibrosis, PF)目前缺乏应用于临床的诊断生物标志物，本文应用转录组学寻找ARDS中的肺纤维化相关基因并探索ARDS-PF的诊断生物标志物。

联合分析GEO数据库中ARDS-PF转录组数据集GSE190496和特发性肺纤维化转录组数据集GSE10667获得共有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通过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 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数据库对DEGs进行功能富集分析、STRING数据库构建DEGs的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cytoscape软件cytoHubba插件筛选核心基因，在ARDS-PF转录组数据集GSE206788中验证，绘制核心基因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筛选出234个共有DEGs，上调DEGs有132个，下调DEGs有102个。GO和KEGG富集显示这些基因主要参与胶原蛋白生成、细胞外基质胶原沉积、细胞外基质受体互作、局灶黏附、PI3K-Akt通路等生物过程和途径。STRING构建PPI网络并利用cytoscape筛选出的10个核心基因为COL1A1、COL1A2、COL3A1、COL5A2、CXCL12、IGF1、MMP2、SPP1、PTGS2和THBS2，其中9个核心基因在GSE206788中差异表达显著(P<0.05)，ROC曲线显示COL1A1、COL1A2、COL3A1、CXCL12、IGF1、SPP1和PTGS2的AUC值≥0.9(P<0.01)。

COL1A1、COL1A2、COL3A1、CXCL12、IGF1、SPP1和PTGS2可能是潜在的ARDS-PF诊断生物标志物。

分析衣康酸(Itaconate)通过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 Nrf2)抑制NLR家族含吡啶结构域蛋白3(NLR family pyrin domain-containing 3, NLRP3)激活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BCG)诱导RAW264.7细胞炎症损伤机制。

采用BCG感染RAW264.7细胞，4-辛基衣康酸(OI)为Itaconate衍生物，将细胞分为对照组，BCG组、BCG＋OI组、BCG＋OI＋ML385组。BCG组采用1 200 μg/ml BCG感染4 h；BCG＋OI组分别用15、30、60 μM 4-辛基Itaconate(4-octyl-Itaconate, OI)预处理3 h＋1 200 μg/ml BCG感染4 h；BCG＋OI＋ML385组采用OI预处理＋10 μM Nrf2抑制剂ML385＋BCG处理4 h。检测细胞活力、Irg1、Nrf2、NLRP3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及IL-1β和IL-18，通过Nrf2抑制剂ML385验证Nrf2的作用。

对照组、BCG 100 μg/ml、200 μg/ml、400 μg/ml、800 μg/ml、1 200 μg/ml感染细胞活力分别为(100.00±0.00) 、(99.25±2.61)、(95.92±2.93)、(87.22±3.13)、(79.57±2.44)、(63.93±2.15)(P<0.05)。BCG组Irg1mRNA和蛋白水平分别为(2.34±0.15)、(0.74±0.06)，Nrf2为(3.16±0.51) 、(0.58±0.11)和NLRP3为(6.54±0.82)、(1.16±0.13)；对照组Irg1为(1.00±0.03)、(0.54±0.04)，Nrf2为(1.00±0.00)、(0.36±0.18)和NLRP3为(1.00±0.00)、(0.52±0.15)(P<0.05)。BCG组IL-1β(45.93±1.1035)、IL-18(1076.58±164.73)高于对照组IL-1β (37.95±1.02)、IL-18 (429.12±45.38)(P<0.05)。BCG组、BCG＋15 μM OI、BCG＋30 μM OI、BCG＋60 μM OI组细胞活力分别为(60.262±1.770)、(67.722±3.265)、(70.589±1.833)、(77.091±3.251)(P<0.05)，NLRP3 mRNA分别为(6.541±0.822)、(4.154±0.746)、(3.761±1.210)、(3.016±0.516)，NLRP3蛋白水平分别为(1.162±0.133)、(0.927±0.112)、(1.043±0.091)、(0.839±0.136)；IL-1β分别为(45.926±1.105)、(40.102±0.669)、(37.291±2.443)、(37.001±2.539)，IL-18分别为(1 076.584±164.728)、(839.663±19.818)、(748.350±97.910)、(667.800±11.420)(P<0.05)，Nrf2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增高(P<0.05)。BCG＋OI＋ML385组Nrf2 mRNA(3.916±0.646)和蛋白表达水平(0.551±0.090)少于BCG＋OI组(5.914±0.716)、(0.753±0.060)(P<0.05)，BCG＋OI＋ML385组NLRP3 mRNA(5.164±0.512)、蛋白表达水平(1.450±0.210)、IL-1β(10.988±0.658)、IL-18(403.585±13.142)高于BCG＋OI组(3.561±0.810)、(1.010±0.310)、(6.982±0.0445)、(298.302±16.300)(P<0.05)。

BCG通过NLRP3炎症小体活化加重巨噬细胞炎症损伤，Itaconate激活Nrf2抑制NLRP3发挥抗炎作用。

分析血清骨保护素(osteoprotegerin, OPG)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COPD)患者骨丢失和骨质疏松诊断的关系。

收集2021年1月至2024年3月我院收治的95例疾病稳定的COPD患者，根据双能X射线吸收法(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n method, DEXA)分为骨密度(bone density, BMD)正常组35例、BMD减少组37例和骨质疏松组23例，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测定血清OPG的水平。

BMD正常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高于BMD减少和骨质疏松患者(P<0.05)。骨质疏松患者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低于BMD正常和BMD减少组，第1秒用力呼气量(one second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FEV₁)低于BMD正常组(P<0.05)。随着BMD的降低，腰椎BMD、T评分以及髋部BMD、T评分逐渐降低(P<0.001)；血清OPG水平逐渐升高(F＝23.257，P<0.001)。GOLD分级1~2级患者血清OPG水平(178.90±71.33)pg/ml低于GOLD分级3~4级患者(234.12±81.06)pg/ml(P<0.05)。Spearman相关性显示血清OPG水平与FEV₁(Rho＝－0.205，P＝0.046)、FEV₁/FVC(Rho＝－0.236，P＝0.022)、FEV_{25_75}(Rho＝－0.226，P＝0.028)呈微弱负相关性。将上述BMI、HbA1c、FVC、FEV₁、OPG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BMI、HbA1c、血清OPG与腰椎T值相关(P<0.05)；而BMI、血清OPG还与髋部T值相关(P<0.05)。BMD正常组为对照，血清OPG诊断BMD减少的AUC为0.737(95%CI：0.617~0.857)，截断值为187.01 pg/ml；以BMD正常和BMD减少患者为对照，血清OPG诊断骨质疏松的AUC为0.825(95%CI：0.741~0.909)，截断值为206.39 pg/ml；以BMD减少组为对照，血清OPG诊断BMD减少的AUC为0.683(95%CI：0.550~0.815)，截断值为187.01 pg/ml(P<0.05)。

高血清OPG水平与COPD患者骨质疏松风险有关，因此OPG可能是这种COPD相关共病的生物标志物。

旨在分析黄芪多糖(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s, APS)调控癌胚抗原相关细胞黏附分子7(carcinoembryonic antigen-related cell adhesion molecule 7, CEACAM7)通过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通路，抑制肺癌A549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的机制。

采用CCK-8法检测APS对A549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APS对细胞凋亡的诱导作用，Transwell实验和划痕愈合实验评估APS对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的影响。Western blot检测CEACAM7及EMT相关标志物的表达水平。

CCK-8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2.1±0.17)相比，APS处理组100 mg/L、200 mg/L、400 mg/L在第4天OD450值分别为(1.63±0.12)、(1.38±0.11)、(1.09±0.09)，呈现显著剂量依赖性抑制效应(P<0.05)。400 mg/L组细胞增殖抑制率达29.3%，作用24 h后生长曲线偏离对照组趋势。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APS处理组100 mg/L、200 mg/L、400 mg/L促进A549细胞的凋亡，促凋亡作用呈剂量依赖性，与对照组(16.21±1.32)%相比，100 mg/L、200 mg/L、400 mg/L处理组的凋亡率分别达(26.5±2.32)%、(33.7±3.11)%、(39.4±3.6)%。高剂量组凋亡率较对照组提高(P<0.05)。与对照组的细胞数量(76.32±6.32)个相比，APS处理组100 mg/L、200 mg/L、400 mg/L的细胞数量分别为(57.32±4.16)个、(38.13±2.67)个、(25.30±1.96)个。与对照组的划痕愈合率(69.81±5.16)%相比，APS处理组100 mg/L、200 mg/L、400 mg/L的划痕愈合率分别(57.95±4.66)%、(49.72±4.24)%、(41.56±3.38)%。

APS通过调控CEACAM7通过EMT通路显著抑制了肺癌A549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具有潜在的抗肺癌作用，为开发基于天然药物的肺癌治疗新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分析血浆细胞因子谱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临床益处和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相关性。

选择2020年1月至2024年10月我院收治的56例不可切除Ⅲ~Ⅳ期晚期NSCLC患者为对象，33例接受ICIs单药治疗，23例经ICIs联合治疗，持续临床获益(durable clinical benefit, DCB)33例为观察组，非持续临床获益(non-durable clinical benefit, NDB) 23例为对照组。分析两组临床特征、血浆炎性细胞因子和全血细胞计数，筛选与临床益处和irAE相关生物标志物。

56例中位无进展生存期9.0个月(95%CI：4.41~13.6)。免疫部分缓解(immune partial response, iPR) 21例(37.50%)、免疫稳定疾病(immune stable disease, iSD) 14例(25.0%)、未确认进展(immune unconfirmed progressive disease, iUPD)13例(23.21%)，免疫明确进展(immune confirmed progressive disease, iCPD) 8例(14.29%)。对照组治疗前IL-6(P＝0.024)、IL-10(P＝0.035)和NLR(P＝0.005)高于观察组。对照组治疗后IL-6变化值2.14 pg/ml、IL-10变化值1.88 pg/ml高于观察组IL-6变化值－1.95 pg/ml(Z＝－3.123，P＝0.002)、IL-10变化值－0.27 pg/ml(Z＝－2.773，P＝0.006)。ROC曲线分析显示，IL-6和IL-10变化值鉴别DCB和NDB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47(95%CI：0.613~0.854)和0.701(95%CI：0.583~0.831)。Cox回归显示，治疗前NLR(HR＝1.103，95%CI：1.001~1.153，P＝0.041)及ICIs治疗过程IL-6(HR＝2.027，95%CI：1.001~4.258，P＝0.019)和IL-10升高(HR＝2.053，95%CI：1.018~4.089，P＝0.002)是影响无进展生存时间的危险因素。56例中33例(58.93%)至少发生一种irAE。治疗前IL-6(HR＝4.458，95%CI：1.329~14.953，P＝0.015)及ICIs治疗过程血浆IL-10升高(HR＝5.712，95%CI：1.088~29.993，P＝0.039)是影响irAE的预测因素，预测irAE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54和0.706。免疫相关肺炎患者血浆IL-6高于其他患者，ICIs治疗过程中血浆IL-10呈降低趋势(P<0.05)。

血浆细胞因子谱是轻度无创、易于获得和可重复指标，IL-6和IL-10可作为晚期NSCLC患者ICIs治疗生物标志物。

分析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miR-125a-5p水平与矽肺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和肺功能的相关性。

选择2019年3月至2024年4月我院收治的经支气管肺泡灌洗矽肺患者109例为对象，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分组，0期53例为对照组，Ⅰ~Ⅲ期56例为观察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扩增分析BALF miR-125a-5p水平，比较两组肺功能、BALF细胞因子。

观察组BALF miR-125a-5p水平3.26(2.25，3.82)高于对照组1.06(0.62，1.32)(Z＝－8.052，P<0.001)。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吸烟史(HR：4.395，95%CI：1.671~11.559，P＝0.003)及BALF miR-125a-5p水平(HR：47.848，95%CI：4.396~520.783，P<0.001)为患矽肺的危险因素，BALF miR-125a-5p水平变异存在聚集性(效应估算＝22.670，P＝0.029)，吸烟史对BALF miR-125a-5p水平固定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158.993，P<0.001)。BALF miR-125a-5p水平对矽肺诊断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下面积为0.947(95%CI：0.887~0.981)，BALF miR-125a-5p水平对矽肺的诊断灵敏性及特异性分别为89.29%、90.57%。观察组Ⅰ期31例(55.36%)、Ⅱ期16例(28.57%)、Ⅲ期9例(16.07%)。BALF miR-125a-5p水平Ⅰ期2.36(1.84，3.26)、Ⅱ期3.50(3.26，4.10)、Ⅲ期4.25(3.50，4.42)高于对照组1.06(0.62，1.32)(H＝70.774，P<0.001)；Ⅰ~Ⅲ期矽肺患者BALF miR-125a-5p逐期升高。矽肺患者BALF miR-125a-5p中位值3.26，BALF miR-125a-5p≥3.26患者肺活量(VC)(69.71±5.33)%、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₁)(78.24±12.20)%、用力肺活量(FVC)(71.39±11.253)%、一氧化碳扩散容量(DL_CO)(61.22±11.12)%低于BALF miR-125a-5p<3.26患者VC[(75.50±2.44)%，t＝5.161，P<0.001]、FEV₁[(85.39±13.10)%，t＝2.115，P＝0.039]、FVC[(80.64±12.39)%，t＝2.928，P＝0.005]、DL_CO[(72.19±14.82)%，t＝3.147，P＝0.003]。BALF miR-125a-5p≥3.26患者发生限制性呼吸机功能障碍概率大[26(89.66%)比11(40.74)，P<0.001]。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显示，矽肺患者BALF miR-125a-5p水平与白细胞介素(IL)-5、IL-6、IL-17A、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10)呈正相关(r_s＝0.299~0.671，P<0.05)。

BALF miR-125a-5p高水平与矽肺严重程度增加和肺功能降低相关。

分析肝素结合蛋白(heparin-binding protein, HBP)及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对肺炎严重程度的预测意义。

选取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习水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收治的肺炎患者87例，非重症肺炎43例分为对照组，重症肺炎44例为观察组。检测两组HBP、PCT、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 IL-6)、D二聚体(D-Dimer, DD)、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 WBC)、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trophil percentage, N%)水平；利用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组间差异，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检验，绘制ROC曲线分析HBP、PCT、IL-6、DD、WBC、N%对肺炎严重程度的诊断价值。

两组肺炎患者性别、年龄、体温、病史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呼吸频率(29.11±8.44)次/min、脉搏(107.09±20.98)次/min较对照组呼吸频率(23.09±3.22)次/min、脉搏(93.77±14.00)次/min快(P<0.05)。观察组HBP 166.99(135.61, 198.36)ng/ml、PCT 8.23(1.44, 15.02)ng/ml、IL-6 596.09(112.52, 1 079.66)pg/ml、DD 1 588.57(774.15，2 402.99)ng/ml、WBC 14.57(11.90，17.25)×10⁹/L高于对照组HBP 79.26(66.47, 92.051)ng/ml、PCT8.23(1.44, 15.02)ng/ml、IL-656.16(－7.06, 119.38)pg/ml、DD410.73(267.91，553.55)ng/ml、WBC 8.88(7.44，10.31)×10⁹/L(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显示，HBP截断值为138.23 ng/ml时，预测重症肺炎AUC为0.77，敏感性为0.591，特异性为0.9683(P<0.05)；PCT截断值为0.39 ng/ml时，预测重症肺炎AUC为0.76，敏感性为0.684，特异性为0.80(P<0.05)；IL-6截断值为54.3 pg/ml时，预测重症肺炎AUC为0.674，敏感性为0.522，特异性为0.896(P<0.05)；DD截断值为343.80 ng/ml时，预测重症肺炎AUC为0.730，敏感性为0.773，特异性为0.664(P<0.05)。

重症肺炎患者血液HBP和PCT水平升高，具有预测价值，两者联合检测有助于识别重症肺炎，具有临床意义。

分析语音提示呼吸训练仪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患者肺功能及训练依从性的影响。

选取2022年2月至2024年10月我院收治的126例COPD患者为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64例和观察组62例，对照组采用化痰、平喘和抗感染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语音提示呼吸训练仪。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the first second, FEV₁)、呼吸峰流量(peak expiratory flow, PEF)和最大呼气中段流速(maximum midexpiratory flow, MMEF)、动脉血氧分压(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aO₂)、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PaCO₂)和血氧饱和度(oxygen saturation, SaO₂)和呼吸训练例数。

两组治疗前FVC、FEV₁、PEF和MME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FVC(3.05±0.31)L、FEV₁(73.12±7.73)%、PEF(4.55±0.35)L/s和MMEF(1.28±0.23)L/s高于对照组FVC(2.36±0.32)L、FEV₁(68.82±7.46)%、PEF(4.39±0.33)L/s和MMEF(1.18±0.22)L/s(P<0.05)。观察组治疗后PaO₂(72.47±7.50)mmHg、和SaO₂(92.40±2.53)%高于对照组PaO₂(65.70±6.32)mmHg和SaO₂(90.47±3.98)%，PaCO₂(53.05±6.03)mmHg低于对照组PaCO₂(61.56±6.19)mmHg(P<0.01)。观察组治疗后完成训练59例(95.16%)，对照组完成53例(82.82%)(P<0.05)。

语音提示呼吸训练仪可提高COPD患者对肺康复训练的依从性，改善肺功能及血气分析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