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造影（CEUS）作为一种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胰腺、肝脏、肾脏等重要脏器疾病诊治中的超声检查技术，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更详细且全面的信息，便于指导下一步诊疗。CEUS在胰腺疾病的应用主要包括胰腺炎性病变、胰腺肿瘤、胰腺穿刺活检、介入治疗等，本文就CEUS在上述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胰腺导管腺癌（PDAC）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且预后极差的消化道肿瘤，当前研究主要围绕其核心驱动基因突变（如KRAS/TP53）、以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异常活化和免疫抑制为特征的致密纤维化微环境，以及化疗抵抗机制展开，前沿探索方向涵盖靶向治疗（如KRAS抑制剂）、免疫微环境调控、代谢通路干预及早期诊断标志物筛选。该文系统解析CAFs的生物学特性，涵盖其细胞起源、功能表型分类及分子异质性特征，并从调控恶性生物学行为、构建动态微环境网络、介导血管生成及免疫抑制等维度，全面阐述CAFs在PDAC进展中的核心作用。基于空间转录组与多重免疫荧光技术开发、表观遗传调控机制解析及联合治疗方案优化的研究路径，旨在为PDAC精准治疗提供新思路，改善患者预后。

探讨在空气脉冲作用下正常角膜、圆锥角膜及高度近视眼角膜表面压强的时间空间变化特征。

选取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中心就诊健康受试者2例(2只眼)、圆锥角膜患者2例(2只眼)及高度近视眼患者各2例(2只眼)。其中，健康受试者男性1例(1只眼)，女性1例(1只眼)；年龄30~32岁，平均年龄31岁。圆锥角膜患者男性1例(1只眼)，女性1例(1只眼)；年龄22~30岁，平均年龄26岁。高度近视眼患者男性1例(1只眼)，女性1例(1只眼)；年龄24~26岁，平均年龄25岁。使用计算流体力学与三维眼前节分析仪Scheimpflug摄像技术获取健康角膜、圆锥角膜及高度近视眼角膜受试者角膜前后表面的几何参数，构建个性化三维角膜模型。设定计算域和边界条件后，模拟可视化眼反应分析仪快速气流脉冲对角膜的影响，记录流场结构及表面压强分布。

5 ms流场时未形成较稳定的剪切层，靠近轴线处气流受阻减速增压，形成轴向逆压梯度，远离轴线的气流上卷，在约7 ms时到达壁面；10 ms流场时剪切层仍不稳定，压力波形成且仅在7 ms~13 ms射流加速过程中存在；15 ms流场时13 ms后形成较为稳定混合层，混合层内压力波动减弱和消失，对周围流动的引射作用增强，压强降低；20 ms流场时射流动压下降，驻点压强降低，剪切层外的负压绝对值降低，压力梯度趋向平缓；25 ms流场时出现不稳定剪切层压力波，角膜驻点和附近的压强迟滞。健康角膜射流速度达到峰值附近时的表面压强径向流动呈现典型的亚声速冲击射流流动特征，以角膜中心为驻点，全部动压转换为静压，速度滞止至0，压力达到峰值，驻点以外流体随后转向沿检测件表面向下游流动。角膜表面最大驻点压强发生在15 ms到16 ms之间。该特点可由Navier-Stokes方程组描述。圆锥角膜表面压强径向分布曲线在驻点附近比健康角膜的压强低，压强分布曲线下降比健康角膜缓，斜率绝对值更小，患病程度越重其径向压强离健康角膜压强越远，表面压强超过健康角膜表面压强的径向位置越靠外。近视眼患者角膜表面压强径向分布曲线在除角膜边缘都比健康角膜压强高，在径向无量纲距离0.4之前下降更缓。

空气脉冲约7 ms达到角膜顶点，正常角膜、圆锥角膜及高度近视眼患者角膜表面压强随时间与空间变化的规律一致，仅数值上有差异。压强以顶点为中心呈对称性变化，靠近驻点处流速降低而压强增大。射流加速和减速过程存在滞后现象，最大驻点压强与最大射流速度基本重合，二者时间曲线形态相似。

探讨青光眼患者杯盘结构的形态特征及其与非青光眼患者杯盘结构形态的差异。

收集2024年11月至2025年9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门诊接受眼底照相检查并同步完成视乳头分析系统检测的患者288例(288只眼)进行研究。其中，男性146例(146只眼)，女性142例(142只眼)。年龄10~71岁，平均年龄(39.1±15.2)岁。所有患者均进行眼压、眼部生物学测量、眼底像检查及视乳头分析系统分析。根据青光眼病史和眼底像中视杯扩大、盘沿丢失、视神经纤维层典型萎缩性改变及视野缺损等临床表现将患者分为青光眼组和非青光眼组。年龄、眼轴长度、盘沿面积及视盘垂直宽度经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眼压、中央角膜厚度、前方深度、晶状体厚度、平均角膜曲率半径、瞳孔直径、各个区域的盘沿宽度、盘沿视盘面积比、盘沿体积、垂直杯盘比、视杯面积、杯盘面积比、视杯体积、平均视杯深度、最大视杯深度、视盘面积、视盘体积及视盘损伤可能性评分不符合正态分布，以M(Q1，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全部患者288例(288只眼)中，非青光眼组和青光眼组患者分别为241例(241只眼)和47例(47只眼)，分别占83.7%和16.3%。非青光眼组和青光眼组患者的眼压分别为16.7(14.0，19.0)mmHg(1 mmHg＝0.133 kPa)和21.9(17.2，25.3)mmHg，非青光眼组低于青光眼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5.49，P<0.05)。非青光眼组患者各个区域自A~F点盘沿宽度、盘沿面积及盘沿视盘面积比分别为0.18(0.14，0.21)mm、0.20(0.15，0.25)mm、0.22(0.16，0.29)mm、0.24(0.17，0.33)mm、0.25(0.18，0.33)mm、0.22(0.16，0.27)mm、0.15(0.11，0.18)mm、(1.23±0.36)mm²及0.68(0.54，0.81)，青光眼组分别为0.12(0.09，0.16)mm、0.16(0.09，0.20)mm、0.16(0.11，0.24)mm、0.19(0.12，0.24)mm、0.16(0.11，0.24)mm、0.13(0.08，0.20)mm、0.10(0.05，0.14)mm、(0.94±0.34)mm²及0.52(0.38，0.67)，非青光眼组均大于青光眼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t＝-4.70，-4.05，-3.33，-3.59，-4.37，-4.55，-4.18，5.35，-4.32；P<0.05)。非青光眼组患者垂直杯盘比、视杯面积、杯盘面积比、视杯体积、平均视杯深度及最大视杯深度分别为0.55(0.44，0.65)、0.58(0.30，1.11)mm²、0.32(0.19，0.46)、0.08(0.02，0.22)mm³、0.14(0.08，0.22)mm、0.36(0.23，0.52)mm、2.00(2.00，3.00)，青光眼组分别为0.69(0.58，0.81)、1.05(0.52，1.35)mm²、0.48(0.33，0.62)、0.16(0.07，0.33)mm³、0.18(0.11，0.26)mm、0.43(0.33，0.60)mm、3.00(3.00，3.00)，非青光眼组均低于青光眼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4.47, -2.91，-4.32，-2.88，-2.17，-2.41，-6.36；P<0.05)。非青光眼组患者分布于颞侧0°或360°附近者159例(159只眼)，占65.98%；分布于颞下方300°和颞上方60°附近者53例(53只眼)，占21.99%；分布于其他部位者29例(29只眼)，占12.03%。青光眼组患者分布于颞下方300°和颞上方40°附近者22例(22只眼)，占46.81%；分布于其他部位者25例(25只眼)，占53.19%。

生理性大视杯患眼盘沿最窄部位主要分布于颞侧0°或360°附近，而青光眼组患眼近半数集中分布于颞下方300°和颞上方40°附近，其他部位散发；青光眼患眼的盘沿更窄，盘沿面积和盘沿视盘面积比更小，垂直杯盘比、视杯面积、杯盘面积比、视杯体积和视杯深度更大。

应用Lasso-Logistic回归分析玻璃体切割术(PPV)后增殖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DR)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

选取2021年1月至2024年2月在临汾市人民医院眼科PPV术后的PDR患者179例(179只眼)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96例(96只眼)，女性83例(83只眼)；年龄29~81岁，平均年龄(64.3±8.3)岁。按照术后6个月视力较术前减少程度分为预后不良组和预后良好组。收集PDR患者的病史、血压、血脂、血糖、肝肾功能生化检测结果及术后并发症的信息。年龄、糖尿病病程、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视网膜激光数量、术前眼内压、血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四项、血常规及肝肾功能生化检测结果进行正态性检验，当符合正态分布用±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糖尿病病程和尿白蛋白偏态计量资料采用M(P₂₅, P₇₅)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性别、眼别、病史、PDR分期、糖尿病治疗类型、黄斑脱离、虹膜红变、玻璃体积血、视网膜前积血、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治疗、联合白内障手术、玻璃体腔填充物及术后并发症以例数(眼数)和百分比表示，采用皮尔逊或连续性修正卡方检验；采用单因素分析和Lasso筛选影响PDR患者PPV术后短期预后不良的因素；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独立影响因素，并基于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拟合度采用霍斯默-莱梅肖检验，C指数分析采用区分能力，准确性采用校准曲线分析，临床效益采用决策曲线分析，预测效能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

预后不良组患者33例(33只眼)平均糖尿病病程和尿白蛋白中位和四分位数分别为11.00(9.00，13.50)年和42.37(36.41，48.46)mg/L；高脂血症者13例(13只眼)，冠心病者14例(14只眼)，高血压者6例(6只眼)，分别占39.39%、42.42%及18.18%；PDR Ⅳ期者6例(6只眼)，Ⅴ期者15例(15只眼)，Ⅵ期者12例(12只眼)，分别占18.18%、45.45%及36.36%；口服药物治疗糖尿病者6例(6只眼)，注射胰岛素者17例(17只眼)，胰岛素联合口服药物者10例(10只眼)；黄斑脱离者14例(14只眼)，虹膜红变者4例(4只眼)，玻璃体积血者31例(31只眼)，视网膜前积血者13例(13只眼)，分别占42.42%、12.12%、93.94%及39.39%；未使用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治疗者11例(11只眼)，术前使用者18例(18只眼)，术中使用者4例(4只眼)，分别占33.33%、54.55%及12.12%；联合白内障手术者17例(17只眼)，占51.52%；玻璃体腔填充六氟乙烷者2例(2只眼)，硅油填充者27例(27只眼)，平衡液填充者4例(4只眼)，分别占6.06%、81.82%及12.12%；术后并发症者18例(18只眼)，占54.55%。预后良好组患者146例(146只眼)糖尿病病程和尿白蛋白中位和四分位数分别为9.00(7.00，11.00)年和41.76(37.10，46.09)mg/L；高脂血症者37例(37只眼)，冠心病者42例(42只眼)，高血压者27例(27只眼)，分别占25.34%、28.77%及18.49%；PDR Ⅳ期者44例(44只眼)，Ⅴ期者85例(85只眼)，Ⅵ期者17例(17只眼)，分别占30.14%、58.22%及11.64%；口服药物治疗糖尿病者37例(37只眼)，注射胰岛素者70例(70只眼)，胰岛素联合口服药物者39例(39只眼)，分别占25.34%、47.95%及26.71%；黄斑脱离者16例(16只眼)，虹膜红变者3例(3只眼)，玻璃体积血者127例(127只眼)，视网膜前积血者52例(52只眼)，分别占10.96%、2.05%、86.99%及35.62%；未使用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治疗者35例(35只眼)，术前使用者94例(94只眼)，术中使用者17例(17只眼)，分别占23.97%、64.38%及11.65%；联合白内障手术者58例(58只眼)，占39.73%；玻璃体腔填充六氟乙烷者38例(38只眼)，硅油填充者90例(90只眼)，平衡液填充者18例(18只眼)，分别占26.03%、61.64%及12.33%；术后并发症者32例(32只眼)，占21.92%。预后不良组患者术眼术前BCVA、视网膜激光光斑数量、术前眼内压、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白细胞计数、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及血肌酐分别为(1.97±0.60)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652.06±381.20)个、(19.12±4.30)mmHg(1 mmHg＝0.133 kPa)、(153.97±20.86)mmHg、(93.85±10.03)mmHg、(10.22±1.41)mmol/L、(7.71±1.72)%、(5.33±0.33)mmol/L、(1.84±0.39)mmol/L、(1.05±0.07)mmol/L、(3.20±0.54)mmol/L、(3.90±1.14)×10⁹/L、(1.60±0.45)×10⁹/L、(254.93±54.14)×10⁹/L、(8.47±2.62)×10⁹/L、(26.92±8.18)U/L、(24.34±8.70)U/L、(36.60±11.12)U/L及(123.39±16.96)μmol/L；预后良好组患者分别为(1.62±0.47)logMAR、(1055.26±433.68)个、(17.40±5.08)mmHg、(149.12±20.14)mmHg、(89.84±11.11)mmHg、(9.71±1.35)mmol/L、(6.99±1.40)%、(5.20±0.51)mmol/L、(1.78±0.34)mmol/L、(1.06±0.13)mmol/L、(3.00±0.55)mmol/L、平均(3.72±1.26)×10⁹/L、(1.76±0.59)×10⁹/L、(254.40±69.00)×10⁹/L、(8.33±2.49)×10⁹/L、(24.80±8.82)U/L、(22.52±7.54)U/L、(33.36±10.23)U/L及(119.65±18.23)μmol/L。两组患者糖尿病病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316，P<0.05)；黄斑脱离、虹膜红变、玻璃体腔填充物及术后并发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9.102，4.827，6.479，14.234；P<0.05)；术前BCVA、视网膜激光数量及糖化血红蛋白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67，4.926，2.573；P<0.05)。Lasso回归筛选出PDR分期、术前BCVA、黄斑脱离、视网膜激光数量及术后并发症5个具有非零特征的变量。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DR分期Ⅴ期、Ⅵ期、黄斑脱离及术后并发症是PDR患者PPV术后短期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OR＝3.630，10.296，3.082，3.806，2.920；95%CI：1.088~12.110，2.630~40.303，1.074~8.845，1.260~11.499，1.075~7.930；P<0.05)，视网膜激光数量是其独立保护因素(OR＝0.784，95%CI：0.685~0.897；P<0.05)。基于PDR患者PPV术后短期预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Logit(P)＝-3.233＋1.289×PDR分期Ⅴ期＋2.332×PDR分期Ⅵ期＋1.125×术前BCVA＋1.337×黄斑脱离-0.002×视网膜激光数量＋1.071×术后并发症。预测模型拟合较好，C指数为0.885(95%CI：0.876~0.895，P>0.05)。经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概率接近理想曲线，净收益范围较大。经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PDR患者PPV术后短期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0.885(95%CI：0.828~0.927)，敏感度84.85%，特异度78.77%，约登指数0.6362。

PDR分期、术前BCVA、黄斑脱离、视网膜激光数量及术后并发症是PPV术后PDR患者短期预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视网膜激光数量是其独立保护因素，基于上述影响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对PDR患者PPV术后短期预后不良具有较高的预测能效。

探讨影响视网膜静脉阻塞(RVO)伴黄斑水肿治疗的因素。

选取2023年10月至2025年3月期间在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眼科接受3个月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治疗RVO伴黄斑水肿患者30例(32只眼)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20例(21只眼)，女性10例(11只眼)；年龄35~85岁，平均年龄(58.2±11.4)岁。使用扫频光源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技术(SS-OCTA)测量治疗前后的脉络膜厚度(CT)、脉络膜血管指数(CVI)以及脉络膜毛细血管层血流密度(CCVD)。治疗前、治疗后1个月及治疗后3个月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压、中央黄斑厚度(CMT)、CT、CVI及CCVD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不同时间点的比较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采用LSD法进行两两比较。以BCVA和CMT变化为因变量，基本资料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研究30例患者(32只眼)中，高血压和无高血压者分别为18例(20只眼)和12例(12只眼)，分别占62.50%和37.50%。患者治疗前、治疗后1个月及治疗后3个月的BCVA分别是(0.813±0.456)最小分辨视角的对数(logMAR)、(0.666±0.386)logMAR及(0.484±0.401)logMAR；眼压分别为(16.219±2.366)mmHg(1 mmHg＝0.133 kPa)、(15.969±1.732)mmHg及(16.500±2.514)mmHg；CMT分别为(474.625±191.370)μm、(397.094±155.446)μm及(360.219±173.240)μm；CT分别为(244.813±86.086)μm、(234.563±86.853)μm及(229.063±88.710)μm；CVI分别为(39.938±4.683)%、(39.375±5.552)%及(39.625±5.950)%；CCVD分别为(46.188±3.788)%、(46.813±2.361)%及(47.125±1.755)%，患者不同时间点BCVA、CMT及CT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4.556，14.373，11.955；P<0.05)；眼压、CVI及CCVD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959，0.979，1.610；P>0.05)。经LSD法两两比较，患者治疗后1个月的BCVA、CMT及CT较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27，3.645，3.452；P<0.05)；眼压、CVI及CCVD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01，1.605，-1.177；P>0.05)。治疗后3个月的BCVA、CMT及CT较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837，3.990，3.549；P<0.05)；眼压、CVI及CCVD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22，0.583，-1.368；P>0.05)。所有患者治疗3个月后BCVA较治疗前提高0.329 logMAR；CMT相对治疗前减少24.1%。经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高血压、治疗前CMT及治疗前CCVD是治疗后BCVA变化的影响因素(β＝0.328，-0.001, 0.027；95%CI：0.173~0.484，-0.001~0.000，0.003~0.050；P<0.05)；高血压、治疗前BCVA及治疗前CCVD是治疗后CMT变化的影响因素(β＝-0.226，0.235，-0.036；95%CI：-0.359~-0.092，0.095~0.376，-0.053~-0.019；P<0.05)。经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高血压是RVO患者治疗后BCVA变化的独立危险因素(β＝0.269，95%CI：0.102~0.436；P<0.05)；治疗前BCVA和治疗前CCVD是治疗后CMT变化的影响因素(β＝0.155，-0.024；95%CI：0.029~0.280，-0.043~-0.006；P<0.05)。

治疗前BCVA是其CMT变化的独立保护因素，治疗前CCVD是其CMT变化的独立危险因素。高血压可疑为RVO患者抗VEGF治疗后BCVA变化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病例数较少，有待扩大病例数量进一步验证。

马方综合征(MFS)的早期筛查对降低相关死亡率具有关键意义。当前MFS临床诊断主要依据2010年修订的Ghent标准，其核心特征为晶状体异位(EL)及主动脉根部扩张。现代眼科影像技术可以助力发现MFS超越EL的深层生物标志物谱，如眼轴增长和总角膜屈光力降低；角膜曲率值降低、中央角膜厚度变薄及角膜硬度增加；睫状体变薄、巩膜厚度降低及不对称性增加；视网膜微血管密度下降、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变薄及视网膜脱离风险增加；脉络膜结构与功能异常和面部特征性等改变。基于人工智能的眼科影像组学模型通过整合眼部的影像和生物测量等多模态影像数据，可构建高精度预测工具，显著提升对MFS筛查敏感性及准确性。该策略不仅有助于MFS的早期筛查，还可实现疾病进展的动态监测，辅助指导个体化心血管病变的干预，最终优化患者全生命周期管理。

斜视是一种因眼位偏移导致视轴异常的眼部常见病，不仅影响外观，更损害双眼同时视、融合功能及立体视觉等视功能发育。目前，现代斜视治疗的核心目标已从单纯矫正眼位转向最大限度恢复双眼视功能。非手术治疗包括矫正屈光不正、三棱镜治疗、布比卡因注射、A型肉毒素注射、视功能训练及遮盖疗法等；手术治疗包括微创小切口眼外肌手术和可调整缝线技术等。本文中笔者从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角度，探讨斜视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展。

病理性眼部血管生成是视网膜、脉络膜及角膜等多个部位发生的关键病理过程，会导致玻璃体积血、脉络膜新生血管或角膜混浊，已成为全球不可逆性盲的主要病因之一。血管生成源于已有血管网络的新生分支形成，依赖于内皮细胞激活、迁移及管腔生成等一系列步骤。金属离子是生命体的必需元素，在基础生物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金属离子在金属蛋白中主要执行提供结构稳定性、充当酶促反应辅因子及介导电子传递三类功能。其中，铁、铜、锌、钙及锰等五种金属离子对代谢调控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些金属离子驱动病理性眼部血管生成的多层面机制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并成为该领域研究焦点。该核心调控通路主要涉及铁死亡、铜死亡、锌指转录调控、钙信号级联以及锰酶介导调控。本文中笔者对上述通路及其最新发现进行系统综述，旨在为靶向金属离子稳态通路治疗新生血管性眼病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策略启示。

近年来，多模态影像技术的协同应用显著提升了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R)的早期诊断效能。光学相干断层血管成像(OCTA)技术结合量化微血管密度、黄斑无血管区(FAZ)形态及分形维数(FD)等新型生物标志物揭示了DR早期表现为微血管网络复杂性改变；超宽视野OCTA已将周边视网膜缺血的检出率提升至82%；人工智能(AI)驱动的新型算法在影像分割与分级中已达到专家级精度，并实现了彩色眼底照相(CFP)向荧光素眼底血管成像(FFA)图像的跨模态生成效果。作为血管网络复杂性的量化指标，FD与DR进展及视力预后显著相关，其临床应用潜力亟待深入挖掘。本文中笔者就多模态影像技术在DR早期诊断中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球面像差(SA)是影响屈光手术后视觉质量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随着屈光手术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SA特征的个体化手术方案选择已成为优化术后视觉质量的关键策略。有研究结果表明，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SA增加量普遍低于飞秒激光辅助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S-LASIK)；光学区大小与瞳孔直径的匹配关系、术前屈光状态及角膜生物力学特性共同决定术后SA水平。基于SA特征的个体化手术方案选择是优化术后视觉质量的关键，未来应建立整合多维度参数的预测模型，推动屈光手术向精准医疗方向发展。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前列腺癌发病率逐年上升，老龄化疾病负担日益加重。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筛查是提高前列腺癌早期诊断率和改善患者预后的有效手段，但国内缺乏基于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以指导筛查策略的制定。本文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经济的影响，阐述前列腺癌疾病负担的现状与趋势，并结合国内外PSA筛查的最新证据，对我国前列腺癌PSA筛查的必要性及现有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强调在制定筛查策略时，需充分考虑老龄化带来的疾病负担及卫生经济学效益。旨在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兼顾成本效益的前列腺癌个体化筛查方案提供参考，助力提升我国前列腺癌的整体诊疗水平和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肾盏憩室是一种相对少见的先天性肾畸形疾病，发病率为0.21%~0.45%，常伴随结石形成，可引起疼痛、血尿或反复泌尿系统感染等临床症状。治疗方法包括体外冲击波碎石术、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PCNL）、输尿管软镜碎石术（FURL）、腹腔镜手术及传统开放手术等。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PCNL和FURL已成为主要治疗方法，但最佳术式选择仍存在争议。PCNL的优势在于结石清除率高（87.5%~100%），憩室闭合率可达76%~100%，可通过憩室壁电灼或憩室颈切开扩张术处理憩室，但存在出血、肾实质损伤等风险，术后恢复时间较长。FURL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术后炎症反应轻等优点，结石清除率同样较高，特别适合直径<2 cm的中上盏憩室结石，但对于下盏或颈部狭窄的憩室处理较困难。本文对肾盏憩室结石的微创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观察医用组织胶水在大张自体刃厚皮片移植固定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回顾性分析 2021年2月至 2024年 6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烧伤与皮肤外科收治的196例采用大张自体刃厚皮片移植（包括脱细胞异体真皮支架复合刃厚皮片移植）修复创面患者临床资料。按照不同皮片固定方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104例）和对照组（92例），观察组患者刃厚皮片使用医用组织胶水固定，单纯刃厚皮片移植术后4~5 d首次换药，脱细胞异体真皮支架复合刃厚皮片移植术后8~10 d首次换药。对照组单纯刃厚皮片移植患者采用皮肤吻合针固定皮片，脱细胞异体真皮支架复合刃厚皮片移植患者采用丝线间断缝合固定皮片，术后首次换药时间与观察组相同。观察2组患者首次换药时皮片移位、血肿、感染发生情况及皮片成活情况。

观察组皮片移位发生率（4.8%）低于对照组（13.0%），皮片移位面积占比（3.63%±1.38%）低于对照组（6.60%±2.0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皮片成活率（99.24%±3.55%）与对照组（97.77%±6.08%）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046，P=0.151）。观察组发生血肿5例、皮片感染坏死2例，对照组发生血肿4例、皮片感染坏死3例，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并发症的患者中观察组4例、对照组5例补充植皮愈合，其余均换药愈合。

医用组织胶水应用于大张自体刃厚皮片移植固定，与传统固定方法相比固定效果更为稳妥有效，能减少皮片移位，还可避免操作损伤及拆除固定物引起的疼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探讨分次分步清创与封闭式负压引流及脱细胞真皮基质等适宜技术相结合的手术方式对经导管动脉栓塞术（TAE）后臀肌及皮肤坏死的治疗效果。

2020年8月至2023年9月，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整形烧伤科收治符合入选标准的骨盆骨折大出血行TAE术后臀肌及皮肤坏死患者6例，其中男4例，女2例，年龄42~65岁。患者均采用分次分步清创与封闭式负压引流及脱细胞真皮基质等适宜技术相结合的手术方式进行治疗。观察患者TAE术后肌酸激酶水平变化、臀肌及皮肤坏死的CT或MRI影像学特征，统计创面治疗手术次数、创面愈合时间及创面愈合情况。

患者肌酸激酶水平在TAE术后1~3 d总体呈上升趋势，于术后3~7 d达到高峰，高水平状态（>10 000 U/L）持续2~7 d。CT或MRI均表现为臀部软组织及臀肌（臀大肌、臀中肌及臀小肌）水肿，部分肌肉密度不均匀。创面治疗手术次数为（4.7±0.8）次，创面愈合时间为（42.5±5.4）d。6例患者术后创面均愈合良好，随访2个月未出现创面破溃或渗液。

分次分步清创与封闭式负压引流及脱细胞真皮基质等适宜技术相结合，能够有效治疗TAE术后臀肌及皮肤坏死。

探讨应用自体带血管蒂腓骨移植治疗股骨感染性骨缺损的临床疗效。

回顾性分析自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兵器工业总医院创伤骨科收治的 11例股骨感染性骨缺损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男 8例，女3例，平均年龄（34.0±4.5）岁，平均骨缺损长度（9.5±1.7） cm。术中对骨缺损端彻底清创后固定股骨，切取自体带血管蒂腓骨复合组织瓣行一期重建。游离并修剪腓骨血管蒂后，将其与受区血管实施端侧吻合。其中5例采用单段腓骨移植，6例采用双段腓骨移植，平均移植腓骨长度（14.5±3.2） cm，采用钢板或外固定支架固定带血管蒂腓骨。术后常规予以抗感染、抗凝及抗血管痉挛治疗（抗感染治疗疗程 4~6 周，抗凝及抗血管痉挛治疗持续 2 周），密切观察感染控制情况及带血管蒂腓骨成活状态；通过复诊影像学检查随访评估带血管蒂腓骨与受区结合处的愈合情况，指导患者行下肢功能锻炼，并根据Enneking评分、Baird-Jackson踝关节功能评分、Ilizarov技术研究与推广学会（ASAMI）评价标准及下肢功能量表（LEFS）评分评估患肢与供区愈合情况及肢体功能。

1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平均随访时间（24.5±12.8）个月。所有患者伤口均一期愈合，无感染复发，带血管蒂腓骨均成活，无血管危象发生，供区未出现明显功能障碍。所有移植的带血管蒂腓骨均获得稳定骨性连接，无骨吸收、骨质硬化及再骨折等并发症，平均骨性愈合时间（5.5±1.2）个月。术后 12个月，患肢平均 Enneking 评分（24.0±3.3）分，供区平均 Enneking 评分（27.2±1.1）分，供区平均 Baird-Jackson踝关节功能评分（95.5±1.6）分；末次随访时，患肢 ASAMI 评价结果显示11例患者骨评价均为优，功能评价优7例、良4例，患肢平均LEFS评分（75.5±2.2）分。

应用带血管蒂腓骨移植及血管重建有助于改善局部血运、控制感染，能有效修复大范围股骨感染性骨缺损，提高骨愈合率，是该类疾病临床治疗的有效手段。

探讨游离皮瓣修复胫骨远端骨外露创面的临床疗效，并分析影响皮瓣存活及术后并发症的相关因素。

对2019年5月至2024年5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收治的78例采用游离皮瓣修复胫骨远端骨外露创面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患者术后皮瓣成活率、并发症发生率及功能恢复情况，采用χ²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等统计学方法分析危险因素。

皮瓣成活率为94.9%（74/78）。血管危象6例（7.7%），其中动脉危象4例（5.1%）、静脉危象3例（3.8%），其中包括1例动静脉危象同时发生的病例；感染2例（2.6%）；血肿3例（3.8%）；伤口裂开1例（1.3%）；供区并发症4例（5.1%）。Enneking评分优良率85.9%（67/78）。慢性感染创面是术后发生血管危象（OR=3.45， 95%CI： 1.12~10.67， P=0.031）和随访时创面出现感染或窦道（OR=5.20， 95%CI： 1.80~15.10， P=0.002）的独立危险因素。吸烟、糖尿病等因素与并发症无显著关联。

慢性感染创面是术后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术前加强感染控制有助于提高手术成功率。

了解颈部深Ⅱ度烧伤非手术治疗患者创面愈合的影响因素，为其非手术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

选择2018年12月至2024年6月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烧伤整形科收治的122例颈部深Ⅱ度烧伤非手术治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损伤原因、颈部烧伤面积、烧伤总面积、创面处理方式（暴露治疗、半暴露治疗或包扎治疗）及是否合并吸入性损伤。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颈部深Ⅱ度烧伤非手术治疗患者创面愈合时间的影响因素。

创面愈合时间为11~36 d，平均（19.3±5.6）d。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损伤原因、创面处理方式、烧伤总面积以及是否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创面愈合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火焰烧伤和热液烫伤患者相较于电弧烧伤患者创面愈合时间更长（β=0.368，P=0.006；β=0.276，P=0.047）；包扎治疗患者相较于非包扎治疗患者创面愈合时间更短（β=-0.208，P=0.030）；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相较于未合并吸入性损伤患者创面愈合时间更长（β=0.278，P=0.014）。

在颈部深Ⅱ度烧伤患者创面非手术治疗方式中，包扎治疗相较于暴露治疗或半暴露治疗，对于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具有一定优势。火焰烧伤、热液烫伤及合并吸入性损伤的颈部深Ⅱ度烧伤患者创面愈合时间更长，对于此类患者，临床早期需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以促进创面愈合。

对重度烧伤患者双足底供皮区的管理模式进行优化，并探讨其应用效果。

回顾性分析2021年4月至2024年9月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〇医院烧伤整形科采用双足底皮片治疗42例重度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对照组20例和观察组22例。其中，对照组双足底供皮区采用常规管理模式，观察组实施优化管理模式，包括术前皮肤角质层软化及部分去除、术中取皮范围的界定、器械选择及操作技巧、术后悬浮床及创面敷料的使用以及出院后康复指导等环节。对比2组患者双足底可取皮次数、末次取皮面积、末次取皮后供皮区创面初次换药疼痛评分、换药次数、供皮区愈合时间、6个月后供皮区瘢痕评分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观察组双足底可取皮次数及末次取皮面积多于对照组（P<0.05），末次取皮后供皮区创面初次换药疼痛评分、换药次数、愈合时间、6个月供皮区瘢痕评分及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

对双足底供皮区的管理模式进行优化，可以增加双足底取皮次数及供皮量，减轻供皮区创面换药疼痛，减少其换药次数以及促进创面愈合，同时减轻供皮区瘢痕增生，且不影响术后患者行走功能。

基于时机理论框架探讨重度烧伤患儿照护者在疾病不同阶段的照护体验，为构建分期干预方案及建立多元化支持体系提供依据。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目的抽样法结合最大差异化抽样策略选取2024年1至12月就诊于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烧伤与皮肤外科的18例重度烧伤患儿的照护者为研究对象，以时机理论为指导，于不同阶段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访谈并收集资料，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资料并提炼主题。

按烧伤分期提炼出3个主题包括9个亚主题。（1）休克期：自责与内疚、治疗需求迫切；（2）治疗期：生活重心转移、因知识匮乏而焦虑、经济负担沉重、照护任务繁重与渴望得到社会援助；（3）康复期：对患儿未来担忧、康复护理需求增加。

医护人员、家庭成员及社会团体应关注重度烧伤患儿照护者在患儿疾病各阶段的动态照护体验及需求变化，为其提供全程、细致的身心照护与专业指导。在提升烧伤患儿救治成功率的同时，需兼顾其照护者的需求，构建多方位支持体系以减轻其心理负担，从而更好地推动重度烧伤患儿的治疗与康复进程，最终提升患儿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