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不同的胎盘病理取材方法对子宫胎盘血管检出率及胎盘病理诊断准确性的影响。

(1)根据不同胎盘部位的超声血流信号，以超声血流动力学为基础提出新的胎盘取材方法(新方法组)，与根据Amsterdam共识使用的常规胎盘取材方法(常规方法组)进行胎盘血管检出率及病理诊断准确性的比较；(2)新方法组176例，其中57例临床诊断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ypertensive disorders of pregnancy，HDP)，常规方法组129例，其中43例为HDP，比较两种取材方法的子宫胎盘血管检出率及胎盘母体血管灌注不良的诊断率。

(1)新方法组HDP胎盘的子宫胎盘血管检出率明显大于常规方法组(70.2%与39.5%，Z＝－3.057，P＝0.002)；(2)不同胎盘位置取材的比较显示胎盘边缘的血管检出率最高(54.4%，U＝13.841，P＝0.003)；(3)新方法组HDP胎盘母体血管灌注不良的诊断率高于常规方法组(59.6%与32.6%，Z＝－2.671，P＝0.008)。

新胎盘取材方法可获得更多的子宫胎盘血管供组织病理学评估，展示更全面的病变信息，可提高胎盘病理诊断的准确性，同时规范胎盘取材标准。

分析高原地区孕妇妊娠晚期非空腹甘油三酯-葡萄糖(triglyceride-glucose, TyG)指数与巨大儿之间的关系。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2023年1月至2025年4月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察雅县人民医院住院分娩的单胎妊娠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根据胎儿出生体重将研究对象分为巨大儿组及对照组；通过非空腹甘油三酯(triglyceride, TG)及随机血浆葡萄糖(plasma glucose，PG)计算非空腹TyG指数，并根据非空腹TyG指数的三分位数数值将研究对象平均分成3组，比较3组孕妇的一般临床特征、血脂水平及发生巨大儿的风险。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χ²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多组间比较，以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和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RCS)分析非空腹TyG指数与巨大儿之间的相关性，并进行分层分析。

(1)研究共纳入771例单胎妊娠孕妇，孕妇年龄为(27.3±6.1)岁，初产妇所占比例为26.72%(206/771)，分娩前体重指数为(25.1±2.3)kg/m²，非空腹TyG指数为9.1±0.4。诊断分娩巨大儿的产妇有21例，检出率为2.72%(21/771)。(2)分娩前体重指数、长期居住地海拔高度、血清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PG、新生儿出生体重、巨大儿发生率在不同非空腹TyG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进一步趋势性检验发现，随非空腹TyG指数的增加，TC、TG、LDL-C、PG、新生儿出生体重、巨大儿发生率均呈上升趋势(P值均<0.001)。(3)对非空腹TyG指数与巨大儿发生风险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非空腹TyG指数与巨大儿发生风险存在独立正相关(OR＝6.64，95%CI：2.00~22.01，P<0.05)；且随非空腹TyG指数的增加发生巨大儿的风险随之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_趋势<0.05)。(4)对非空腹TyG指数与巨大儿进行RCS曲线拟合，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非线性检验}＝0.355)。(5)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巨大儿中非空腹TyG指数与妊娠期高血糖之间未发现存在交互作用(P_交互作用>0.05)。

高原地区单胎妊娠孕妇妊娠晚期非空腹TyG指数是巨大儿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且随非空腹TyG指数的增加，巨大儿的发生风险也随之增加。

探讨胎儿生长受限(fetal growth restriction, FGR)孕妇血栓前状态异常检出率、高危因素及其与妊娠结局的关系。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我院2024年1至12月收治的182例FGR孕妇的年龄、孕前体重指数、受孕方式、既往孕产史、首次发现FGR孕周、接受血栓前状态检测孕周、妊娠期并发症和合并症、TORCH筛查、产前筛查或产前诊断结果、孕期用药情况、妊娠结局等进行分析。检测抗磷脂抗体谱、抗核抗体、蛋白C/S、抗凝血酶Ⅲ、同型半胱氨酸等指标，按检测结果分为异常组(99例)与正常组(83例)，比较组间临床特征及妊娠结局。

54.4%的FGR孕妇存在血栓前状态异常；异常组抗心磷脂抗体IgM、抗β2糖蛋白Ⅰ抗体IgM、狼疮抗凝物初筛/确认比值、抗磷脂酰丝氨酸/凝血酶原抗体IgM均高于正常组，抗凝血酶Ⅲ活性和蛋白S水平低于正常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年龄(OR＝1.10, 95%CI：1.01~1.20)和孕前高体重指数(OR＝1.10, 95%CI：1.00~1.22)是血栓前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

高龄和孕前高体重指数是FGR孕妇血栓前状态检测异常的独立高危因素，检出率高，建议高龄和孕前高体重指数的FGR孕妇进行血栓前状态检测，以改善妊娠结局。

分析初产妇先兆早产的子宫肌电特征，并评估子宫肌电联合宫颈长度对早产预测的价值。

本研究为前瞻观察性队列研究，对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科门、急诊的孕24~34周有先兆早产症状的初产妇进行子宫肌电测定和宫颈长度测量，并追踪观察其临床特征、宫颈长度及妊娠结局等指标，分析子宫肌电的爆发波频率、持续时间、最大功率谱峰值频率(power density spectrum，PDS)和总功率，并结合宫颈长度绘制7 d内早产预测的ROC曲线。

共有209例孕妇纳入研究，根据分娩时限将患者分为三组，48 h内分娩组(20例)，3~7 d内分娩组(22例)，>7 d分娩组(167例)；48 h内分娩组子宫肌电爆发波能量参数总功率均高于3~7 d内分娩组及>7 d分娩组，MD (I-J)值分别为(－3.13，－4.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01)；3~7 d内分娩组总功率高于>7 d分娩组，MD (I-J)值为－1.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子宫肌电爆发波个数、持续时间、最大PDS在三组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总功率预测先兆早产孕妇7 d内分娩AUC为0.88，敏感度为76.0%，特异度为86.2%；宫颈长度预测先兆早产孕妇7 d内分娩AUC为0.71，敏感度为74.0%，特异度为63.0%；当联合子宫肌电爆发波总功率和宫颈长度时，其预测先兆早产孕妇7 d内分娩的AUC为0.92，预测特异性较单独预测指标有所提升，敏感度为81.0%，特异度为90.0%。

子宫肌电爆发波总功率的增加可能预示早产风险增加，子宫肌电联合宫颈长度可提高先兆早产孕妇7 d内分娩预测的准确性。

探讨妊娠相关暴发性1型糖尿病的早期识别、临床特点、诊治和妊娠结局，以提高临床医生对其的诊疗水平，提高母胎生存率。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4例妊娠相关暴发性1型糖尿病(fulminant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FT1DM)患者的临床资料，同时以"暴发性1型糖尿病"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2000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收录的文献，初步获得相关论著及病例报告222篇，报道FT1DM患者共423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出妊娠相关性FT1DM的病例100例，并对其进行分析。

本组4例患者均呈现典型的急骤起病过程，在短时间内(1~5 d)从显著高血糖(血浆葡萄糖18.75~38.69 mmol/L)迅速发展为糖尿病酮症或酮症酸中毒，表现为极高的血浆葡萄糖与相对轻度升高的糖化血红蛋白(6.1%~6.9%)之间的"解离"现象(血浆葡萄糖/糖化血红蛋白比值≥3.3)；空腹血清C肽均<100 pmol/L；3例胰岛自身抗体阴性，1例未检测。文献检索100例妊娠相关FT1DM患者资料分析显示，妊娠相关性FT1DM多见于孕期(96%，96例)，短时间内起病(平均约3 d)。4例患者前驱症状表现为消化道症状2例，呼吸系统症状1例，神经系统症状1例；文献检索100例资料分析显示，消化道症状24例(占24%)，呼吸道症状16例(占16%)。4例患者新生儿存活3例，死胎1例；文献检索资料分析显示，妊娠相关性FT1DM总体妊娠结局极差，胎儿丢失率高达60%(以死胎为主，占54%)。

妊娠相关FT1DM起病急、症状隐匿，可导致极高的胎儿丢失率，临床医生需提高预警意识，对无糖尿病病史的孕产妇出现的任何非特异性消化道或呼吸道症状保持高度警惕，将其视为FT1DM的可能前驱信号；立即检测血浆葡萄糖、尿酮体及胰岛功能(C肽)，利用"血糖与糖化血红蛋白解离"这一关键特征进行早期鉴别；启动应急流程，多学科协作紧急救治，提升母胎生存率。

基于结直肠腺瘤性息肉临床血脂指标与内镜特征，建立多变量模型，并验证其在预测息肉复发风险和量化生长速率方面的临床价值。

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纳入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既往行腺瘤性息肉切除并至少完成一次随访结肠镜检查的患者。收集基线临床资料、直肠与升结肠的基线与复查内镜数据（息肉数量、累积体积、最大径及复查间隔）。以内镜中心收治的795例作为测试组，肛肠中心收治的476例作为验证组，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息肉复发的独立预测因素并构建列线图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模型的判别效能。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稳健回归及对数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复查息肉数量、累积体积及最大径的影响。

共纳入1 271例患者，其中复发组1 005例，非复发组266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总胆固醇升高（OR=2.51，95%CI：1.53~4.11）、复查间隔时间延长（OR=1.08，95%CI：1.04~1.12）、基线息肉数量多（OR=1.15，95%CI：1.06~1.25）是息肉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高密度脂蛋白降低（OR=0.51，95%CI：0.27~0.95）是息肉复发的保护因素。基于此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测试集与验证集中的AUC分别为0.736和0.710。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复查间隔时间是预测复查息肉数量（β=0.13，P＜0.001）、累积体积（β=2.94，P＜0.001）及最大径（β=0.23，P＜0.001）的稳定因素。模型预测息肉最大径生长至10.0 mm的中位时间为25.08个月。亚组分析显示，直肠组与升结肠组的复发率分别为80.60%与77.3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82）；部位不是息肉复发的独立预测因素（OR=0.82，95%CI：0.61~1.08，P=0.160）。

结合血脂指标与内镜特征构建的多变量预测模型可作为息肉术后复发风险评估的辅助工具，为个体化随访间隔的制定提供初步量化参考。

比较机器人单切口加一孔与腹腔镜多孔全结肠切除术（TC）治疗慢传输型便秘（STC）的短期临床疗效。

采用回顾性频数匹配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6月至2025年11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为STC并接受TC手术治疗的50例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分为机器人单切口加一孔组（25例）和腹腔镜多孔组（25例）。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围手术期相关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疼痛评分、首次排便/下地/进食时间、住院时间，术后短期随访观察指标包括Wexner便秘评分（WCS）、完全自发排便次数（CSBM）、胃肠道生活质量指数（GIQLI）评分、Bristol粪便性状量表（BSFS）、切口美容评分。

两组患者性别、身体质量指数（BMI）、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ASA）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年龄组间存在一定差异（t=−2.025，P=0.048）。两组所有手术均成功施行，无中转开腹，术中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与腹腔镜多孔组相比，机器人单切口加一孔组手术时间更长[（293.52±60.57）min vs.（235.56±56.31）min，t=3.504，P＜0.001]，但首次排便时间[（25.00±5.00）h vs.（28.92±6.94）h，t=−2.423，P=0.020]、首次下地时间[（42.52±12.43）h vs.（51.92±13.07）h，t=−2.606，P=0.012]及住院时间[（9.08±1.91）d vs.（11.84±2.98）d，t=−3.895，P＜0.001]均短于腹腔镜多孔组。术中出血量、疼痛评分、术后3个月随访，两组WCS、CSBM、GIQLI评分，术后总体并发症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切口美容评分具有统计学意义（Z=−3.830，P＜0.001）。

与腹腔镜多孔组相比，机器人单切口加一孔组治疗STC同样具备较好的安全性与可行性，并在术后快速康复、切口美容方面更具优势，可作为STC患者个体化微创治疗的优选方案之一。

直肠癌淋巴结转移受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调控，与直肠癌患者的预后息息相关，但目前评估直肠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准确性仍有待提升。本文阐述了直肠癌免疫微环境调控淋巴结转移的主要机制，并对以MRI为主的影像学评估直肠癌免疫微环境的研究现状做一总结，以期提高直肠癌患者的术前诊断淋巴结转移的精度，改善患者预后，为个体化诊治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调节性T细胞（Treg）是结直肠癌肿瘤微环境（TME）中介导免疫抑制的重要免疫成分，其通过多种机制实现肿瘤免疫逃逸，促进肿瘤进展。本文综述了Treg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内在异质性，及介导免疫抑制的相关机制，包括分泌抑制性细胞因子、营养竞争、代谢干扰和形成特定空间生态位等，并总结靶向Treg细胞的治疗策略从单纯耗竭向精准调控的发展和转变，为结直肠癌的免疫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坏死性筋膜炎（NF）是结直肠肛门外科少见且致命的急危重症，具有起病隐匿、进展迅速、组织破坏严重及病死率高等特点，感染可沿筋膜间隙迅速播散，累及肛周、会阴、盆底乃至腹膜后等多个部位。传统诊疗模式多聚焦于急性期感染控制与手术清创，而对治疗后期的功能保护、分期重建及长期康复关注不足。全程管理理念强调从“防、筛、诊、治、康”多个维度构建全病程诊疗体系，通过多学科协作和个体化决策，将早期识别与鉴别诊断、影像学分层评估、急性期彻底清创与靶向抗感染、分期创面管理、功能重建及长期康复随访有机整合，以减少诊疗衔接断裂并优化整体预后。本文探讨NF全程管理理念在结直肠肛门外科中的临床应用，以及其在提高救治成功率和改善患者远期生活质量中的意义。

探讨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葡萄糖（CHG）指数对急性基底动脉闭塞（aBAO）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后临床结局的预测价值。

数据来源为前瞻性注册研究BASILAR队列。根据入院时CHG指数的四分位数将所有患者分为4组，分别为Q1组（-0.25~3.68）、Q2组（＞3.68~4.25）、Q3组（＞4.25~4.82）和Q4组（＞4.82~7.91）。随访时间为术后1年。主要结局指标为术后1年良好功能预后[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3的患者比例]；次要疗效终点为术后90 d良好功能预后；安全性终点包括术后90 d全因病死率、术后48 h内症状性颅内出血及手术相关并发症等。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HG指数与不良功能预后（mRS评分＞3分）的关联，并计算OR值及95%置信区间（CI）。

本研究共纳入接受EVT的aBAO患者396例，Q1组、Q2组、Q3组和Q4组每组患者人数为99例。Q1~Q4组患者的年龄、吸烟史占比、高血压病史占比、2型糖尿病史占比、高脂血症史占比、尿酸、血脂各组分、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凝血功能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在临床结局方面，随着CHG指数升高，血管成功再通率（改良脑梗死溶栓分级2c~3级；Q1组、Q2组、Q3组和Q4组分别为68.69%、68.69%、57.58%和48.48%）和术后1年良好功能预后率（Q1组、Q2组、Q3组和Q4组分别为48.48%、44.44%、32.32%和31.31%）均呈显著下降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1.905、9.276，P=0.008、0.02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校正混杂因素后，CHG指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不良预后风险增加41%（OR=1.41，95%CI：1.13~1.76，P=0.002）。

CHG指数升高可能是aBAO患者行EVT术后1年功能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素。术前评估CHG指数有助于临床精准风险分层。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的致残率与病死率均居高不下。在缺血发生后，氧化应激、神经炎症、兴奋性氨基酸毒性及血脑屏障破坏等多种缺血级联反应相互交织，构成AIS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静脉溶栓和血管内治疗虽可改善AIS患者的预后，但治疗时间窗狭窄，缺血再灌注损伤难以避免，导致部分患者的临床获益仍然有限。依达拉奉右莰醇是由依达拉奉与右莰醇按4∶1比例组成的复方神经保护剂，其抗氧化与抗炎双靶点同步起效，发挥脑保护作用。本文围绕依达拉奉右莰醇的药理学机制、临床研究证据（包含随机对照试验与真实世界研究）、联合治疗策略、特殊脑卒中亚型应用及未来研究方向等进行综述，并探讨个体化精准用药方向，为临床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烟雾病（MMD）是一种以颈内动脉末端及大脑中动脉起始部进行性狭窄、合并颅底代偿性异常血管网形成为病理特征的脑血管疾病，兼具缺血性与出血性脑卒中的双重风险，其临床治疗策略的制定极具挑战性。抗血小板疗法是缺血型MMD药物治疗的基石。然而，这一疗法对于MMD血流动力学的改善作用尚不明确，同时存在潜在的出血转化风险，因而在临床应用中存在一定的争议。抗血小板治疗对于MMD的脑卒中预防具有一定的潜在价值，但亚洲人群的临床数据却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尤其是对于影像学确诊的无症状MMD患者，抗血小板治疗的风险获益比仍未明确。本综述拟就抗血小板治疗在MMD中的病理生理学基础、临床应用现状、安全性争议及药物选择策略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精准决策及后续前瞻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探讨胸部SMARCA4缺失型非小细胞肺癌(SMARCA4-deficie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SMARCA4-dNSCLC)及SMARCA4缺失型未分化肿瘤(SMARCA4-deficient undifferentiated tumor, SMARCA4-UT)患者的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组织病理学特点及治疗预后，以提高对该疾病认识。

回顾性分析2022年11月至2025年4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37例胸部SMARCA4缺失型肿瘤(SMARCA4-deficient tumor, SMARCA4-DT)患者，将其分为SMARCA4缺失型非小细胞肺癌(SMARCA4-dNSCLC)10例，SMARCA4缺失型未分化肿瘤(SMARCA4-UT)27例，比较患者的性别、年龄，吸烟史，临床症状，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评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肿瘤CT位置、肿瘤大小、肿瘤密度、肿瘤强化均匀度、转移部位、分期、组织病理特征及预后。

与SMARCA4-dNSCLC相比，SMARCA4-UT其肿瘤直径更大、肿瘤密度及强化均匀度极不规则，且临床分期偏晚、纵隔淋巴结转移较常见，Ki-67指数高；整体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表现、ECOG体能状态评分、远处转移部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MARCA4-dNSCLC的组织学形态呈现多种低分化NSCLC形态；SMARCA4-UT的组织学形态分化较差，并失去了上皮癌的形态特征，表现为横纹肌样形态。肿瘤早期以手术为主，晚期则以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为核心方案，但两类肿瘤总体预后极差，中位总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 mOS)均较短。本文SMARCA4-dNSCLC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4个月，而SMARCA4-UT的中位生存期为5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SMARCA4-dNSCLC与SMARCA4-UT均具有高侵袭性、病情进展迅速、预后差的特点，而SMARCA4-UT恶性程度更高、进展更快、预后更差，两者在影像学表现、组织病理学特点及预后方面存在差异，临床可将SMARCA4常规纳入低分化、未分化胸部肿瘤免疫组化检测，早期识别并准确分型对评估病情与指导治疗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整合多套人肺癌单细胞转录组公共数据，系统解析肺腺癌肿瘤细胞恶性增殖转录调控网络的分子机制，筛选驱动肿瘤增殖的核心基因与转录因子，为肺癌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整合GSE131907、GSE149655、GSE148071及E-MTAB-6149四套肺癌scRNA-seq数据集，经质控、标准化及Harmony批次校正后获得199 489个高质量细胞。采用Louvain聚类和经典标记基因注释细胞类型，通过inferCNV结合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基于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 CNV)特征精准区分肿瘤上皮细胞与正常上皮细胞。运用Wilcoxon秩和检验筛选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通过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WGCNA)鉴定关键功能模块，利用GENIE3算法构建转录因子调控网络。在A549细胞中通过siRNA敲低高迁移率族蛋白B2(high mobility group box 2, HMGB2)，采用qRT-PCR验证核心转录因子及下游靶基因的表达变化。

整合数据集经批次校正后细胞均匀混合，共鉴定出20个细胞亚群，分为免疫细胞(65.18%)、上皮细胞(27.43%)、内皮细胞(4.60%)和成纤维细胞(2.79%)。基于CNV的GMM方法成功识别23 505个肿瘤细胞(占上皮细胞44.90%)，高置信度肿瘤细胞占80.59%。WGCNA鉴定出蓝色模块为与细胞周期高度相关的关键模块，其活性在S期和G2M期显著升高，核心基因均为经典细胞周期驱动基因。转录调控网络分析揭示FOXM1、E2F7、HMGB2等7个核心转录因子形成紧密互作网络。细胞实验证实，敲低HMGB2可显著下调FOXM1、E2F7、TOP2A等关键基因的表达。

整合多套肺癌单细胞转录组数据，构建肺癌上皮细胞异质性的单细胞图谱，阐明以HMGB2-FOXM1/E2F7/HMGA1-细胞周期基因为核心轴的转录调控网络驱动肺癌上皮细胞恶性增殖的分子机制。结果为肺癌的早期诊断标志物筛选和靶向治疗策略开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潜在分子靶点。

通过多队列转录组整合与单细胞分辨率分析筛选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稳健相关关键基因，阐明其细胞来源及与免疫微环境重塑的潜在联系，为PAH生物标志物与机制研究提供依据。

分别对3个独立转录组队列(GSE217438、GSE117261、GSE33463)进行PAH与对照差异表达分析并取交集获得跨队列一致候选基因；基于相互作用基因/蛋白质检索工具(search tool for the retrieval of interacting genes/proteins, STRING)构建蛋白互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网络定位关键节点；采用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 WGCNA)构建共表达网络并进行模块-性状关联与功能富集；进一步分析肺组织单细胞转录组数据，明确G蛋白信号传导调节因子1(regulator of G- protein signaling 1, RGS1)的细胞来源并在单核-巨噬细胞谱系中开展拟时序分析，同时比较对照与PAH的细胞通讯差异并筛选关键配体-受体轴；最后构建野百合碱(monocrotaline, MCT)(60 mg/kg)诱导大鼠PAH模型，通过肺泡巨噬细胞RT-qPCR、Western blot及肺组织免疫组化验证RGS1表达变化。

三队列差异基因交集提示候选基因具有较强跨队列稳定性，其中免疫调控相关基因RGS1被进一步聚焦；在3个独立队列中，RGS1在PAH组显著上调(P<0.05)。蛋白互作网络结果表明，RGS1位于网络中心位置并与多种G蛋白信号及免疫相关分子相互作用，提示其可能参与GPCR免疫相关通路。WGCNA分析结果显示RGS1所属深灰色模块与PAH表型高度相关(cor＝0.43, P＝5e-5)，该模块基因富集适应性免疫反应、免疫球蛋白介导反应及淋巴细胞介导免疫等通路。单细胞分析显示RGS1主要在免疫细胞中高表达，PAH组巨噬细胞比例显著上升并伴随炎症相关通路富集(P<0.05)；拟时序结果表明单核-巨噬细胞沿轨迹发生连续状态迁移，RGS1表达随伪时间动态变化；细胞通讯分析则显示PAH组整体通讯数量和强度增强，并筛选到在PAH组的配体-受体对PPIA-BSG通讯概率升高，提示信号网络重塑。模型组接受野百合碱(monocrotaline, MCT)动物模型中实验组肺泡巨噬细胞RGS1 mRNA与蛋白水平上调(P<0.01)，同时肺组织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 IHC)显示RGS1阳性信号增强。

RGS1可能参与PAH免疫微环境重塑，并有望成为免疫相关生物标志物和潜在干预靶点。

探讨基于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肿瘤内部生境影像组学特征量化肿瘤内部异质性(intratumoral heterogeneity, ITH)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治疗反应性的预测价值。

选择2022年6月至2025年6月我院拟行帕博利珠单抗联合铂类双药治疗NSCLC患者148例作为训练集，同期患者98例为验证集。治疗前采集CT图像并提取生境影像组学特征，采用LASSO回归筛选核心特征构建ITHscore模型。治疗结束后根据RECIST标准评估疗效，将训练集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分为缓解组79例，疾病稳定和疾病进展分为未缓解组69例。比较两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ICIs治疗反应性的独立因素，通过受试者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和决策曲线(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CA)判断预测效能。

训练集中缓解组与未缓解组年龄、性别、临床分期及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ASSO回归从1524个放射组学特征中筛选出8个非零系数核心特征构建ITHscore。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年龄(OR＝1.145，95%CI：1.031~1.272，P＝0.011)、性别(OR＝2.447，95%CI：1.079~5.550，P＝0.032)、临床分期(OR＝3.555，95%CI：1.581~7.992，P＝0.002)、PDL1表达(OR＝0.887，95%CI：0.847~0.929，P＝0.007)及ITHscore(OR＝1.895，95%CI：1.261~2.848，P＝0.002)为影响ICIs治疗反应性的危险因素。ROC分析显示，ITHscore模型AUC为0.818(95%CI：0.737~0.882)，临床特征模型AUC为0.793(95%CI：0.710~0.862)(P>0.05)；联合模型AUC为0.896(95%CI：0.827~0.944)，敏感度75.61%，特异度91.23%，优于单一模型。验证集中联合模型AUC为0.879(95%CI：0.807~0.931)，敏感度70.73%，特异度92.41%。DCA显示，当阈值概率为0.25时，联合模型净获益0.27高于ITHscore模型0.23和临床特征模型0.11。

基于CT肿瘤内部异质性影像组学特征构建的ITHscore联合临床特征模型预测NSCLC患者ICIs治疗反应性区分能力和临床净获益良好，有助于早期识别免疫治疗获益人群。

分析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治疗相关性的肺炎(treatment-related pneumonia, TRP)的发生率及其和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 SII)的相关性。

回顾性分析于2021年1月至2024年12月我院收治局部晚期不可手术NSCLC患者89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案，分为联合组(放疗＋免疫)和放疗组(单纯放疗)，比较两组TRP的发生率和严重度；次要研究指标为探索联合组中治疗前SII与TRP的相关性。

联合组发生TRP 27例(61.36%)高于放疗组16例(35.56%)(P<0.05)；联合组≥3级TRP发生7例(15.91%)高于放疗组2例(4.44%)(P>0.05)。联合组27例TRP患者中，发生磨玻璃影23例(85.18%)、实变影15例(55.56%)、网格影10例(37.04%)、双肺受累10例(37.04%)；放疗组16例TRP患者中，发生磨玻璃影12例(75.00%)、实变影7例(43.75%)、网格影5例(31.25%)、双肺受累4例(25.00%)。联合组发生率高于放疗组(P>0.05)。联合组中发生TRP患者的治疗前SII值[1 035.1 (568.8，1 727.5)]高于未发生TRP者[472.0 (336.4，851.3)] (χ²＝7.35，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联合组中治疗前SII升高是发生TRP的危险因素(OR＝1.01，95%CI：1.01~1.01，P<0.05)，在不同调整模型中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较单纯放疗增加了TRP的发生风险，临床治疗中需要谨慎选择联合方案。治疗前SII的升高可能与TRP的发生相关，提示SII可能成为潜在生物标志物。

比较环泊酚与丙泊酚在达芬奇机器人肺癌肺叶切除术中的麻醉效果。

选取2022年5月至2025年2月我院行达芬奇机器人肺癌肺叶切除术患者113例为对象，随机分为环泊酚组57例和丙泊酚组56例。环泊酚组术中予环泊酚0.3~0.4 mg/kg负荷剂量后0.8 mg/(kg·h)静脉泵入维持，丙泊酚组予丙泊酚1.5~2.5 mg/kg负荷剂量后5.0 mg/(kg·h)静脉泵入维持。比较两组术中心率(heart rate, HR)、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脑氧饱和度(regional cerebral oxygen saturation, rSO₂)、术后苏醒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评分及围术期不良反应。

诱导后5 min，环泊酚组MAP、SBP、DBP高于丙泊酚组(P<0.05)。麻醉后15 min，两组rSO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5.54±2.57)%比(75.84±2.62)%，P＝0.565]；单肺通气10、30、60 min及恢复双肺通气20 min时，环泊酚组rSO₂高于丙泊酚组[(71.67±2.42)%比(69.54±2.37)%、(70.37±2.87)%比(68.29±4.35)%、(70.27±3.68)%比(66.31±2.13)%、(74.45±3.76)%比(71.21±2.71)%，P<0.001]。环泊酚组诱导成功时间[(1.41±0.42)min比(1.59±0.58)min]、自主呼吸恢复时间[(10.96±1.57)min比(13.28±2.02)min]、术后苏醒时间[(9.34±1.58)min比(11.57±1.82)min]及定向力恢复时间[(16.35±2.53)min比(18.98±2.42)min]短于丙泊酚组(P<0.001)。术后3 h、72 h环泊酚组MMSE评分高于丙泊酚组[(19.31±1.52)分比(17.54±1.37)分、(25.90±1.04)分比(23.31±1.13)分，P<0.001]；术后24 h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11)。两组恶心呕吐、术中高血压、低血压、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注射部位疼痛及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丙泊酚组POD 3例(5.36%)。

达芬奇机器人肺癌肺叶切除术中环泊酚较丙泊酚能维持术中血流动力学稳定，提高单肺通气期间脑氧饱和度，缩短术后苏醒及定向力恢复时间，改善早期认知功能，不增加不良反应风险，具有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