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尿管狭窄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传统手术方案创伤较大，术后并发症多，且存在较高的风险及具有一定局限性。近年来，腔内治疗作为一种微创治疗手段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对输尿管狭窄腔内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从腔内切开、球囊扩张、输尿管支架植入等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结了腔内治疗在治疗输尿管狭窄中的优势和局限性，旨在为该领域的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启发。

作为前列腺的形态学改变，前列腺突入膀胱（IPP）常用于评估泌尿系统疾病，尤其是前列腺增生。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发现IPP对前列腺癌（PCa）的诊疗有一定影响。诊断方面，IPP可辅助PCa诊断；治疗方面，IPP可能影响PCa根治效果，并发症发生率，并进一步影响预后。外科医师术前应对IPP进行精准评估，制定个体化方案，减少不良影响，挖掘其在PCa诊疗中的价值。

泌尿系统疾病常引发排尿异常、局部疼痛等症状，常规药物治疗存在一定局限性。电生理技术凭借微创、安全、可调控等优势，现已在临床多科室广泛应用。本文系统梳理电生理监测、电生理治疗、联合疗法及新型电生理技术在泌尿外科领域的应用现状与研究进展：电生理监测可用于术前功能评估、术中神经保护，有效降低手术并发症风险；脊髓电刺激、经皮神经电刺激等疗法，对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慢性前列腺炎、男科疾病及术后康复均展现出良好疗效；电生理技术与西药、中药、中医针灸等联合应用，可进一步提升整体治疗效果；可视化精准电生理、新型电极材料、脑深部电刺激等新技术也不断得到探索与发展。目前该领域仍存在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治疗方案缺乏统一标准、定位精准度不足等问题。未来需围绕作用机制、刺激参数优化、电极材料研发、精准靶向治疗等方向开展深入研究，推动电生理技术在泌尿外科实现规范化、精准化临床应用。

探索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后30 d内死亡的潜在危险因素，为围手术期个体化干预策略制定及术后风险预测提供科学依据。

回顾性纳入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的受者进行研究，将术后30 d内死亡定义为术后早期死亡，并依据其发生情况将纳入受者分为早期生存组和早期死亡组。收集患者一般资料、术前实验室指标、术中情况等临床数据；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确定各指标最佳截断值；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筛选相关因素，进一步经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独立危险因素，并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其与早期死亡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

共纳入535例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死亡36例（6.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中红细胞输注量>1 650 ml（OR=3.313，95% CI：1.397~7.857）、术中尿量≤1 115 ml（OR=3.245，95% CI：1.409~7.473）、术前血小板计数≤24.5×10⁹/L（OR=3.437，95% CI：1.194~9.895）及术前血糖≤4.8 mmol/L（OR=2.955，95% CI：1.286~6.791）为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RCS分析表明，术中红细胞输注量和尿量与早期死亡风险呈线性相关，而术前血小板计数与死亡风险呈显著非线性相关。

术前血小板计数过低、术前低血糖、术中大量输注红细胞及术中尿量偏低是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应采取多种手段提升血小板计数至24.5×10⁹/L以上，而围手术期血糖的最佳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

分析肝细胞癌（HCC）患者接受开腹肝切除术后感染性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回顾性收集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收治的63例择期行开腹肝切除术的HC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感染性并发症分为感染组（15例）与未感染组（48例）。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独立危险因素。

63例患者中，15例（23.81%）发生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其中腹腔感染8例（53.33%），切口感染6例（40.00%），肺部感染1例（6.67%）。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在术前血清白蛋白、总胆红素、腹腔积液、营养风险筛查2002评分≥3分及Child-Pugh分级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术前低血清白蛋白（OR=0.70，95% CI：0.56~0.89，P=0.003）和高总胆红素（OR=1.13，95% CI：1.03~1.24，P=0.011）是HCC患者开腹肝切除术后感染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术前低血清白蛋白水平和高总胆红素水平是HCC患者行开腹肝切除术后发生感染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围手术期应加强对血清白蛋白及总胆红素的监测与干预，以降低术后感染风险。

通过与传统开放式乳腺癌保乳手术（C-BCS）对比，探索单孔腔镜辅助精准保乳手术（SPE-BCS）在早期乳腺癌治疗中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回顾性分析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SPE-BCS（60例）及C-BCS（80例）治疗的Ⅰ~Ⅱ期女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术式、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30 d并发症、病理切缘状态及肿瘤学结局等，并评估术后美容效果与生活质量，中位随访时间为30个月。

两组患者的基线特征相似，SPE-BCS组手术时间略短于C-BCS组，术中失血量更少，两组手术切缘最终结果均为阴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相近。术后6个月，SPE-BCS组患者美容满意度更高（P=0.01），术后疼痛更轻，乳房外观和触感更佳。随访期间，两组均未发生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

SPE-BCS在保证肿瘤学疗效的同时，具有切口更小、美容效果更佳、避免热损伤等优势，是C-BCS的可行、安全替代方案。随着技术普及与学习曲线的缩短，有望成为早期乳腺癌保乳治疗的新术式。

构建适配普外科临床场景的医学人文通识教育结构化融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实施模式，验证其应用效果，并剖析其提升住院医师综合职业素养的内在作用机制。

采用准实验研究设计，选取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轮转的住院医师（n=136）为研究对象，依据轮转批次非随机分为观察组（n=60）与对照组（n=76）。观察组在常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础上，叠加实施为期5个月、基于 “课程—场景—反馈”三维架构的人文融合教学；对照组接受普外科常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通过出科考核、文本分析、情景模拟考核及专项问卷调查，多维度综合评估两组教学效果。

观察组的专业理论、技能操作、病例汇报成绩较对照组分别提升8.9%、8.4%、8.2%（P<0.001）；观察组文本分析中的情感反应、批判性分析维度，情景模拟中的信息给予、共同决策项目得分，以及人文认知、情感认同、行为意向、教学满意度各维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本研究构建的结构化融入模式，可有效协同提升普外科住院医师的临床专业能力与医学人文素养，其核心作用机制是通过系统性课程整合降低认知负荷、依托学习共同体强化人文情感内化、借助形成性评价闭环推动人文行为转化，为外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开展可评估、可复制的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了实践方案。

受早期诊断率低、药物治疗反应差及肿瘤耐药等影响，针对胰腺癌的基础创新疗法从试验到广泛临床应用仍面临诸多障碍。本文系统阐述了胰腺癌分子分型、肿瘤微环境、临床前模型、诊断早筛、治疗策略及研究转化等多个层面的关键困境，并提出潜在的破局方向：早期筛查并提高诊断效率；依据患者基因分型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构建更加接近肿瘤本身的临床前研究模型；优化多模式治疗策略；提升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效率。其中，早期筛查诊断的滞后与个性化治疗精准度的不足是当前破局的核心点。推动“模型系统、诊断工具、治疗策略、临床试验设计”4大维度的协同创新，可为延长胰腺癌患者的生存期带来希望。

胆管癌是胆道系统的一种高度恶性肿瘤，具有侵袭性强、预后差、发病机制复杂的特点。近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胆道菌群的变化在胆管癌的发生、发展和诊断中的作用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从胆管癌发病时胆道菌群的具体变化、胆道菌群改变影响胆管癌发生发展的机制、胆道菌群干预在胆管癌防治中的价值几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胆管癌的预防及治疗策略开拓新的方向。

本文系统综述了老年胃肠癌患者多模式预康复的研究进展与临床效果差异，重点总结多模式预康复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运动训练、营养优化、心理支持及合并症管理。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显示，老年人群的预康复效果存在显著异质性，主要源于其基线生理功能与合并症状况的差异。本文提出基于多维指标系统的人群分层框架，以指导不同亚组患者的个体化预康复策略制定。同时，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个体化评估与风险预测中的潜在应用，为老年肿瘤精准预康复的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胃癌是人类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常见原因。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出现改变了胃癌的治疗格局。程序性死亡受体1/配体1（PD-1/PD-L1）抑制剂不仅在晚期胃癌一线治疗中显示出显著的生存获益，也为局部进展期胃癌的围手术期治疗提供了新策略。本文旨在探究ICIs在胃癌一线治疗及围手术期治疗中的应用，并探讨其耐药机制、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管理、肿瘤微环境异质性等关键问题，为新型免疫治疗策略开发、联合治疗方案优化及精准个体化治疗模式提供新思路。

疝修补术的发展与材料科学进步密切相关。人工合成不可吸收补片在疝修补术中应用广泛且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但由于材料本身的特性，虽降低了疝修补术患者的复发率，却存在异物感、慢性疼痛、周围组织粘连及感染等并发症。生物补片因其可降解的特性，使这些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显著降低。生物补片具有生物相容性佳、可降解、能诱导组织再生、抗感染性较好等优势，但存在成本高、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组织强度及长期疗效具有争议等不足。本文对生物补片在疝修补术中的应用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分别阐述其在腹股沟疝、腹壁疝、食管裂孔疝及造口旁疝手术中的优势与局限性。未来随着材料技术的进步及多中心、大样本量、长随访时间的临床研究开展，生物补片在疝修补术中的临床应用将更加规范，遵循个体化原则，为疝疾病的精准治疗提供新的依据。

加速康复外科（ERAS）通过优化围手术期管理策略，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作为ERAS的核心环节，多模式镇痛（MMA）通过联合不同机制的镇痛药物和技术，在有效控制术后疼痛的同时，减少阿片类药物用量及相关不良反应。本文系统回顾了MMA在不同外科领域（腹部、骨科、胸外科手术）的具体应用方案及临床价值，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个体化镇痛不足、技术推广不均等挑战，并探讨了基于精准医学、新型药物和智能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临床实践表明，MMA通过优化镇痛方案促进患者早期康复，是ERAS成功实施的重要保障。

探讨五次坐立试验(five-time chair stand test, CST)表现与中老年新发慢性肺部疾病(chronic lung disease, CLD)风险的关联及在社区人群早期风险识别中的临床意义。

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数据库，选择2011年基线调查及2013、2015、2018、2020年随访，年龄≥45岁、基线未报告CLD且关键变量完整参与者10 371例。根据CST分为异常组4 668例(男CST>7.5 s，女CST>9.5 s)，正常组5 703例(男CST≤7.5 s，女CST≤9.5 s)。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CLD累积发生风险，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随访期间10 371例参与者中1 601例新发CLD，其中异常组870例(18.64%)、正常组731例(12.82%)。异常组较正常组年龄，女性、农村居民、未婚及低教育水平者占比、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卒中及相关用药比例高(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分析显示，男性CST预测新发CLD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588(95%CI：0.567~0.610)，最佳截断值7.5 s，灵敏度68.35%，特异度44.96%；女性AUC为0.583(95%CI：0.561~0.604)，最佳截断值9.5 s，灵敏度41.33%，特异度71.50%。Kaplan-Meier曲线显示，CST异常组无事件生存率低于正常组(Log-rank P<0.001)。Cox回归显示，未调整模型中CST异常与新发CLD风险升高相关(HR＝1.509，95%CI：1.368~1.665，P<0.001)；调整人口学因素、生活方式、共病及用药情况，关联稳定存在(HR＝1.559，95%CI：1.402~1.733，P<0.001)。

基线CST异常是中老年新发CLD风险增加的预测因子。对群体层面风险分层及社区早期识别具有临床意义。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前期患者急性加重及全因再住院风险因素。

选取2021年10月至2023年10月我院收治的慢性气道疾病患者127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符合慢性呼吸道症状且支气管舒张后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 FEV₁)/(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0.7为观察组49例，支气管舒张后FEV₁/FVC<0.7为对照组78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胸部影像学指标、实验室检查结果及治疗效果，随访记录急性加重事件及全因再住院风险。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肺功能分类与出院12个月急性加重及全因再住院相关性。

观察组较对照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COPD assessment test, CAT)评分[(17.28±5.67)比(19.75±6.03)，P＝0.021]、动脉血氧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aO₂)[(84.16±14.88) mmHg比(77.85±16.24) mmHg，P＝0.025]、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PaCO₂)[(41.08±9.45) mmHg比(44.92±11.53) mmHg，P＝0.044]。观察组使用糖皮质激素[30例(61.22%)比62例(79.49%)，P＝0.022]；吸入支气管扩张剂[28例(57.14%)比59例(75.64%)，P＝0.025]；甲基黄嘌呤类[26例(53.06%)比59例(75.64%)，P＝0.007]；抗生素[36例(73.47%)比70例(89.74%)，P＝0.012]。两组胸部影像学及实验室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期间，观察组急性加重6例(12.24%，95%CI：8.55~18.65)，对照组15例(19.25%，95%CI：14.70~23.48)(P<0.05)；观察组全因再住院5例(10.20%)，95%CI：9.80~13.89，对照组12例(15.38%)，95%CI：14.12~16.75(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FEV₁/FVC<0.7是出院12个月发生急性加重(HR＝1.925，95%CI：1.138~3.102，P<0.001)和全因再住院(HR＝2.488，95%CI：1.685~3.615，P<0.001)的危险因素。

COPD前期患者存在急性加重及再住院风险；COPD确诊患者气流受限明确，中期急性加重及再住院风险高于COPD前期患者。临床应重视COPD前期规范随访、危险因素控制和肺功能动态监测，以降低再住院风险具有意义。

筛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和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生物标志物，探讨潜在共同治疗靶点。

基于GEO数据集与R语言确定COPD和心肌梗死共同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对DEGs进行基因本体/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Gene ontology/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 GO/KEGG)通路富集分析。利用STRING数据库构建蛋白质互作网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结合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eighted correlation network analysis, WGCNA)筛选关键基因。使用外部数据集验证关键基因表达。应用CIBERSORT算法对心肌梗死数据集进行免疫浸润分析，判断关键基因与免疫细胞浸润水平的相关性。构建转录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 TF)-miRNA共调控网络。预测对COPD并发心肌梗死具有潜在治疗作用的候选药物分子。

基于GEO数据库，对COPD及心肌梗死数据集进行差异表达分析，获得49个DEGs。GO分析显示，上调基因主要富集于细胞因子正向调控、模式识别受体活性功能。下调基因富集于白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功能。KEGG分析表明，上调基因富集于NF-κB信号通路，下调基因未见显著富集通路。通过PPI网络及WGCNA分析，筛选出6个DEGs，经外部数据集验证，筛选出3个DEGs(TLR8、IL1B及S100A12)。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得出RTLR8和IL1B与香烟烟雾暴露及COPD合并心梗患者复发相关。CIBERSORT分析显示心肌梗死样本与13种免疫细胞浸润存在显著差异。单基因集富集分析(single sample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ssGSEA)表明关键基因与静息记忆CD4^＋ T细胞呈负相关，与单核细胞、活化肥大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呈正相关。TF-miRNA网络提示两种疾病的共同致病通路可能为E2F1-miR-9-TLR8。3个关键DEGs药物分子预测提示米格列醇、四(2-吡啶甲基)乙二胺、环己酰亚胺等可能对两种疾病具有共同治疗潜力。

TLR8，IL1B及S100A12是COPD并发心肌梗死潜在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香烟烟雾通过影响TLR8/IL1B通路增加心肌梗死复发风险。中性粒细胞介导免疫反应是病理特征。米格列醇、四(2-吡啶甲基)乙二胺、环己酰亚胺可能对COPD并发心肌梗死具有治疗意义。

探讨嗜酸性粒细胞与中性粒细胞比值(eosinophil-to-neutrophil ratio, ENR)预测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ECOPD)患者无创正压机械通气(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NIPPV)疗效的临床意义。

选取2022年1月至2025年1月我院收治的146例接受NIPPV治疗老年AECOPD患者为对象，将NIPPV治疗失败26例为观察组，治疗成功120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NIPPV启动前(T₀)、启动后第2小时(T₂)、第6小时(T₆)、第12小时(T₁₂)ENR变化及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Ⅱ)、Charlson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ROX指数等。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ENR与动脉血气指标的关系，ROC曲线判断ENR预测NIPPV治疗效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IPPV失败的影响因素，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 RCS)分析ENR与NIPPV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

T₀时观察组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0.10%(0.00%，0.62%)比0.40%(0.00%，1.50%)]和ENR[0.12×10^－2(0.00×10^－2，0.79×10^－2) 比0.52×10^－2(0.00×10^－2，2.33×10^－2)]低于对照组(P<0.01)；T₂时观察组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0.17%(0.00%，0.68%)比0.50%(0.10%，1.50%)]和ENR[0.23×10^－2(0.00×10^－2，0.92×10^－2)比0.58×10^－2(0.11×10^－2，2.33×10^－2)]低于对照组(P<0.01)；T₆及T₁₂时两组E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₀时ENR与PaO₂呈显著正相关(r＝0.651，P<0.001)，与pH、PaCO₂、HCO₃^－无显著相关性。T₀ ENR预测NIPPV失败的AUC为0.781(95%CI：0.705~0.845)，最佳截断值<0.350×10^－2，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84.62%和88.33%；T2 ENR的AUC为0.731(95%CI：0.651~0.801)，截断值<0.391×1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APACHEⅡ≥15分(OR＝1.148，P＝0.003)、CCI≥4(OR＝1.236，P＝0.013)是NIPPV失败的危险因素，T₀ ENR(OR＝0.591，P＝0.004)和ROX指数(OR＝0.783，P＝0.002)是保护因素。RCS分析显示ENR与NIPPV风险呈非线性关系(P非线性＝0.0586)。APACHEⅡ＋CCI＋ROX指数＋T₀ ENR联合预测NIPPV失败的AUC为0.907(95%CI：0.845~0.947，P<0.001)，灵敏性84.62%，特异性88.33%。住院期间NIPPV失败26例(17.81%)，观察组院内死亡10例(38.46%)，对照组无死亡。

ENR可预测AECOPD患者NIPPV风险，NIPPV启动前T₀ ENR<0.350应谨慎管理。

探讨心肺交互机制的整合性阶梯式呼吸康复训练对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 AD)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患者术后心肺功能及预后的影响。

选取2022年1月至2025年6月我院收治的Stanford B型AD合并COPD并行主动脉夹层腔内隔绝术57例患者为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28例和对照组29例。对照组接受氧疗、基础呼吸操训练及药物雾化吸入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基于心肺交互的阶梯式呼吸康复训练。比较两组心功能指标、肺功能指标、运动耐力、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水平及预后。

观察组治疗后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62.32±5.14)%比(58.20±4.83)%，t＝3.21，P＝0.002]、E/A[(1.24±0.18)比(0.96±0.21)，t＝5.02，P＝0.001]、右心室收缩末期面积变化率(right ventricular fractional area change, RVFAC)[(42.51±6.30)%比(36.84±5.73)%，t＝3.94，P＝0.001]、左心房容积指数(left atrial volume index, LAVI)[(28.32±5.45)ml/m²比(34.22±6.13)ml/m²，t＝4.08，P＝0.001]、收缩期肺动脉压(systolic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sPAP)[(36.71±6.14)mmHg比(42.30±5.81)mmHg，t＝3.57，P＝0.001]优于对照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₁)%[(72.52±7.15)%比(65.41±6.90)%，t＝4.15，P＝0.001]、FEV₁/FVC[(62.43±6.31)%比(58.94±5.82)%，t＝2.38，P＝0.021]、呼气峰流速(peak expiratory flow, PEF)[(4.25±0.83)L/s比(3.50±0.72)L/s，t＝3.76，P＝0.001]高于对照组；改良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困难量表(modifie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mMRC)评分[(1.34±0.53)分比(1.81±0.60)分(t＝3.52，P＝0.001)]低于对照组；6 min步行试验(six-minute walk test, 6MWT)变化值[(105.0±38.4)m比(50.1±29.8)m(t＝5.92，P<0.001)]、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erminal pro-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变化值[(－769.8±245.4)pg/ml比(－365.0±198.9)pg/ml(t＝6.28，P<0.001)]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有效25例(89.29%)，不良事件3例(10.71%)；对照组治疗有效21例(68.97%)，不良事件8例(27.58%)(P<0.05)。

基于心肺交互机制的整合性阶梯式呼吸康复训练可改善AD合并COPD患者术后心肺功能、运动耐力及预后，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具有临床意义。

探讨肺超声联合膈肌超声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患者拔管失败的预测价值。

纳入2022年1月至2025年10月我院收治的126例ARDS患者，将拔管成功99例分为对照组，拔管失败27例分为观察组。患者自主呼吸试验结束后4 h行床旁超声检查，采用12分区法计算肺部超声(lung ultrasonography, LUS)评分，测量膈肌移位及膈肌增厚分数。比较两组临床资料及超声指标，采用LASSO回归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拔管失败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判断指标预测价值。

观察组与对照组中位LUS评分(15.00分比9.00分，P<0.001)；观察组静息呼吸膈肌移位(quiet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excursion, Q-DE)(P＝0.027)、深呼吸膈肌移位(deep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excursion, D-DE)(P＝0.006)、静息呼吸膈肌增厚分数(quiet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thickening fraction, Q-DTF)(P<0.001)、深呼吸膈肌增厚分数(deep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thickening fraction, D-DTF)(P<0.001)低经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OR＝1.713)、氧合指数(OR＝0.991)、机械通气时长(OR＝1.078)、LUS评分(OR＝1.686)、D-DTF(OR＝0.872)是ARDS患者拔管失败的危险因素(P<0.05)。LUS评分联合D-DTF预测ARDS拔管结局的AUC达0.923(95%CI：0.861~0.963)，优于LUS评分[0.817(95%CI：0.732~0.876)，P＝0.003]或D-DTF[0.812(95%CI：0.732~0.876)，P＝0.009]单一指标预测。SOFA评分、氧合指数、机械通气时长、LUS评分、D-DTF共5个因素联合预测ROC曲线分析显示，临床＋床旁超声联合预测ARDS拔管失败AUC达0.969(95%CI：0.921~0.991)，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达88.89%和93.94%。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拟合良好(χ²＝2.448，P＝0.964)。临床决策曲线分析显示，高风险阈值为0.03~0.95时，联合预测拔管失败净临床收益高。

床旁多脏器超声监测可作为ARDS患者气管插管拔管重要评判手段。通过肺超声联合膈肌超声的床旁评估，结合ARDS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进行判断，可有效指导拔管时机的选择，有助于提高拔管成功率，对保障ARDS患者顺利、安全完成拔管具有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