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妊娠相关暴发性1型糖尿病的早期识别、临床特点、诊治和妊娠结局，以提高临床医生对其的诊疗水平，提高母胎生存率。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4例妊娠相关暴发性1型糖尿病(fulminant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FT1DM)患者的临床资料，同时以"暴发性1型糖尿病"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2000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收录的文献，初步获得相关论著及病例报告222篇，报道FT1DM患者共423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出妊娠相关性FT1DM的病例100例，并对其进行分析。

本组4例患者均呈现典型的急骤起病过程，在短时间内(1~5 d)从显著高血糖(血浆葡萄糖18.75~38.69 mmol/L)迅速发展为糖尿病酮症或酮症酸中毒，表现为极高的血浆葡萄糖与相对轻度升高的糖化血红蛋白(6.1%~6.9%)之间的"解离"现象(血浆葡萄糖/糖化血红蛋白比值≥3.3)；空腹血清C肽均<100 pmol/L；3例胰岛自身抗体阴性，1例未检测。文献检索100例妊娠相关FT1DM患者资料分析显示，妊娠相关性FT1DM多见于孕期(96%，96例)，短时间内起病(平均约3 d)。4例患者前驱症状表现为消化道症状2例，呼吸系统症状1例，神经系统症状1例；文献检索100例资料分析显示，消化道症状24例(占24%)，呼吸道症状16例(占16%)。4例患者新生儿存活3例，死胎1例；文献检索资料分析显示，妊娠相关性FT1DM总体妊娠结局极差，胎儿丢失率高达60%(以死胎为主，占54%)。

妊娠相关FT1DM起病急、症状隐匿，可导致极高的胎儿丢失率，临床医生需提高预警意识，对无糖尿病病史的孕产妇出现的任何非特异性消化道或呼吸道症状保持高度警惕，将其视为FT1DM的可能前驱信号；立即检测血浆葡萄糖、尿酮体及胰岛功能(C肽)，利用"血糖与糖化血红蛋白解离"这一关键特征进行早期鉴别；启动应急流程，多学科协作紧急救治，提升母胎生存率。

患者男，59岁，身体质量指数25.2 kg/m²，诊断为降结肠近脾曲腺癌合并距肛门5 cm直肠肿瘤。行完全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并经直肠取标本，同期行经肛直肠肿物局部切除术。术中保留肠系膜下静脉，采用双袋法经直肠上段约3 cm切口取出标本。手术时间140 min，出血量20 mL。术后病理示左半结肠中分化腺癌（pT₃N_1b，淋巴结3/14转移，可见神经侵犯，未见明确脉管瘤栓），同一标本另见管状绒毛状腺瘤伴局灶黏膜内中分化腺癌；直肠病灶为0-Ip型管状绒毛状腺瘤伴局灶中分化腺癌（pT₁，黏膜下层头部浸润），切缘阴性，无脉管癌栓及神经侵犯。患者术后第一天下床活动，第六天出院，未发生围手术期并发症。本例提示，经直肠NOSES联合经肛局部切除的一体化策略在严格选择的左半结肠癌合并直肠早癌患者中具有技术可行性。

本文报告1例胸腺鳞癌Ⅳ期患者，末次化疗在接受白蛋白紫杉醇、卡铂联合替雷利珠单抗治疗后5.5周，全结肠黏膜出现散在充血糜烂及浅溃疡，CT显示结肠壁显著增厚和水肿。后自肛门排出一段约20 cm的坏死肠黏膜组织，活检病理显示为免疫相关性肠炎，CTCAE 3级。经对症保守治疗后疗效欠佳。后经多学科会诊后将坏死段肠黏膜组织切除。患者术后恢复顺利，病理显示肠黏膜缺血性坏死伴有重度炎症反应。本病例展示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结肠炎临床表现及诊治的复杂性及多样性，据此，笔者建议对出现便血或腹泻的患者进行早期评估，积极开展多学科会诊，必要时及时外科干预，避免严重不良后果的发生。

分析泛免疫炎症值(pan-immune-inflammation value, PIV)、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联合D-二聚体(d-dimer, D-D)及肌钙蛋白I(cardiac troponinc, cTnI)及其联合指标对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APE)危险分层的相关性。

收集2021年1月至2025年10月浙江省桐乡市中医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收治的123例APE患者为对象，根据肺栓塞严重指数(pulmonary embolism severity index, PESI)评分将其分为低危组39例，中高危组84例。判断影响APE危险分层的因素，采用ROC曲线分析，以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为核心评价指标，结合敏感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及对应的截断值，分析PIV、PLR、D-D、cTnI及联合指标对APE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

中高危组NEUT 5.31( (3.95, 7.95)×10⁹/L、MONO 0.64 (0.47, 0.81)×10⁹/L、PIV 565.55 (373.41, 1 030.36)、D-D 7.62 (4.08, 15.18)mg/L、cTnI 20.52 (8.29, 36.91)ng/ml、SII 992.30 (696.69, 1 828.96)、NLR 4.46 (3.10, 9.44)、PLR 181.56 (131.90, 281.31)高于低危组4.46 (3.12, 5.91)×10⁹/L、0.44 (0.35, 0.51)×10⁹/L、171.77 (127.51, 333.45)、4.31 (1.54, 6.89)mg/L、5.35 (2.88, 11.94)ng/ml、494.21 (295.97, 840.78)、2.67 (1.66, 4.39)、109.03 (91.24, 144.61)；中高危组LYM 1.14 (0.76, 1.38)低于低危组1.84 (1.27, 2.1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的PIV、PLR、D-D、cTnI易发生中高危APE。PIV、PLR、D-D、cTnI预测中高危肺栓塞的AUC分别为0.827(95%CI：0.743~0.911)、0.769(95%CI：0.681~0.857)、0.694(95%CI：0.598~0.790)、0.735(95%CI：0.634~0.835)，而由上述构成的联合指标，其AUC达0.884(95%CI：0.817~0.951)，以0.560为最优截断值时，敏感度为89.29%，特异度为74.26%，约登指数为0.636。

PIV、PLR、D-D、cTnI是中高危APE发生的影响因素(P<0.05)，PIV、PLR联合D-D及cTnI水平升高与APE的危险分层密切相关，联合检测可有效提高中高危APE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助于临床评估。

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免疫联合化疗后主要病理缓解(major pathological response, MPR)的预测意义。

选择2022年2月至2025年1月我院收治的接受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局部晚期NSCLC患者104例，依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MPR为观察组63例与无MPR为对照组41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治疗前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SII)，预后营养指数(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 PNI)，计算变化值(Δ＝治疗后－治疗前)。采用LASSO回归筛选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定MPR影响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通过Kaplan-Meier法结合Log-Rank检验分析动态炎症评分与EFS的关联。

观察组治疗后ΔNLR[－0.65(－1.71，－0.27)比0.58(0.22，1.94)，Z＝－5.053，P<0.001]、ΔPLR[－48.13(－102.80，－12.83)比26.22(－16.87，60.70)，Z＝－4.660，P<0.001]、ΔSII[－225.54(－411.09，－83.77)比380.83(104.52，538.33)，Z＝－5.768，P<0.001]低于对照组，ΔPNI[0.98(－1.80，3.71)比－1.63(－7.15，0.79)，Z＝－5.236，P<0.001]高于对照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病理亚型(腺癌比鳞癌：OR＝0.127，95%CI：0.021~0.769，P＝0.025)、组织学分化(低分化比中分化：OR＝0.022，95%CI：0.002~0.294，P＝0.004)、ΔNLR(OR＝0.518，95%CI：0.299~0.898，P＝0.019)、ΔSII(OR＝0.996，95%CI：0.993~0.998，P＝0.002)、ΔPNI(OR＝1.514，95%CI：1.146~2.001，P＝0.004)为MPR影响因素。列线图模型预测MPR的AUC为0.95(95%CI：0.91~0.99)，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²＝6.610，P＝0.579)，决策曲线显示0.10~0.92风险阈值区间内净临床获益高。以动态炎症评分中位值0.76为截点，低评分组(52例)中位EFS为22个月，短于高评分组52例36个月(Log-Rank χ²＝30.989，P<0.001)。

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前后ΔNLR、ΔSII、ΔPNI是局部晚期NSCLC患者术后MPR的预测标志物；联合病理亚型、组织学分化程度构建列线图模型区分效能、校准度及临床净获益优异，可术前预测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的病理应答，为患者远期复发风险分层提供参考。

分析术前高度怀疑恶性，经术后组织病理学确诊为良性难定性肺结节的临床、影像学及组织病理学特征，为提升术前诊断准确率、减少不必要外科手术干预提供依据。

选择2020年1月至2024年12月我院收治的术前疑似恶性、接受外科手术且术后组织病理学证实为良性肺结节患者271例为研究对象，分析临床基线、影像学、实验室及病理资料。

五年间我院行肺结节手术共13 201例，其中术前难定性肺结节961例(7.28%)，本研究纳入术后组织病理学证实为良性者271例占同期肺结节手术总例数2.05%，占术前难定性肺结节总例数28.20%。271例中健康体检发现肺结节166例(61.25%)，症状性发现58例(21.40%)，其他疾病检查机会性发现47例(17.34%)。影像学特征：多发结节213例(78.60%)，单发结节58例(21.40%)；实性结节240例(88.56%)，混合磨玻璃及纯磨玻璃结节31例(11.44%)；右肺结节165例(60.39%)，左肺结节106例(39.11%)；结节最大直径>1.0 cm 162例(59.78%)，≤1.0 cm 109例(40.22%)；提示恶性影像学征象中分叶征101例(37.27%)，毛刺征86例(31.73%)、胸膜粘连征78例(28.78%)、血管穿行征68例(25.09%)；伴有颈部淋巴结肿大87例(41.83%)。PET-CT SUVmax升高者195例(71.96%)，其中SUVmax≥2.5者81例(41.54%)，SUVmax<2.5者114例(58.46%)。术后组织病理学示炎性病变者184例(67.89%)，其中肉芽肿炎116例，确诊结核39例，真菌15例。良性肿瘤中错构瘤36例(55.38%)和硬化性血管细胞瘤18例(27.69%)。空腹血糖升高者88例(32.47%)，其中炎性病变者血糖升高率38.59%高于非炎性病变的19.54%(P＝0.002)。肺结节经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151例(55.72%)、肺段切除术70例(25.83%)和肺叶切除术50例(18.45%)。

术前疑似恶性行手术切除的肺部良性结节影像学特征多表现为实性、多发，并伴有恶性结节的影像学征象，术后组织病理学以炎性病变，尤其肉芽肿性炎症常见。肺结节患者糖代谢异常并非少见，术前鉴别诊断中除常规影像评估与随访，应关注糖代谢状态，综合评估后优化诊疗决策，减少不必要外科手术。

分析雅安市2019－2024监测年度流行性感冒的流行特征、病毒型别分布及人群感染规律，为精准流感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收集雅安市两家国家级哨点医院2019年3月至2025年2月流感监测数据(剔除2020年度疫情防控期间零检出数据)，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进行病毒分型鉴定，应用χ²检验比较不同年度、季节、人群阳性检出率差异。

共纳入13 454例样本，阳性2 535例(18.84%)，年际间差异显著(P<0.001)，2023年度阳性803例(29.82%)。病毒分型以季节性H3N2亚型流感病毒〔Seasonal influenza A(H3N2)subtype,季H3型〕1 411例(55.66%)，其次为乙型流感病毒Victoria系(Influenza B virus Victoria lineage, BV型)1 725例(28.60%)和2009甲型H1N1亚型流感病毒〔2009 pandemic influenza A(H1N1)virus，新甲H1型〕399例(15.74%)，未检出乙型流感病毒Yamagata系(Influenza B virus Yamagata lineage, BY型)。季节分布呈秋季1 020例(27.54%)和冬季792例(24.00%)双峰特征，夏季最低255例(7.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5~14岁年龄组阳性检出1 303例(30.23%)；学生1 207例(33.07%)、教师15例(37.50%)阳性率显著高于其他职业(P<0.001)，校内阳性1 711例(25.76%)显著高于校外824例(12.09%)(P<0.001)。

雅安市流感在秋季、冬春季均为高发，以秋季高峰最为显著。季H3型、BV型、新甲H1型交替流行特征，学生和教师为高风险人群。建议针对5~14岁学龄儿童、教师及托幼儿童优先接种疫苗，加强学校等重点场所晨午检和因病缺勤追踪，建立"型别-季节"双维度预警系统。

分析不同年龄段百日咳患儿的临床特征。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确诊的567例百日咳患儿临床资料，根据年龄分为≤3月龄组（118）、3～36月龄组（180例）、36月龄～6岁组（115例）和＞6岁组（154例）。收集患儿一般资料、疫苗接种史、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白细胞（WBC）计数、淋巴细胞绝对值（ALC）和血小板（PLT）计数]，多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Kruskal-Wallis H检验。

567例患儿中36月龄～6岁和＞6岁组患儿发病比例较高，分别为20.3%（115/567）和27.2%（154/567）；全年均可发病，以夏季（61.2%、347/567）高发，春季（22.4%、127/567）次之；未接种疫苗和未完全免疫患儿共262例（46.2%）。患儿主要临床症状有阵发性痉挛性咳嗽（84.7%、480/567）、呕吐（35.8%、203/567）和鸡鸣样吼声（29.6%、168/567）；各年龄段百日咳患儿阵发性痉挛性咳嗽（χ²=38.36、P＜0.001）、鸡鸣样吼声（χ²=47.44、P＜0.001）和湿啰音或喘鸣音（χ²=92.22、P＜0.001）和肺炎（χ²=47.49、P＜0.001）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患儿年龄增长而递减，其中≤3月龄组与3～36月龄组患儿以上临床表现发生率均显著高于＞6岁组（P均＜0.001）。WBC计数（H=68.65、P＜0.001）、ALC（H=163.25、P＜0.001）和PLT计数（H=190.72、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3月龄组和3～36月龄组患儿以上指标均显著高于36月龄～6岁组和＞6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

低龄儿童百日咳临床症状典型，以≤3月龄患儿尤为明显；WBC、ALC和PLT在低龄患儿中普遍升高，结合患儿临床表现对百日咳的早期识别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胰十二指肠下动脉瘤（inferior pancreaticoduodenal artery aneurysm，IPDAA）较为罕见，临床表现多样。本文报告一例于西北大学附属医院（西安市第三医院）就诊的59岁男性患者，以肠梗阻为首发症状，因血红蛋白进行性下降行增强CT检查，发现胰十二指肠下动脉多发动脉瘤并破裂，形成腹腔血肿压迫十二指肠，从而导致机械性梗阻。经导管动脉栓塞术成功栓塞动脉瘤后，患者肠梗阻症状逐渐缓解，复查影像显示血肿明显吸收、十二指肠水肿减轻。该病例提示，IPDAA可罕见地以肠梗阻作为首发表现。

本文报道1例6岁高IgE综合征（hyperimmunoglobulin E syndrome，HIES）合并肺动脉假性动脉瘤（pulmonary artery pseudoaneurysm，PAPA）患儿的诊治经过。患儿因咯血入院，胸部CT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明确诊断为PAPA。介入术中虽行体动脉及肺动脉主干造影均未显示瘤体，但通过微导管超选择性左下肺动脉分支造影成功显示瘤腔，并予弹簧圈栓塞，术后咯血停止。患儿于术后3个月接受非亲缘造血干细胞移植，随访18个月无咯血复发，影像学检查示弹簧圈位置稳定、PAPA无复发。本病例提示，HIES合并咯血的儿童应高度警惕PAPA可能，介入治疗需联合体动脉及多级肺动脉造影以精准定位，积极治疗原发病是预防复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