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可显著改善冠心病患者预后，但永久性金属支架长期留存，易引发晚期支架内血栓、新生动脉粥样硬化及血管舒缩功能受限等问题。药物涂层球囊(DCB)可于扩张过程中将抗增殖药物有效释放至血管壁，球囊撤出后无需留置永久植入物，充分践行"介入无植入"理念，有效减少植入物长期存留所致的相关并发症。西罗莫司涂层球囊(SCB)作为新一代DCB，兼具抗增殖和抗炎作用。近年来，SCB在支架内再狭窄、冠状动脉原位小血管病变及部分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治疗中的应用逐渐增加，现有临床证据表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良好。腔内影像学可精细评估参考血管直径、斑块形态、钙化严重程度及病变预处理效果；功能学评估则可明确靶病变的缺血相关性、术后血流动力学改善情况。腔内影像学与功能学评估的联合应用，有助于在SCB治疗中实现更精准的病变筛选、操作策略制定及疗效评价。本文综述SCB的作用机制、技术特点及其在腔内影像学和功能学评估指导下的临床应用进展，并进一步探讨现有证据的局限性及尚未解决的临床问题，以期为冠心病个体化介入治疗决策提供参考。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多囊肾病(ADPKD)是一种常见的遗传性肾脏疾病，核心发病机制为PKD1/PKD2基因突变导致多囊蛋白功能缺陷，进而引起囊肿形成与肾损伤。基于2025年KDIGO指南，ADPKD诊断首选肾脏超声进行筛查，并结合梅奥影像分级与多囊肾病肾脏预后预测评分实现精准风险分层；利用磁共振成像进行肾体积分析监测疾病进展，辅以基因检测明确致病变异。治疗上，托伐普坦作为核心药物，可显著延缓囊肿增长与肾功能衰竭。笔者系统梳理ADPKD的背景与发病机制，并重点阐述影像学与基因诊断的最新标准，以及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等前沿进展，旨在为ADPKD的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参考。

输尿管肿瘤因发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型，易出现漏诊、误诊，精准诊断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多模态影像学检查技术凭借互补优势为该病诊断提供全面依据，其中计算机体层成像尿路造影以高空间分辨率成为病灶检出与分期的核心手段；多参数磁共振尿路成像在软组织评估中独具优势；超声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则在初筛与转移灶检测中发挥重要作用。AI放射组学通过提取影像中量化特征，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实现肿瘤良恶性鉴别、分级分期及预后评估，显著提升诊断精准度与效率。笔者综述多模态影像学技术的应用现状及AI放射组学的研究进展，分析二者联合应用的临床价值与现存挑战，为输尿管肿瘤的精准诊断提供参考。

骨质疏松症(OP)是一种慢性代谢性骨病，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其发病率不断上升，为全球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胰岛素抵抗(IR)作为全身代谢异常的关键环节，介导的骨重塑稳态失衡及骨质量受损，是驱动OP发生发展的核心病理生理基础。甘油三酯-葡萄糖(TyG)指数作为IR的便捷替代指标，在评估骨健康的应用中日益广泛，但其与骨密度、骨转换标志物及骨折风险的关联尚存在争议。因此，笔者探讨TyG指数与骨健康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临床实践中OP的风险评估与早期干预提供新的视角。

探讨早期[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临床分期为Ⅰ~Ⅱ期]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患者手术后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疗效。

选择2022年7月至2025年4月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并经术中切除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确诊的243例FIGO临床分期为Ⅰ~Ⅱ期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术后是否接受HIPEC治疗，将其分别纳入研究组(n＝105，术后接受HIPEC治疗者)与对照组(n＝138，术后未接受HIPEC治疗者)。由于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3类恶性肿瘤生物学行为类似，治疗原则基本相同，而上皮性卵巢癌在卵巢癌患者中占比>90%，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以下将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统一称为上皮性卵巢癌。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2组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与结局指标，如无进展生存(PFS)期等。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方法，在研究组与对照组间进行1∶1配对，以平衡2组患者相关临床特征(年龄、FIGO临床分期、术中切除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类型等)，卡钳值设为倾向评分标准差的0.1倍。PSM后，使用Kaplan-Meier法绘制2组患者PFS曲线，通过Log-rank检验，比较2组患者PFS期。根据PSM后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年龄(≥60岁与<60岁)等不同临床指标，进一步将研究组与对照组患儿分为不同亚组，并采用单因素Cox回归亚组分析方法，探讨不同亚组患者接受HIPEC的疗效。同时，单独对研究组与对照组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重新进行PSM后，评估HIPEC是否改善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的PFS期。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①经PSM后，共计158例患者(研究组与对照组各为79例)被纳入分析。PSM后，2组患者年龄、术中切除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类型、FIGO临床分期等临床资料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PSM后，中位随访时间为19.2个月(0.2~41.8个月)的随访结果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分别有6例(7.6%)、10例(12.7%)患者出现疾病进展。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PSM后2组患者PFS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11，P＝0.291)。单因素Cox回归亚组分析结果显示，PSM后研究组与对照组不同临床特征亚组患者的疾病进展比例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经重新PSM分析后，进一步分析62例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接受HIPEC的疗效(研究组、对照组各为31例)，中位随访时间为16.2个月(0.6~39.8个月)的随访结果显示，研究组3例(9.7%)、对照组8例(25.8%)出现疾病进展，但是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PSM后研究组与对照组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PFS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77，P＝0.096)。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FIGO临床分期为Ⅰ~Ⅱ期的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患者，尚无证据证实其可从术后HIPEC中获益。对于FIGO临床分期为Ⅰ~Ⅱ期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术后HIPEC则呈现潜在获益，但是获益率无有统计学意义，未来需更大样本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进一步研究、验证。

探讨特殊类型宫颈腺癌患者的临床与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治疗反应及预后影响因素。

选择2019—2024年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及川北医学院附属遂宁市中心医院5家医院收治的79例特殊类型宫颈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治疗策略及预后情况。基于多中心临床数据，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特殊类型宫颈腺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伦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并获得该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批号：2025年伦审(350)号]。与所有患者签订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①临床特征：本研究79例患者的中位发病年龄为53岁(31~78岁)；首发症状以阴道异常出血(43例，54.4%)和阴道分泌物异常增多(17例，21.5%)最为常见。②病理学特征：本研究79例患者涉及12种病理学亚型，其中胃型腺癌(GAS)(18例，22.8%)与浸润性复层产黏液型腺癌(iSMC)(11例，13.9%)及腺鳞癌(11例，13.9%)较为多见。根据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2018版)宫颈癌分期标准，Ⅰ期患者为51例(64.6%)，Ⅱ期为15例(19.0%)，Ⅲ期为12例(15.2%)，Ⅳ期仅为1例(1.3%)。术前检查结果显示，其中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率为68.8%(44/64)，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结果异常占62.3%(33/53)，肿瘤标志物异常占46.4%(26/56)。③免疫表型：79例患者的免疫表型较为复杂，各类亚型间存在显著差异，如17例GAS患者中，以黏蛋白6(MUC6)(11例)、黏蛋白5AC(MUC5AC)(9例)呈阳性为主，P16呈阳性仅为5例，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呈阴性为15例；11例iSMC患者中，则呈现P16弥漫强阳性(11例)及癌胚抗原(CEA)高表达(9例)；11例腺鳞癌患者中，10例进行免疫组化的结果显示，P16、CEA呈阳性均为8例。④治疗反应：76例(96.2%)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患者中，21例仅进行手术治疗，其余患者仅联合术前诱导化疗(2例)，术后辅助化疗(18例)或术后辅助放、化疗(35例)；8例高危患者术后同时接受免疫治疗，6例接受靶向药物治疗；3例患者因FIGO临床分期较晚，或个人意愿未进行手术，仅接受同步放、化疗或单纯化疗。随访结果显示，至末次随访时，12例(15.2%)复发，4例(5.1%)死亡，1年无病生存(DFS)率为88.2%。⑤预后影响因素：单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IGO临床分期、病理学亚型、临床首发症状及治疗方式，可能为特殊类型宫颈腺癌患者死亡风险的影响因素(P<0.05)。将这4项因素及患者发病年龄纳入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FIGO临床分期为Ⅲ~Ⅳ期(HR＝25.965，95%CI：2.260~298.000，P＝0.009)，病理学亚型为混合性腺癌-神经内分泌癌(MiNEN)(HR＝2 033.598，95%CI：22.100~1.870×10⁵，P＝0.001)与子宫内膜样腺癌(EAC)(HR＝493.705，95%CI：17.300~1.410×10⁴，P<0.001)及印戒细胞腺癌(SRCC)(HR＝373.255，95%CI：2.010~6.930×10⁴，P＝0.026)，均为导致本研究特殊类型宫颈腺癌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特殊类型宫颈腺癌具有高度异质性，其发病率较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常导致诊断困难。本研究通过多中心数据分析证实，病理学亚型、FIGO临床分期可作为评估此类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

探讨子宫内膜息肉(EP)患者外周血环状RNA(circRNA)ATRNL1与卵泡抑素(FST)表达水平及其对宫腔镜下EP电切术后(本研究将其简称为术后)6个月内复发的预测价值。

选择2024年1至4月于丹阳市人民医院接受宫腔镜下电切术治疗的85例EP患者为研究对象，术后均对其随访6个月。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根据患者术后6个月内EP是否复发，将其分为复发组(n＝12)和未复发组(n＝73)。采用t检验及χ²检验，对2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血清circATRNL1及FST水平进行组间比较，并对术前与术后6个月血清促卵泡激素(FSH)、雌二醇及黄体生成素(LH)水平，子宫内膜组织转化生长因子(TGF)-β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相对表达量，以及子宫内膜厚度进行组间及组内比较。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影响EP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血清circATRNL1、FST水平单独及二者联合，对EP患者术后EP复发的预测价值。本研究经丹阳市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文号：20250430)。所有患者对诊治知情同意。

①复发组EP患者血清circATRNL1及FST水平，均高于未复发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组间比较结果显示，术后6个月，复发组EP患者血清FSH、雌二醇及LH水平，子宫内膜组织TGF-β相对表达量，以及子宫内膜厚度，均高于未复发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内比较结果显示，对于复发组或未复发组，均显示术后6个月上述5项指标水平及子宫内膜组织VEGF相对表达量，均低于术前，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EP患者血清circATRNL1水平升高(OR＝4.080，95%CI：1.745~9.539，P＝0.005)，血清FST水平升高(OR＝4.536，95%CI：1.939~10.605，P＝0.004)，血清FSH水平升高(OR＝4.563，95%CI：1.952~10.669，P＝0.006)，血清雌二醇水平升高(OR＝5.028，95%CI：2.150~11.756，P＝0.006)，血清LH水平升高(OR＝4.604，95%CI：1.969~10.765，P＝0.003)，子宫内膜组织TGF-β相对表达量增高(OR＝4.865，95%CI：2.081~11.374，P＝0.002)，子宫内膜厚度增加(OR＝4.914，95%CI：2.101~11.488，P＝0.007)，均为影响EP患者宫腔镜下电切术后6个月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④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circATRNL1、FST水平单独及二者联合，对于预测EP患者宫腔镜下电切术后6个月内复发的敏感度分别为75.0%、72.2%、75.0%，特异度分别为76.7%、64.4%、84.9%，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19(95%CI：0.738~0.899)，0.724(95%CI：0.615~0.833)，0.842(95%CI：0.759~0.925)。

外周血circATRNL1和FST水平异常升高，与EP发展有关，对EP患者宫腔镜下电切术后6个月内复发具有一定预测价值。

探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E-cervix宫颈弹性成像参数在预测晚孕期孕妇分娩方式中的应用价值。

选取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于西安大兴医院进行晚孕期经阴道超声检查孕妇30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根据最终分娩方式将其分为自然分娩组(n＝201)和剖宫产术分娩组(n＝99)。对2组晚孕期孕妇宫颈长度(CL)、子宫颈角(UCA)、弹性对比指数(ECI)、硬度比、宫颈内口应变值(IOS)、宫颈外口应变值(EOS)及IOS/EOS等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晚孕期孕妇分娩方式的影响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根据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各参数及其联合对晚孕期孕妇分娩方式的预测效能。本研究遵循的程序通过西安大兴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规定，并通过该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文号：KY2024-002)。

①自然分娩组孕妇CL及硬度比低于剖宫产术分娩组，而UCA、ECI、IOS及EOS均大于剖宫产术分娩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L(OR＝4.408，95%CI：2.486~7.817，P<0.001)和硬度比(OR＝1.024，95%CI：1.005~1.043，P＝0.012)为晚孕期孕妇剖宫产术分娩的独立危险因素，而UCA(OR＝0.934，95%CI：0.911~0.957，P<0.001)为独立保护因素。③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UCA、CL、硬度比、IOS、EOS及ECI预测晚孕期孕妇自然分娩的AUC分别为0.750、0.706、0.652、0.617、0.602和0.596；多参数联合(UCA、CL、硬度比、IOS、EOS及ECI)预测的AUC为0.841(95%CI：0.792~0.890)，预测晚孕期孕妇自然分娩的敏感度为86.1%，特异度为73.7%。

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E-cervix宫颈弹性成像多参数指标，可从晚孕期孕妇子宫解剖结构及生物力学特征多维度评估宫颈成熟度。多参数联合较单一指标对晚孕期孕妇分娩方式具有更高的预测效能，可为晚孕期分娩方式的个体化评估提供客观依据。

探讨艾司氯胺酮复合环泊酚应用于人工终止妊娠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选择2024年1月至3月在民航总医院进行人工终止妊娠术的10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成研究组(n＝50，采用艾司氯胺酮0.25 mg/kg＋环泊酚0.5 mg/kg进行麻醉)与对照组(n＝50，采用舒芬太尼0.1 μg/kg＋环泊酚0.5 mg/kg进行麻醉) 2组。记录2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麻醉起效时间及术中情况与相关血流动力学指标[患者进入手术室平静时(T0)、置入扩阴器时(T1)、扩张宫颈时(T2)、手术结束时(T3)、进入恢复室时(T4)的平均动脉压(MAP)与心率]，术后情况、麻醉满意度及麻醉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重复测量资料方差分析或χ²检验进行统计学比较。本研究经民航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审批文号：2023-L-K-04)。所有患者充分知情同意，并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①2组患者年龄、身高、体重、手术时停经天数、手术时长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研究组患者麻醉起效时间为(27.7±6.0) s，显著短于对照组的(31.0±5.9) s，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5，P<0.001)。2组患者术中体动次数、术中追加环泊酚次数与剂量及环泊酚总剂量等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对2组患者T0~T4的MAP、心率进行重复测量资料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不同处理措施与时间因素存在交互效应，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_{处理×时间}＝3.11、6.17，P_{处理×时间}＝0.015、0.001)，处理措施、时间因素的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_处理＝17.39、11.30，F_时间＝64.97、15.20，均为P<0.001)。进一步分析处理措施的单独效应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T1~T4的MAP和心率，均分别显著高于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对2组患者手术结束时清醒程度的改良警觉/镇静量表(MOAA/S)评分及术后恢复室停留时间、恢复室停留期间宫缩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等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术后麻醉满意度评分、麻醉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人工终止妊娠术中，与对患者采取舒芬太尼0.1 μg/kg复合环泊酚的麻醉结果相比，艾司氯胺酮0.25 mg/kg复合环泊酚的麻醉的起效时间更快，镇痛效果相当，术中患者血流动力学更稳定。

探讨新生儿微小脲原体(Up)脑膜炎患儿的临床表现、并发症、诊断、治疗及预后等。

选择2023年10月31日徐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1例早发型Up脑膜炎早产儿(患儿1)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患儿1病史、入院体格检查、相关辅助检查结果及诊疗过程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以"微小脲原体/细小脲原体""脑膜炎/脑炎""新生儿""早产"及"Ureaplasma parvum""meningitis""neonate/newborn""preterm/premature"为检索词，在国内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及国外数据库(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中，检索自建库至2025年4月收录的关于新生儿Up脑膜炎患儿研究相关文献，对Up脑膜炎新生儿的临床表现、并发症、诊断、治疗及预后进行综合分析。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①患儿1为女性早发型Up脑膜炎早产儿，出生胎龄为34^＋1周，因"生后呻吟吐沫30 min"，生后当天于本院住院治疗。患儿1母亲孕期阴道拭子及患儿1鼻拭子检查结果显示，均为解脲脲原体(UU)核酸呈阳性。入院后第6天，患儿1开始反复低热伴呼吸暂停，结合脑脊液检查结果[白细胞计数(WBC)为62×10⁶/L、葡萄糖浓度为0.55 mmol/L、蛋白质水平为1.29 g/L]，以及脑脊液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技术(mNGS)检测结果(脑脊液中检测出Up，序列数为154、相对丰度为32.25%)，被诊断为Up脑膜炎。入院第7天，对其采取大剂量阿奇霉素静脉滴注治疗，具体剂量为20 mg/(kg·d)×1次/d，入院后第10天减量为5 mg/(kg·d)×1次/d。入院后第18天，患儿1因"脑室内出血、重度阻塞性幕上脑积水"，予以每天穿刺放脑脊液10 mL/kg治疗，并动态监测脑脊液，9 d后(入院后第27天)脑脊液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停用阿奇霉素，但是脑积水未见明显减轻，入院后第29天转诊至外院进行Ommaya囊植入术，生后第3~6个月无需再抽脑积水，脑积水症状好转。校正月龄为6个月时，患儿1各项发育指标基本正常。②文献复习结果：共计检索出关于新生儿Up脑膜炎相关研究文献为15篇，纳入的Up脑膜炎新生儿为16例(患儿2~17)，加上患儿1，共计17例Up脑膜炎新生儿被纳入进行以下综合分析。这17例患儿中，除1例未报道性别、1例未报道出生胎龄、1例未报道出生体重外，其余16例患儿中，男、女性别为6、10例，出生胎龄中位数为31.5周(27.3，39.8周)，早产儿(出生胎龄<37周)为10例，出生体重中位数为1 860 g(997，3 355 g)，低出生体重儿(出生体重<2 500 g)为9例。17例患儿发病日龄中位数为生后7 d(3.0，10.5 d)，早发型(生后7 d内)Up脑膜炎为9例；12例表现为发热，6例表现为神经系统异常，4例为呼吸系统异常；10例并发脑积水，3例并发颅内出血；脑脊液检查结果显示，WBC均增高(中位数为608×10⁶/L)，蛋白质水平均显著增高，为(3.7±2.0)g/L，葡萄糖浓度均显著降低(中位数为0.5 mmol/L)。10例仅用mNGS检测进行脑脊液Up进行诊断。17例Up脑膜炎患儿治疗采用的药物为红霉素、阿奇霉素[常用剂量为20 mg/(kg·d)]及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疗程为3~10周；4例单用Ommaya囊植入治疗脑积水。经治疗后，除1例未随访外，其余16例患儿中，14例随访结果显示智力、运动发育正常。

新生儿Up脑膜炎多见于早产儿，以早发型为主，大多表现为发热，神经系统异常发生率相对较低，部分患儿可能伴有呼吸系统异常，常伴有脑积水和颅内出血等并发症。脑脊液检查结果显示，WBC增高，蛋白质水平显著增高，葡萄糖浓度显著降低，Up检测常用mNGS。该病患儿的治疗药物多选择大环内酯类及喹诺酮类抗菌药物，脑积水治疗首选单用Ommaya囊植入术。绝大部分该病患儿经治疗后预后良好。

探讨X连锁ELF4缺陷病(DEX)患儿的临床特征、遗传学特点及诊治方案。

选择2022年9月于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1例DEX患儿(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父母、同卵双胎哥哥及大哥)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先证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包括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点、基因检测、治疗及随访结果等。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WES)结合Sanger测序验证先证者的ELF4基因变异及其来源，并依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指南进行ELF4基因变异的致病性评估。以"ELF4缺陷""ELF4基因变异""ELF4 deficiency""ELF4 mutation"分别为中、英文关键词，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知网、中华医学期刊网及PubMed数据库中进行DEX患儿相关研究的文献检索。本次检索年限设定为各数据库建库至2025年12月30日。本研究遵循的程序通过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文号：2024CS087)，并与受试儿监护人均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①先证者为男性DEX患儿，4岁10个月，同卵双胎弟弟，主要临床表现为肛周脓肿、反复发热、腹痛、口腔溃疡，肠镜检查结果显示回盲部巨大溃疡。WES结果显示ELF4基因(NM_001421.3)c.799C>T(p.R267W)错义变异，位于ETS结构域。经Sanger测序证实先证者ELF4基因变异为母源遗传，依据ACMG指南将该变异评估为可能致病性。免疫学检查提示，先证者部分T、B淋巴细胞亚群异常。对先证者采取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及生物制剂联合治疗后，病情逐渐缓解。先证者的同卵双胎哥哥仅表现为反复口腔溃疡，症状较轻。②文献复习结果：采用本研究设定文献检索策略，共检索到关于DEX患儿研究文献为15篇，共纳入29例DEX患儿(加上本研究先证者)的临床特征、遗传学特点及诊治方案进行综合分析的结果显示，89.7%(26/29) DEX患儿为男性，64.3%(18/28) DEX患儿的发病年龄≤6岁。DEX患儿临床表现主要为口腔溃疡(86.2%，25/29)，胃肠道症状(69.0%，20/29)，发热(58.6%，17/29)。其治疗药物主要为糖皮质激素和生物制剂，72.4%(21/29)患儿治疗后达临床缓解，76.2%(16/21)需联合用药达缓解，1例无药维持缓解，1例合并多种不同类型淋巴瘤导致死亡。这29例DEX患儿中，共检出ELF4基因23种变异，其中以错义变异和移码变异为主，占比为39.1%(9/23)；87.0%(20/23)变异累及ETS结构域，而且累及该结构域的患儿更易表现为自身炎症表型。

DEX患儿的临床表现具有明显异质性，多需要联合治疗。DEX患儿以自身炎症表型为主，可表现为炎症性肠病或白塞病样表型。ELF4基因变异多集中于ETS结构域，ETS结构域变异可能与自身炎症表型相关。DEX患儿常需多药联合治疗方可控制病情。对于早发、临床表现不典型，或治疗反应欠佳的该病患儿，应尽早开展基因检测，以明确诊断并指导对其采取个体化治疗措施。

筛选差异表达的RNA结合蛋白基因（RBPs），根据患者风险评分与临床病理特征联合构建预后预测模型并进行验证，分析不同风险患者免疫表型评分（IPS）、药物敏感性情况。

收集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乳腺癌队列的转录组与临床数据（1 106例乳腺癌肿瘤样本和 137例癌旁正常样本）作为训练集，以GSE86166数据集330例乳腺癌样本作为验证集。通过训练集筛选肿瘤样本与癌旁正常样本差异表达的RBPs。采用单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与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分析，筛选核心RBPs构建预后风险评分模型。根据风险评分截断值将乳腺癌患者分为高风险组（649例）和低风险组（457例），利用 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模型效能。采用与训练集相同的风险评分公式和截断值在验证集（高风险组161例，低风险组169例）中进行外部验证。在 TCGA训练集中结合临床病理特征，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评估风险评分的独立预后价值。基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和风险评分构建预后预测模型，采用校准曲线评价其准确性，采用临床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预后预测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采用IPS评估高、低风险组肿瘤免疫表型特征。采用半数抑制浓度（IC₅₀）评估高、低风险组对296种临床常用化疗药物及靶向治疗药物的药物敏感性。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2023年 1月至 2025年1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0例乳腺癌组织样本及对应癌旁正常组织样本，采用组织化学评分（H-score）从蛋白水平验证模型 5个核心基因的表达差异。

从1 106例乳腺癌肿瘤样本及 137例癌旁正常样本中筛选出126个差异表达的RBPs，经单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和LASSO回归分析最终筛选出 5个核心RBPs（NUAK2、ACSL1、MAP1LC3C、WT1和MYOCD），并据此建立预后风险评分模型。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训练集中高、低风险组患者中位总生存（OS）分别为 97.5个月（95%CI：90.2~104.8）、216.6个月（95%CI：198.3~234.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3.20，P<0.001）；验证集中高、低风险组患者OS分别为76.8个月（95%CI：70.5~83.1）、182.4个月（95%CI：165.7~199.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14，P=0.042）。ROC曲线评估结果显示，训练集和验证集模型 3、5、7年OS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60（95%CI：0.54~0.66）、0.60（95%CI：0.53~0.67）、0.65（95%CI：0.59~0.71）和0.64（95%CI：0.58~0.70）、0.60（95%CI：0.54~0.66）、0.62（95%CI：0.56~0.68），该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均具有预后预测价值。多因素 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风险评分是预测患者OS的独立影响因素（HR=6.807，95%CI：3.940~11.715，P<0.001）。校准曲线显示，预后预测模型乳腺癌患者3、5、7年OS的一致性指数（c-index）分别为 0.782、0.765、0.748 (χ²=8.62、9.15、7.89，P均>0. 05)，证实该模型预测效能稳定。DCA 结果显示，在 0.153~0.604的临床决策阈值区间内，预后预测模型的临床净获益优于全部干预和零干预方案。肿瘤免疫原性及免疫治疗响应分析显示，低风险组的 IPS 显著高于高风险组（P均<0.05）。药物敏感性分析显示，146种药物在低风险组中 IC₅₀ 低于高风险组（P均<0.05），而 20种药物在高风险组中 IC₅₀ 低于低风险组（P均<0.05）。低风险组 7种经典化疗药物（紫杉醇、多柔比星、卡铂、奥沙利铂、环磷酰胺、多西他赛及拓扑替康）的 IC₅₀ 显著低于高风险组（P均<0.001）。蛋白验证结果显示，NUAK2（152.00±17.51比16.00±13.08，t=16.60，P<0.001）、WT1［35.00（15.00，72.50）比7.50（1.75，30.00），Z=−2.80，P=0.005］ 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MAP1LC3C（49.20±44.90比128.00±37.06，t=-4.61，P=0.001）、ACSL1 ［145.00（75.00，187.50）比270.00（247.50，273.75），Z=−2.81，P=0.005］和MYOCD ［100.00（47.50，140.00）比160.00（150.00，165.00），Z=−2.82，P=0.005］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低于癌旁正常组织。

本研究基于5个核心RBPs构建的乳腺癌预后预测模型效能较好，不同风险患者的IPS和药物敏感性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