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探讨在空气脉冲作用下正常角膜、圆锥角膜及高度近视眼角膜表面压强的时间空间变化特征。

选取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中心就诊健康受试者2例(2只眼)、圆锥角膜患者2例(2只眼)及高度近视眼患者各2例(2只眼)。其中，健康受试者男性1例(1只眼)，女性1例(1只眼)；年龄30~32岁，平均年龄31岁。圆锥角膜患者男性1例(1只眼)，女性1例(1只眼)；年龄22~30岁，平均年龄26岁。高度近视眼患者男性1例(1只眼)，女性1例(1只眼)；年龄24~26岁，平均年龄25岁。使用计算流体力学与三维眼前节分析仪Scheimpflug摄像技术获取健康角膜、圆锥角膜及高度近视眼角膜受试者角膜前后表面的几何参数，构建个性化三维角膜模型。设定计算域和边界条件后，模拟可视化眼反应分析仪快速气流脉冲对角膜的影响，记录流场结构及表面压强分布。

5 ms流场时未形成较稳定的剪切层，靠近轴线处气流受阻减速增压，形成轴向逆压梯度，远离轴线的气流上卷，在约7 ms时到达壁面；10 ms流场时剪切层仍不稳定，压力波形成且仅在7 ms~13 ms射流加速过程中存在；15 ms流场时13 ms后形成较为稳定混合层，混合层内压力波动减弱和消失，对周围流动的引射作用增强，压强降低；20 ms流场时射流动压下降，驻点压强降低，剪切层外的负压绝对值降低，压力梯度趋向平缓；25 ms流场时出现不稳定剪切层压力波，角膜驻点和附近的压强迟滞。健康角膜射流速度达到峰值附近时的表面压强径向流动呈现典型的亚声速冲击射流流动特征，以角膜中心为驻点，全部动压转换为静压，速度滞止至0，压力达到峰值，驻点以外流体随后转向沿检测件表面向下游流动。角膜表面最大驻点压强发生在15 ms到16 ms之间。该特点可由Navier-Stokes方程组描述。圆锥角膜表面压强径向分布曲线在驻点附近比健康角膜的压强低，压强分布曲线下降比健康角膜缓，斜率绝对值更小，患病程度越重其径向压强离健康角膜压强越远，表面压强超过健康角膜表面压强的径向位置越靠外。近视眼患者角膜表面压强径向分布曲线在除角膜边缘都比健康角膜压强高，在径向无量纲距离0.4之前下降更缓。

空气脉冲约7 ms达到角膜顶点，正常角膜、圆锥角膜及高度近视眼患者角膜表面压强随时间与空间变化的规律一致，仅数值上有差异。压强以顶点为中心呈对称性变化，靠近驻点处流速降低而压强增大。射流加速和减速过程存在滞后现象，最大驻点压强与最大射流速度基本重合，二者时间曲线形态相似。

探讨青光眼患者杯盘结构的形态特征及其与非青光眼患者杯盘结构形态的差异。

收集2024年11月至2025年9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门诊接受眼底照相检查并同步完成视乳头分析系统检测的患者288例(288只眼)进行研究。其中，男性146例(146只眼)，女性142例(142只眼)。年龄10~71岁，平均年龄(39.1±15.2)岁。所有患者均进行眼压、眼部生物学测量、眼底像检查及视乳头分析系统分析。根据青光眼病史和眼底像中视杯扩大、盘沿丢失、视神经纤维层典型萎缩性改变及视野缺损等临床表现将患者分为青光眼组和非青光眼组。年龄、眼轴长度、盘沿面积及视盘垂直宽度经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眼压、中央角膜厚度、前方深度、晶状体厚度、平均角膜曲率半径、瞳孔直径、各个区域的盘沿宽度、盘沿视盘面积比、盘沿体积、垂直杯盘比、视杯面积、杯盘面积比、视杯体积、平均视杯深度、最大视杯深度、视盘面积、视盘体积及视盘损伤可能性评分不符合正态分布，以M(Q1，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全部患者288例(288只眼)中，非青光眼组和青光眼组患者分别为241例(241只眼)和47例(47只眼)，分别占83.7%和16.3%。非青光眼组和青光眼组患者的眼压分别为16.7(14.0，19.0)mmHg(1 mmHg＝0.133 kPa)和21.9(17.2，25.3)mmHg，非青光眼组低于青光眼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5.49，P<0.05)。非青光眼组患者各个区域自A~F点盘沿宽度、盘沿面积及盘沿视盘面积比分别为0.18(0.14，0.21)mm、0.20(0.15，0.25)mm、0.22(0.16，0.29)mm、0.24(0.17，0.33)mm、0.25(0.18，0.33)mm、0.22(0.16，0.27)mm、0.15(0.11，0.18)mm、(1.23±0.36)mm²及0.68(0.54，0.81)，青光眼组分别为0.12(0.09，0.16)mm、0.16(0.09，0.20)mm、0.16(0.11，0.24)mm、0.19(0.12，0.24)mm、0.16(0.11，0.24)mm、0.13(0.08，0.20)mm、0.10(0.05，0.14)mm、(0.94±0.34)mm²及0.52(0.38，0.67)，非青光眼组均大于青光眼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t＝-4.70，-4.05，-3.33，-3.59，-4.37，-4.55，-4.18，5.35，-4.32；P<0.05)。非青光眼组患者垂直杯盘比、视杯面积、杯盘面积比、视杯体积、平均视杯深度及最大视杯深度分别为0.55(0.44，0.65)、0.58(0.30，1.11)mm²、0.32(0.19，0.46)、0.08(0.02，0.22)mm³、0.14(0.08，0.22)mm、0.36(0.23，0.52)mm、2.00(2.00，3.00)，青光眼组分别为0.69(0.58，0.81)、1.05(0.52，1.35)mm²、0.48(0.33，0.62)、0.16(0.07，0.33)mm³、0.18(0.11，0.26)mm、0.43(0.33，0.60)mm、3.00(3.00，3.00)，非青光眼组均低于青光眼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4.47, -2.91，-4.32，-2.88，-2.17，-2.41，-6.36；P<0.05)。非青光眼组患者分布于颞侧0°或360°附近者159例(159只眼)，占65.98%；分布于颞下方300°和颞上方60°附近者53例(53只眼)，占21.99%；分布于其他部位者29例(29只眼)，占12.03%。青光眼组患者分布于颞下方300°和颞上方40°附近者22例(22只眼)，占46.81%；分布于其他部位者25例(25只眼)，占53.19%。

生理性大视杯患眼盘沿最窄部位主要分布于颞侧0°或360°附近，而青光眼组患眼近半数集中分布于颞下方300°和颞上方40°附近，其他部位散发；青光眼患眼的盘沿更窄，盘沿面积和盘沿视盘面积比更小，垂直杯盘比、视杯面积、杯盘面积比、视杯体积和视杯深度更大。

应用Lasso-Logistic回归分析玻璃体切割术(PPV)后增殖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DR)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

选取2021年1月至2024年2月在临汾市人民医院眼科PPV术后的PDR患者179例(179只眼)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96例(96只眼)，女性83例(83只眼)；年龄29~81岁，平均年龄(64.3±8.3)岁。按照术后6个月视力较术前减少程度分为预后不良组和预后良好组。收集PDR患者的病史、血压、血脂、血糖、肝肾功能生化检测结果及术后并发症的信息。年龄、糖尿病病程、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视网膜激光数量、术前眼内压、血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四项、血常规及肝肾功能生化检测结果进行正态性检验，当符合正态分布用±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糖尿病病程和尿白蛋白偏态计量资料采用M(P₂₅, P₇₅)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性别、眼别、病史、PDR分期、糖尿病治疗类型、黄斑脱离、虹膜红变、玻璃体积血、视网膜前积血、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治疗、联合白内障手术、玻璃体腔填充物及术后并发症以例数(眼数)和百分比表示，采用皮尔逊或连续性修正卡方检验；采用单因素分析和Lasso筛选影响PDR患者PPV术后短期预后不良的因素；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独立影响因素，并基于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拟合度采用霍斯默-莱梅肖检验，C指数分析采用区分能力，准确性采用校准曲线分析，临床效益采用决策曲线分析，预测效能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

预后不良组患者33例(33只眼)平均糖尿病病程和尿白蛋白中位和四分位数分别为11.00(9.00，13.50)年和42.37(36.41，48.46)mg/L；高脂血症者13例(13只眼)，冠心病者14例(14只眼)，高血压者6例(6只眼)，分别占39.39%、42.42%及18.18%；PDR Ⅳ期者6例(6只眼)，Ⅴ期者15例(15只眼)，Ⅵ期者12例(12只眼)，分别占18.18%、45.45%及36.36%；口服药物治疗糖尿病者6例(6只眼)，注射胰岛素者17例(17只眼)，胰岛素联合口服药物者10例(10只眼)；黄斑脱离者14例(14只眼)，虹膜红变者4例(4只眼)，玻璃体积血者31例(31只眼)，视网膜前积血者13例(13只眼)，分别占42.42%、12.12%、93.94%及39.39%；未使用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治疗者11例(11只眼)，术前使用者18例(18只眼)，术中使用者4例(4只眼)，分别占33.33%、54.55%及12.12%；联合白内障手术者17例(17只眼)，占51.52%；玻璃体腔填充六氟乙烷者2例(2只眼)，硅油填充者27例(27只眼)，平衡液填充者4例(4只眼)，分别占6.06%、81.82%及12.12%；术后并发症者18例(18只眼)，占54.55%。预后良好组患者146例(146只眼)糖尿病病程和尿白蛋白中位和四分位数分别为9.00(7.00，11.00)年和41.76(37.10，46.09)mg/L；高脂血症者37例(37只眼)，冠心病者42例(42只眼)，高血压者27例(27只眼)，分别占25.34%、28.77%及18.49%；PDR Ⅳ期者44例(44只眼)，Ⅴ期者85例(85只眼)，Ⅵ期者17例(17只眼)，分别占30.14%、58.22%及11.64%；口服药物治疗糖尿病者37例(37只眼)，注射胰岛素者70例(70只眼)，胰岛素联合口服药物者39例(39只眼)，分别占25.34%、47.95%及26.71%；黄斑脱离者16例(16只眼)，虹膜红变者3例(3只眼)，玻璃体积血者127例(127只眼)，视网膜前积血者52例(52只眼)，分别占10.96%、2.05%、86.99%及35.62%；未使用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治疗者35例(35只眼)，术前使用者94例(94只眼)，术中使用者17例(17只眼)，分别占23.97%、64.38%及11.65%；联合白内障手术者58例(58只眼)，占39.73%；玻璃体腔填充六氟乙烷者38例(38只眼)，硅油填充者90例(90只眼)，平衡液填充者18例(18只眼)，分别占26.03%、61.64%及12.33%；术后并发症者32例(32只眼)，占21.92%。预后不良组患者术眼术前BCVA、视网膜激光光斑数量、术前眼内压、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白细胞计数、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及血肌酐分别为(1.97±0.60)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652.06±381.20)个、(19.12±4.30)mmHg(1 mmHg＝0.133 kPa)、(153.97±20.86)mmHg、(93.85±10.03)mmHg、(10.22±1.41)mmol/L、(7.71±1.72)%、(5.33±0.33)mmol/L、(1.84±0.39)mmol/L、(1.05±0.07)mmol/L、(3.20±0.54)mmol/L、(3.90±1.14)×10⁹/L、(1.60±0.45)×10⁹/L、(254.93±54.14)×10⁹/L、(8.47±2.62)×10⁹/L、(26.92±8.18)U/L、(24.34±8.70)U/L、(36.60±11.12)U/L及(123.39±16.96)μmol/L；预后良好组患者分别为(1.62±0.47)logMAR、(1055.26±433.68)个、(17.40±5.08)mmHg、(149.12±20.14)mmHg、(89.84±11.11)mmHg、(9.71±1.35)mmol/L、(6.99±1.40)%、(5.20±0.51)mmol/L、(1.78±0.34)mmol/L、(1.06±0.13)mmol/L、(3.00±0.55)mmol/L、平均(3.72±1.26)×10⁹/L、(1.76±0.59)×10⁹/L、(254.40±69.00)×10⁹/L、(8.33±2.49)×10⁹/L、(24.80±8.82)U/L、(22.52±7.54)U/L、(33.36±10.23)U/L及(119.65±18.23)μmol/L。两组患者糖尿病病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316，P<0.05)；黄斑脱离、虹膜红变、玻璃体腔填充物及术后并发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9.102，4.827，6.479，14.234；P<0.05)；术前BCVA、视网膜激光数量及糖化血红蛋白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67，4.926，2.573；P<0.05)。Lasso回归筛选出PDR分期、术前BCVA、黄斑脱离、视网膜激光数量及术后并发症5个具有非零特征的变量。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DR分期Ⅴ期、Ⅵ期、黄斑脱离及术后并发症是PDR患者PPV术后短期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OR＝3.630，10.296，3.082，3.806，2.920；95%CI：1.088~12.110，2.630~40.303，1.074~8.845，1.260~11.499，1.075~7.930；P<0.05)，视网膜激光数量是其独立保护因素(OR＝0.784，95%CI：0.685~0.897；P<0.05)。基于PDR患者PPV术后短期预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Logit(P)＝-3.233＋1.289×PDR分期Ⅴ期＋2.332×PDR分期Ⅵ期＋1.125×术前BCVA＋1.337×黄斑脱离-0.002×视网膜激光数量＋1.071×术后并发症。预测模型拟合较好，C指数为0.885(95%CI：0.876~0.895，P>0.05)。经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概率接近理想曲线，净收益范围较大。经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PDR患者PPV术后短期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0.885(95%CI：0.828~0.927)，敏感度84.85%，特异度78.77%，约登指数0.6362。

PDR分期、术前BCVA、黄斑脱离、视网膜激光数量及术后并发症是PPV术后PDR患者短期预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视网膜激光数量是其独立保护因素，基于上述影响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对PDR患者PPV术后短期预后不良具有较高的预测能效。

探讨影响视网膜静脉阻塞(RVO)伴黄斑水肿治疗的因素。

选取2023年10月至2025年3月期间在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眼科接受3个月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治疗RVO伴黄斑水肿患者30例(32只眼)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20例(21只眼)，女性10例(11只眼)；年龄35~85岁，平均年龄(58.2±11.4)岁。使用扫频光源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技术(SS-OCTA)测量治疗前后的脉络膜厚度(CT)、脉络膜血管指数(CVI)以及脉络膜毛细血管层血流密度(CCVD)。治疗前、治疗后1个月及治疗后3个月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压、中央黄斑厚度(CMT)、CT、CVI及CCVD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不同时间点的比较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采用LSD法进行两两比较。以BCVA和CMT变化为因变量，基本资料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研究30例患者(32只眼)中，高血压和无高血压者分别为18例(20只眼)和12例(12只眼)，分别占62.50%和37.50%。患者治疗前、治疗后1个月及治疗后3个月的BCVA分别是(0.813±0.456)最小分辨视角的对数(logMAR)、(0.666±0.386)logMAR及(0.484±0.401)logMAR；眼压分别为(16.219±2.366)mmHg(1 mmHg＝0.133 kPa)、(15.969±1.732)mmHg及(16.500±2.514)mmHg；CMT分别为(474.625±191.370)μm、(397.094±155.446)μm及(360.219±173.240)μm；CT分别为(244.813±86.086)μm、(234.563±86.853)μm及(229.063±88.710)μm；CVI分别为(39.938±4.683)%、(39.375±5.552)%及(39.625±5.950)%；CCVD分别为(46.188±3.788)%、(46.813±2.361)%及(47.125±1.755)%，患者不同时间点BCVA、CMT及CT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4.556，14.373，11.955；P<0.05)；眼压、CVI及CCVD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959，0.979，1.610；P>0.05)。经LSD法两两比较，患者治疗后1个月的BCVA、CMT及CT较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27，3.645，3.452；P<0.05)；眼压、CVI及CCVD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01，1.605，-1.177；P>0.05)。治疗后3个月的BCVA、CMT及CT较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837，3.990，3.549；P<0.05)；眼压、CVI及CCVD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22，0.583，-1.368；P>0.05)。所有患者治疗3个月后BCVA较治疗前提高0.329 logMAR；CMT相对治疗前减少24.1%。经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高血压、治疗前CMT及治疗前CCVD是治疗后BCVA变化的影响因素(β＝0.328，-0.001, 0.027；95%CI：0.173~0.484，-0.001~0.000，0.003~0.050；P<0.05)；高血压、治疗前BCVA及治疗前CCVD是治疗后CMT变化的影响因素(β＝-0.226，0.235，-0.036；95%CI：-0.359~-0.092，0.095~0.376，-0.053~-0.019；P<0.05)。经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高血压是RVO患者治疗后BCVA变化的独立危险因素(β＝0.269，95%CI：0.102~0.436；P<0.05)；治疗前BCVA和治疗前CCVD是治疗后CMT变化的影响因素(β＝0.155，-0.024；95%CI：0.029~0.280，-0.043~-0.006；P<0.05)。

治疗前BCVA是其CMT变化的独立保护因素，治疗前CCVD是其CMT变化的独立危险因素。高血压可疑为RVO患者抗VEGF治疗后BCVA变化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病例数较少，有待扩大病例数量进一步验证。

马方综合征(MFS)的早期筛查对降低相关死亡率具有关键意义。当前MFS临床诊断主要依据2010年修订的Ghent标准，其核心特征为晶状体异位(EL)及主动脉根部扩张。现代眼科影像技术可以助力发现MFS超越EL的深层生物标志物谱，如眼轴增长和总角膜屈光力降低；角膜曲率值降低、中央角膜厚度变薄及角膜硬度增加；睫状体变薄、巩膜厚度降低及不对称性增加；视网膜微血管密度下降、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变薄及视网膜脱离风险增加；脉络膜结构与功能异常和面部特征性等改变。基于人工智能的眼科影像组学模型通过整合眼部的影像和生物测量等多模态影像数据，可构建高精度预测工具，显著提升对MFS筛查敏感性及准确性。该策略不仅有助于MFS的早期筛查，还可实现疾病进展的动态监测，辅助指导个体化心血管病变的干预，最终优化患者全生命周期管理。

斜视是一种因眼位偏移导致视轴异常的眼部常见病，不仅影响外观，更损害双眼同时视、融合功能及立体视觉等视功能发育。目前，现代斜视治疗的核心目标已从单纯矫正眼位转向最大限度恢复双眼视功能。非手术治疗包括矫正屈光不正、三棱镜治疗、布比卡因注射、A型肉毒素注射、视功能训练及遮盖疗法等；手术治疗包括微创小切口眼外肌手术和可调整缝线技术等。本文中笔者从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角度，探讨斜视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展。

病理性眼部血管生成是视网膜、脉络膜及角膜等多个部位发生的关键病理过程，会导致玻璃体积血、脉络膜新生血管或角膜混浊，已成为全球不可逆性盲的主要病因之一。血管生成源于已有血管网络的新生分支形成，依赖于内皮细胞激活、迁移及管腔生成等一系列步骤。金属离子是生命体的必需元素，在基础生物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金属离子在金属蛋白中主要执行提供结构稳定性、充当酶促反应辅因子及介导电子传递三类功能。其中，铁、铜、锌、钙及锰等五种金属离子对代谢调控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些金属离子驱动病理性眼部血管生成的多层面机制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并成为该领域研究焦点。该核心调控通路主要涉及铁死亡、铜死亡、锌指转录调控、钙信号级联以及锰酶介导调控。本文中笔者对上述通路及其最新发现进行系统综述，旨在为靶向金属离子稳态通路治疗新生血管性眼病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策略启示。

近年来，多模态影像技术的协同应用显著提升了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R)的早期诊断效能。光学相干断层血管成像(OCTA)技术结合量化微血管密度、黄斑无血管区(FAZ)形态及分形维数(FD)等新型生物标志物揭示了DR早期表现为微血管网络复杂性改变；超宽视野OCTA已将周边视网膜缺血的检出率提升至82%；人工智能(AI)驱动的新型算法在影像分割与分级中已达到专家级精度，并实现了彩色眼底照相(CFP)向荧光素眼底血管成像(FFA)图像的跨模态生成效果。作为血管网络复杂性的量化指标，FD与DR进展及视力预后显著相关，其临床应用潜力亟待深入挖掘。本文中笔者就多模态影像技术在DR早期诊断中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球面像差(SA)是影响屈光手术后视觉质量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随着屈光手术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SA特征的个体化手术方案选择已成为优化术后视觉质量的关键策略。有研究结果表明，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SA增加量普遍低于飞秒激光辅助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S-LASIK)；光学区大小与瞳孔直径的匹配关系、术前屈光状态及角膜生物力学特性共同决定术后SA水平。基于SA特征的个体化手术方案选择是优化术后视觉质量的关键，未来应建立整合多维度参数的预测模型，推动屈光手术向精准医疗方向发展。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前列腺癌发病率逐年上升，老龄化疾病负担日益加重。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筛查是提高前列腺癌早期诊断率和改善患者预后的有效手段，但国内缺乏基于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以指导筛查策略的制定。本文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经济的影响，阐述前列腺癌疾病负担的现状与趋势，并结合国内外PSA筛查的最新证据，对我国前列腺癌PSA筛查的必要性及现有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强调在制定筛查策略时，需充分考虑老龄化带来的疾病负担及卫生经济学效益。旨在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兼顾成本效益的前列腺癌个体化筛查方案提供参考，助力提升我国前列腺癌的整体诊疗水平和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肾盏憩室是一种相对少见的先天性肾畸形疾病，发病率为0.21%~0.45%，常伴随结石形成，可引起疼痛、血尿或反复泌尿系统感染等临床症状。治疗方法包括体外冲击波碎石术、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PCNL）、输尿管软镜碎石术（FURL）、腹腔镜手术及传统开放手术等。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PCNL和FURL已成为主要治疗方法，但最佳术式选择仍存在争议。PCNL的优势在于结石清除率高（87.5%~100%），憩室闭合率可达76%~100%，可通过憩室壁电灼或憩室颈切开扩张术处理憩室，但存在出血、肾实质损伤等风险，术后恢复时间较长。FURL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术后炎症反应轻等优点，结石清除率同样较高，特别适合直径<2 cm的中上盏憩室结石，但对于下盏或颈部狭窄的憩室处理较困难。本文对肾盏憩室结石的微创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观察医用组织胶水在大张自体刃厚皮片移植固定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回顾性分析 2021年2月至 2024年 6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烧伤与皮肤外科收治的196例采用大张自体刃厚皮片移植（包括脱细胞异体真皮支架复合刃厚皮片移植）修复创面患者临床资料。按照不同皮片固定方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104例）和对照组（92例），观察组患者刃厚皮片使用医用组织胶水固定，单纯刃厚皮片移植术后4~5 d首次换药，脱细胞异体真皮支架复合刃厚皮片移植术后8~10 d首次换药。对照组单纯刃厚皮片移植患者采用皮肤吻合针固定皮片，脱细胞异体真皮支架复合刃厚皮片移植患者采用丝线间断缝合固定皮片，术后首次换药时间与观察组相同。观察2组患者首次换药时皮片移位、血肿、感染发生情况及皮片成活情况。

观察组皮片移位发生率（4.8%）低于对照组（13.0%），皮片移位面积占比（3.63%±1.38%）低于对照组（6.60%±2.0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皮片成活率（99.24%±3.55%）与对照组（97.77%±6.08%）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046，P=0.151）。观察组发生血肿5例、皮片感染坏死2例，对照组发生血肿4例、皮片感染坏死3例，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并发症的患者中观察组4例、对照组5例补充植皮愈合，其余均换药愈合。

医用组织胶水应用于大张自体刃厚皮片移植固定，与传统固定方法相比固定效果更为稳妥有效，能减少皮片移位，还可避免操作损伤及拆除固定物引起的疼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