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明确驱动蛋白家族成员18A（KIF18A）在乳腺癌中的作用及其对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为治疗三阴性乳腺癌（TNBC）提供新的分子靶点。

选取2012年8月至2016年12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TNBC手术标本138例，采用组织芯片技术检测KIF18A的表达，分析KIF18A表达对患者OS的影响。构建KIF18A过表达和干扰的TNBC细胞系[过表达：H23570组（实验组）及过表达NC组（对照组）；干扰：Y20559组（实验组）及干扰NC组（对照组）]。通过CCK-8实验、流式细胞术、Transwell实验、划痕实验分别检测细胞增殖、凋亡、侵袭、迁移能力改变，Western blot检测相关信号通路蛋白表达并探讨KIF18A可能的作用机制。卡方检验分析KIF18A表达与患者临床指标的相关性。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 Log-rank检验。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评估独立预后因素。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KIF18A表达在不同年龄（≤48岁比>48岁，71.4%比49.1%，χ²=4.478，P=0.034）和肿瘤大小（≤3 cm比>3 cm，67.9%比43.0%，χ²=8.111，P=0.004）的患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IF18A低表达组（n=64）的OS率在各时间点均高于高表达组（n=74），两组生存曲线分化明显（HR=4.330，95％CI：2.277~6.252，P<0.001）。KIF18A高表达（HR=3.080，95%CI：1.374~6.906，P=0.006）及高TNM分期（HR=2.551，95%CI：1.204~5.402，P=0.014）是影响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KIF18A基因mRNA在MDA-MB-231、MDA-MB-468、MDA-MB-453和BT474细胞系中的表达量分别为9.042±0.074，5.340±0.108，6.040±0.171，7.068±0.259，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74.67，P<0.000 1）。与过表达NC组比较，过表达KIF18A对细胞增殖具有促进作用（t=5.450，P=0.031），而干扰KIF18A对细胞增殖影响并不显著（t=1.708，P=0.163）。KIF18A抑制剂Sovilesib为18.77 μmol/L时，细胞增殖被显著抑制。过表达KIF18A主要抑制早期凋亡（P<0.05），而干扰KIF18A则提高整体凋亡水平（P<0.001）。在过表达组中，H23570组细胞的迁移率显著高于过表达NC组［（80.18±2.96）%比（38.18±4.32）%），t=13.901，P<0.001］。干扰KIF18A不会显著影响细胞的迁移能力，但在72 h后，干扰KIF18A后的癌细胞的迁移能力显著低于干扰NC组（P<0.001）。过表达KIF18A促进了细胞的侵袭能力（t=29.502，P<0.001），干扰KIF18A后细胞的侵袭能力被抑制（t=20.210，P<0.001）。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与过表达NC组相比，H23570组mTOR、PD-L1和CDK4的表达增加（t=7.471、9.729、4.064，P均<0.05），而PARP1的表达降低（t=12.310，P<0.05）。相反，与干扰NC组相比，Y20559组mTOR、PI3K、Akt、PD-L1、Cyclin D1和CDK4的表达降低（t=2.792、6.035、4.091、15.750、12.940、3.979，P均<0.05）。

KIF18A的高表达与TNBC不良预后及恶性生物学行为相关，并可能通过调节CDK4/Cyclin D1等蛋白表达发挥作用。

探讨激素受体（HR）阳性、HER-2阴性（HR+/HER-2-）首发单纯骨转移（BOM）乳腺癌患者的不同一线治疗方式及预后分析。

回顾性分析2001年10月至201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医学部收治的373例女性HR+/HER-2- 乳腺癌BOM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一线初始方案不同，分为首选化疗组（165例，采用化疗方案）和首选内分泌组（208例，采用内分泌治疗方案）；初始治疗后无疾病进展生存期≥3个月的患者根据维持方案不同，分为持续化疗组（首选化疗组患者继续化疗）、化疗-内分泌组（首选化疗组患者采用内分泌维持治疗）和持续内分泌组（首选内分泌组患者继续内分泌治疗）。分析不同治疗组间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差异，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预后单因素分析，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采用倾向评分匹配及逆概率加权法评估组间均衡性。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

首选化疗组和首选内分泌组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PFS）分别为10个月（95%CI：6.76~13.23）、12个月（95%CI：10.33~13.66），中位总生存（OS）分别为61个月（95%CI：45.42~76.57）、52个月（95%CI：41.28~62.71），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057、1.044，P均>0.05）。倾向评分匹配后，首选化疗组和首选内分泌组均为106例，中位PFS分别为12个月（95%CI：8.70~15.29）、14个月（95%CI：11.48~16.5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254，P=0.039）；中位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8个月（95%CI：49.20~86.79）比64个月（95%CI：51.21~76.79），χ²=0.018，P=0.894］。初始治疗后至少3个月内无疾病进展的患者共332例，其中持续化疗组58例、化疗-内分泌组82例、持续内分泌组192例；3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6个月（95%CI：6.74~11.20）、19个月（95%CI：21.60~30.43）、13个月（95%CI：15.45~19.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9.586，P<0.001）；中位OS分别为48个月（95%CI：46.16~68.64）、72个月（95%CI：70.78~93.54）、54个月（95%CI：61.40~80.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984，P=0.050）。逆概率加权后，3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7个月（95%CI：5.00~12.00）、20个月（95%CI：16.00~25.00）、13个月（95%CI：12.00~16.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1.493，P<0.001）；中位OS分别为46个月（95%CI：32.00~未达到）、92个月（95%CI：61.00~114.00）、54个月（95%CI：48.00~67.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5.334，P=0.069）。Cox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一线不同治疗方式（化疗-内分泌组比持续化疗组：HR=0.02，95%CI：0.01~0.06；持续内分泌组比持续化疗组：HR=0.57，95%CI：0.40~0.81）是PFS的独立影响因素；诊断至复发转移时间（≥24个月比<24个月，HR=0.64，95%CI：0.46~0.89）是OS的独立影响因素。

对于HR+/HER-2-乳腺癌BOM患者，倾向评分匹配后一线首选内分泌治疗患者的中位PFS优于首选化疗，两组患者中位OS相似。对于一线初始治疗后未进展的患者，化疗后转为内分泌维持治疗的效果优于持续化疗或持续内分泌治疗。

系统评价乳腺癌放射治疗患者放射性皮炎（RD）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OVID、CINAHL和Cochrane Library中乳腺癌放射治疗患者RD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Meta分析，检索时间范围为建库起至2024年12月。由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质量评价和资料整理，采用RevMan 5.4与Stata 1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最终纳入33篇文献，其中24篇报道了乳腺癌患者RD的发生率，纳入8 696例乳腺癌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疗期间RD的总体发生率为82%（95%CI：69%~91%）。加强照射（OR=1.49，95%CI：1.22~1.83，P<0.001）、较大的乳房体积（OR=1.10，95%CI：1.04~1.16，P<0.001）、体质量指数≥25 kg/m²（OR=1.29，95%CI：1.11~1.51，P<0.001）、常规分割放射治疗方式（OR=1.97，95%CI：1.33~2.94，P<0.001）、吸烟（OR=1.58，95%CI：1.00~2.50，P=0.050）、糖尿病（OR=1.47，95%CI：1.12~1.95，P<0.05）、放射治疗前化疗（OR=1.25，95%CI：1.06~1.47，P<0.05）和使用补偿膜（OR=3.53，95%CI：2.74~4.55，P<0.001）是乳腺癌放射治疗患者发生RD的危险因素；而高血压（OR=1.16，95%CI：0.82~1.66，P=0.550）和年龄（OR=1.02，95%CI：0.99~1.04，P=0.230）不是乳腺癌放射治疗患者发生RD的危险因素。

乳腺癌放射治疗患者RD发生率较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加强照射、较大的乳房体积、体质量指数≥25 kg/m²、常规分割放射治疗方式、吸烟、糖尿病、放射治疗前化疗和使用补偿膜增加了RD的发生风险。

近年来，产后乳腺癌（PPBC）因其在年轻女性中的高发病率和较差的预后而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表明，PPBC的风险受到分娩的影响，且与哺乳时间呈负相关。随着对PPBC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因素如乳腺组织复旧时微环境变化、哺乳、妊娠相关免疫功能变化以及乳腺成体干细胞水平变化等被证实与PPBC发病有关。在精准医疗的背景下，开发可靠、易行的检测手段如乳管镜检查和乳汁中游离循环 DNA测定，对于早期发现PPBC至关重要。这些进展为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改善PPBC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为PPBC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前列的恶性肿瘤，其治疗的异质性与预后预测的复杂性均是临床研究的核心挑战。近年来，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标志物，在乳腺癌的精准分层与治疗中展示出重要价值。笔者围绕乳腺癌精准诊疗中的关键问题，系统探讨TIL在患者分层、预后预测和免疫治疗优化中的作用，重点分析TIL在不同乳腺癌分子亚型中的浸润特征与功能差异，评估其作为预后和免疫反应预测标志物的潜力；同时对比多种评估方法的优缺点，并展望过继TIL治疗的临床应用前景。期望为乳腺癌的个体化免疫治疗提供参考，推动TIL在临床实践中的规范化应用。

三阴性乳腺癌（TNBC）是乳腺癌中最具侵袭性的分子亚型，与早期复发和远处转移的高发生率、治疗耐药的频繁发生以及不良预后相关。由于TNBC缺乏ER、PR及HER-2的表达，目前尚无靶向治疗被批准用于治疗TNBC，常规化疗仍是临床主要的治疗选择，但大多数TNBC患者会对化疗产生耐药性，从而导致不良的临床结果。近年来，传统中草药雷公藤及其提取物由于可下调XRCC1、PARP1、NF-κB、CDK1/4、Twist1、Notch1等多种肿瘤干细胞相关基因表达的能力，在治疗TNBC方面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总结了从传统中草药雷公藤中提取的天然化合物对TNBC的抗癌作用及相关机制。雷公藤提取物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抑制体外人TNBC细胞生长和TNBC异种移植乳腺肿瘤的生长，有望成为治疗TNBC的新型药物。

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患病率逐年增高，其病因复杂，功能损害严重，如不及时识别和干预，可能引起成年后慢性精神健康问题，为医疗公共卫生事业带来巨大挑战。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病因可能与复杂的生物心理社会因素有关，但由于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与成年人抑郁障碍相比具有一些其特有的病因。该文将聚焦于儿童青少年这一年龄段的抑郁障碍的多因素病因进行综述，从而为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早期筛查与精准预防提供依据，并指导年龄特异性的干预与治疗策略。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期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及冲动，其患病率估计约为8.0%并常持续至成年。传统机制主要聚焦于脑内多巴胺与去甲肾上腺素通路异常，而日益增多的研究将视角扩展至微生物-肠-脑轴（MGBA），揭示肠道微生物群通过神经、内分泌及免疫通路参与ADHD的发生与发展。本文综述了近期关于ADHD患儿肠道菌群特征、MGBA通路及干预研究的最新进展，旨在为肠–脑轴在ADHD研究中的机制解析与精准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抑郁症作为全球范围内致残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临床治疗长期面临着治疗药物应答率低和副作用显著等关键难题。在此背景下，重复性经颅磁刺激（rTMS）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技术，其核心原理是通过电磁脉冲调控大脑皮层神经元活动，避免了药物代谢带来的全身性影响从而在抑郁症治疗领域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虽然现有研究系统评估了不同刺激参数的治疗方案，但是目前临床应用仍面临着机制解释不足、神经可塑性改变分子通路不明确等困境。外泌体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细胞间信息传递的信使，近年来多项研究均证实了其携带的特异性miRNA谱与突触重塑过程存在高度显著的关联，这种天然的信息传递系统可能为解释rTMS诱导的持续性神经改变提供帮助。本文通过综述rTMS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进展与外泌体在疾病中的作用，进而探讨二者相互作用的潜在机制，以期为抑郁症的治疗提供新的视角。

青少年抑郁障碍（MDD）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严重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传统治疗方法如药物和心理治疗虽具有一定疗效，但存在起效慢、依从性差及副作用等局限。近年来，作为一种新兴的非侵入性神经调控技术，经颅交流电刺激（tACS）在成人抑郁障碍中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综述了tACS在青少年抑郁障碍中的潜在干预应用，重点探讨其临床证据、参数机制，并结合成人研究的经验与成果，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以期为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干预提供新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慢性炎症性肠道疾病，发病部位主要局限于结直肠的黏膜和黏膜下层，多表现为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发作与缓解交替，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与环境、遗传、肠道微生物以及免疫等多种因素有关。色氨酸作为人体的必需氨基酸，其分解代谢主要通过犬尿氨酸、吲哚和5-羟色胺3条途径进行。色氨酸的多种代谢产物可调节肠道屏障功能、免疫应答、炎症反应以及肠道菌群等，进而影响UC疾病进程。探索色氨酸代谢紊乱与UC的相关性，有望开发UC新型辅助治疗方法。本文对色氨酸代谢的3条途径、色氨酸代谢紊乱与UC的病理机制、基于色氨酸代谢的UC治疗策略相关进展进行综述。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多病因引发的严重急性弥漫性炎症性肺损伤，以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破坏、肺水肿及低氧血症为特征，重症患者病死率高达35%～50%。当前治疗主要依赖机械通气与药物支持，但对肺泡-毛细血管屏障不可逆损伤尚缺乏特异性疗法，亟需探索新策略。细胞治疗凭借多重靶向作用已成为ARDS研究焦点。免疫调节：间充质干细胞（MSCs）和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等通过分泌抗炎因子，如前列腺素E2（PGE2）、白细胞介素（IL）-10抑制核转录因子-κB（NF-κB）通路，降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6等促炎因子水平，并调节免疫细胞平衡，减轻过度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MSCs及外泌体通过激活Nrf2-ARE通路恢复线粒体功能，减少活性氧生成，缓解氧化损伤；组织修复：MSCs通过Wnt/β-catenin通路促进肺泡与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内皮祖细胞归巢修复血管内皮，降低通透性；抗纤维化与抗凋亡：MSCs分泌肝细胞生长因子抑制TGF-β/Smad通路，减少肌成纤维细胞活化，外泌体传递miRNAs抑制肺泡上皮细胞焦亡，延缓纤维化进程。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ARDS的临床研究证实，MSCs、外泌体及调节性T细胞可有效调控炎症、改善氧合；脐带血及免疫-基质调节细胞等联合标准治疗亦展现协同潜力。但细胞治疗仍面临多重挑战：疗效异质性：受细胞来源、剂量、输注时机及患者基线病情影响，长期预后数据有限；安全风险：需警惕微栓塞、iPSCs致瘤性及免疫原性问题；技术瓶颈：细胞扩增、冻存及质控标准尚未统一，核心机制仍待阐明。本文系统综述了ARDS发病机制及细胞治疗的基础及临床研究进展，旨在为其治疗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