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结合基因表达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数据挖掘、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技术，探讨大黄丹参药对干预糖尿病肾脏疾病的潜在作用机制。

通过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结合《中国药典》及文献获取大黄丹参的有效成分与潜在靶标。检索GEO数据库中糖尿病肾脏疾病相关肾小球数据集GSE30528、肾小管数据集GSE30529；在两类组织中分别进行差异分析，筛选探索性候选靶点。利用互作基因/蛋白质搜索工具(Search Tool for Retrieval of Interacting Genes/Proteins，STRING)数据库进行蛋白互作分析，借助Cytoscape软件构建靶点网络，使用R语言对关键靶标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 GO)功能注释与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通路富集分析，最后采用AutoDock Vina开展分子对接验证。

筛选出大黄丹参有效成分90个、潜在靶标150个，DKD候选差异靶标3 592个，共获得交集靶标43个。拓扑分析明确核心靶点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半胱天冬酶3、激酶插入结构域受体、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1及细胞间黏附分子1，核心成分为大黄素、芦荟大黄素、丹参素、丹参酮ⅡA。GO功能富集于上皮细胞增殖与凋亡、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2级联反应及含胶原细胞外基质；KEGG主要富集于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整合素及缺氧诱导因子-1信号通路。分子对接显示，大黄素和丹参酮ⅡA与核心靶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结合能分别为9.32、9.59 kcal/mol，均具有较好的理论结合活性。

大黄丹参药对可能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网络参与糖尿病肾脏疾病相关病理过程；大黄素、丹参酮ⅡA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相关信号网络可作为后续体内外验证的候选方向。

探究度拉糖肽联合达格列净对2型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肾功能及肾纤维化标志物的影响。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连续选取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于本院就诊的2型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分组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所有患者均接受糖尿病基础常规治疗；对照组予以达格列净单药治疗，观察组在达格列净治疗基础上联用度拉糖肽注射液干预。分别于治疗前、治疗12个月后检测并比较两组患者肾功能、肾纤维化标志物及炎症因子水平，并观察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和皮尔逊χ²检验。

本研究共纳入94例2型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观察组、对照组各47例。所有患者均完成12个月规范治疗。治疗后，两组患者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且治疗后观察组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水平高于对照组(P均<0.05)。两组患者治疗后尿白蛋白/肌酐比值、血清肌酐、血尿素氮及肾纤维化标志物(转化生长因子-β1、结缔组织生长因子、肾损伤分子-1)、炎症因子(超敏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1β、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上述指标水平低于对照组(P均<0.05)。两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P均<0.05)，但治疗后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期间，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度拉糖肽联合达格列净可更好地保护2型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肾功能、抑制肾纤维化并减轻炎症反应；其血糖控制效果与达格列净单药相当，且安全性良好。

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作为终末期肾病的主要病因，其发病机制涉及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近年来，巨噬细胞介导的免疫代谢紊乱被认为是DKD进展的关键环节，其M1/M2表型转换受控于特定的代谢重编程(糖酵解与氧化磷酸化)。核因子红系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作为细胞抗氧化应激的核心转录因子，不仅能调控氧化还原平衡，还可影响巨噬细胞的极化方向，从而发挥肾脏保护作用。然而，Nrf2在DKD微环境中如何通过调控巨噬细胞的代谢重编程来影响其极化表型，其具体分子机制尚不明晰。本综述旨在系统阐述Nrf2调控DKD巨噬细胞代谢重编程和极化的分子机制，以期为DKD的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与潜在靶点。

容量状态评估在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其评估准确性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与生存率。近年来，人工智能模型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显示出应用潜力，通过分析多维临床数据可实现容量状态的精准评估，为个性化治疗提供依据。本文对人工智能及其与传统容量评估方法联合在血液透析患者容量评估中的应用进行综述，探讨其优势、局限性和发展方向。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长期处于持续低度微炎症状态，促炎细胞因子及中大分子尿毒症毒素蓄积，与心血管事件、蛋白质能量消耗及生活质量下降密切相关。常规血液透析对中大分子炎症介质清除能力有限，甚至可因生物不相容性加重炎症反应。血液灌流依托吸附机制，可协同常规透析清除β-微球蛋白等尿毒症毒素以及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等炎症介质，并可在一定程度上调控免疫细胞活化、改善免疫细胞亚群失衡。本文围绕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微炎症的病理基础，对血液灌流的作用机制、联合模式及临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优化血液净化策略提供参考。

慢性肾脏病相关瘙痒(chronic kidney disease-associated pruritus, CKD-aP)是终末期肾脏病患者常见但长期被忽视的并发症。CKD-aP可显著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睡眠及情绪，降低透析依从性，并与死亡风险升高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对其发病机制认识的加深与治疗药物研发进展，CKD-aP已从传统意义上的伴随"症状"被重新界定为需主动识别和系统干预的独立临床病症。本文从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流程、评估量表、分层管理策略及药物研究进展等方面，对CKD-aP进行系统综述，重点介绍各类瘙痒评估工具的特征、临床应用价值及其在κ阿片受体激动剂研发中的应用，并探讨基于瘙痒严重程度的分层管理方案，以期提升临床医师对CKD-aP的识别与规范化管理能力，改善患者预后。

高血糖为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的核心始动诱因，可通过糖脂代谢紊乱、肾脏血流动力学异常、氧化应激、慢性低度炎症、补体系统凝集素途径过度激活等多条通路交互调控、级联放大，持续造成足细胞结构与功能损伤，继而诱发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纤维化，介导DKD的发生及进行性发展。作为补体系统三大激活途径之一，凝集素途径发现时间最晚，相关研究热度逐年上升。该通路可在无抗体参与下活化，是固有免疫防御与炎症反应之间的重要连接介质，在DKD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本文综述了补体系统凝集素途径的核心成分在DKD中的作用机制及研究进展，探讨其作为治疗靶点的可行性，为DKD基础研究与临床防治提供新思路。

肠肾轴是介导肠道与肾脏信号交流的核心通路，肠道菌群通过调控胆汁酸代谢成为肠肾轴的关键调控节点。胆汁酸代谢不仅参与机体糖脂代谢、肠道微生态平衡、炎症免疫调节等病理生理过程，还可通过肠肾轴介导的信号通路影响肾脏功能，参与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等进展。CKD可诱发肠肾轴失衡，导致肠道菌群紊乱及胆汁酸谱异常；紊乱的胆汁酸谱可通过促进肾脏纤维化、干扰脂代谢、诱导微炎症等机制推动CKD进展。目前相关证据多来源于动物实验及临床关联性观察，胆汁酸代谢与CKD之间的因果调控关系仍有待进一步论证。

探讨综合干预措施联合光动力治疗在儿童尖锐湿疣（CA）中的应用效果。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4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门诊接受光动力治疗的30例CA患儿的临床资料。在光动力常规治疗基础上，针对CA患儿及其家属实施针对性心理干预、治疗全程疼痛管控、术后创面专项皮肤处理以及健康知识宣教等一系列综合干预措施，完成6个月定期随访，统计患儿临床疗效、患儿治疗依从性和相关不良反应。

入组30例患儿中男性18例、女性12例，年龄2～14岁[（6.3±2.4）岁]，病程1～6个月[（4.2±1.2）个月]，皮损直径0.2～1.8 cm[（1.22±0.10）cm]，皮损数目1～8个[（4.43±0.8）个]；病变累及外生殖器者20例（66.67%），累及肛周者8例（26.67%），2例（6.66%）患儿外生殖器与肛周病灶同时存在。经联合综合干预措施的光动力治疗后，痊愈22例（73.33%）、显效7例（23.33%）、无效1例（3.33%），临床总有效率为96.67%（29/30），6个月随访期间无复发病例。全部CA患儿完成全程治疗，治疗依从性良好，其中完全依从25例（83.33%），部分依从5例（16.67%），无完全不依从病例。治疗过程中所有患儿均未发生严重全身性不良反应，局部不良反应均为轻中度，且可在同一患儿重叠出现。共11例患儿（36.67%）至少出现1种局部不良反应，其中出现疼痛6例（20.00%）、局部红斑6例（20.00%）、水疱糜烂2例（6.67%）、瘙痒伴烧灼感1例（3.33%）、色素沉着3例（10.00%）；所有不良反应经局部对症处理后均完全缓解，未影响ALA-PDT治疗进程。

综合干预措施联合光动力治疗儿童CA，患儿治疗依从性良好，不良反应可有效缓解。

探索口咽部菌群失衡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后肺间质纤维化（PCPF）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及潜在机制。

采用横断面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因COVID-19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住院治疗并完成出院后2年随访的康复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访时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学表现，将患者分为纤维化组和非纤维化组。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患者口咽部微生物菌群α多样性；采用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MDS）与主坐标分析（PCoA）评估两组菌群β多样性；以Benjamini-Hochberg法进行FDR校正分析门、属、种的丰度差异，并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其与临床症状及运动耐量间的相关性。

共纳入83例患者，其中纤维化组患者43例，非纤维化组患者40例。随访2年时，纤维化组患者出现更多的呼吸道症状，mMRC评分（U=676.0、P=0.008）、BCSS评分（U=625.0、P=0.029）、CAT评分（t=2.127、P=0.036）和CET评分（U=538.5、P=0.002）均显著高于非纤维化组，但6 min步行距离（6MWD）更短（U=598.5、P=0.0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微生物组分析显示，纤维化组患者口咽微生物α多样性显著升高（Chao1指数：U=580.5、P=0.010；Shannon指数：U=557.0、P=0.005；Simpson指数：U=513.0、P=0.001；Faith系统发育多样性指数：U=579.0、P=0.010；Simpson e指数：U=577.0、P=0.010；Heip e均匀度指数：U=529.0、P=0.0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β多样性分析显示两组患者菌群结构明显分离。菌群分类学分析显示，纤维化组患者普雷沃菌属（U=358.0、P＜0.001）、韦荣菌属（U=418.0、P＜0.001）及链球菌属（U=538.0、P=0.003）等潜在促炎性菌群相对丰度较非纤维化组患者显著增加，而奈瑟菌属（U=226.0、P＜0.001）显著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部分差异显著菌种如Streptococcus parasanguinis丰度与mMRC评分（r=0.24、P=0.04）和CAT评分（r=0.27、P=0.02）呈正相关；Fusobacterium_C_periodonticum_D的丰度与CAT评分（r=－0.30、P＜0.001）和Warrick评分（r=－0.26、P=0.02）均呈负相关，而与6MWD（r=0.26、P=0.02）呈正相关；Veillonella A rogosae及Streptococcus infantis均与Warrick评分呈负相关（r=－0.30、P＜0.01，r=－0.28、P=0.01），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CPF患者存在持续的口咽部菌群失衡，其特征与临床症状及功能受损密切相关。口咽微生物可能成为PCPF风险评估的潜在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及新型治疗靶点。

基于青海地区结核性脑膜炎（TBM）特征，探索TBM诊断的独立预测因素，构建并验证其诊断预测模型。

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4年1月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诊治的931例感染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TBM患者739例（TBM组）和非结核感染性脑膜炎患者192例（非TBM组），按7∶3分为训练集（651例，其中TBM患者522例、非TBM患者129例）和验证集（280例，其中TBM患者217例、非TBM患者63例）。通过Lasso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TBM诊断的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价5种机器学习模型（决策树、逻辑回归、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和极限梯度提升）的诊断效能。

训练集和验证集患者一般资料和生化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TBM患者和非TBM患者组内训练集与验证集基线资料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Lasso降维筛选预测变量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共筛选出6个TBM的独立预测因素：意识障碍（OR=2.988、95%CI：1.242～7.555、P=0.017）、γ-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OR=4.279、95%CI：2.074～9.120、P＜0.001）、脑脊液单核细胞比例≥50%（OR=4.061、95%CI：1.881～9.174、P＜0.001）、磁共振成像（MRI）提示结核瘤（OR=7.080、95%CI：2.019～34.77、P=0.006）、MRI提示颅底脑膜强化（OR=3.022、95%CI：1.429～6.519、P=0.004）、计算机体层成像（CT）显示肺部病变（血行播散型结核：OR=46.140、95%CI：8.765～856.9、P＜0.001）。Logistic回归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的AUC均为0.948（95%CI：0.927～0.969、0.920～0.975），灵敏度分别为87.16%和85.71%，特异度分别为89.92%和90.48%。极限梯度提升模型在诊断TBM中性能最优（AUC=0.954）。

基于临床和影像特征的Logistic回归模型在TBM早期诊断中表现优异。

探讨新型免疫调节因子白细胞介素（IL）-41在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中的表达特征，分析其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诊断效能及对重症的预警价值。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4年全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和河北以岭医院收治的32例18岁以下MPP患儿，包括轻症17例（轻症组）和重症15例（重症组），另选取8例体检儿童为健康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试验（ELISA）检测入组儿童血清IL-41水平，并比较各组儿童性别、年龄以及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和IL-6等实验室指标水平。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重症MPP的诊断效能，应用相关性热图分析血清IL-41水平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入组的32例MPP患儿中男性11例（34.4%）、女性21例（65.6%），平均年龄（8.60±2.89）岁。轻症组与重症组MPP患儿年龄[（9.06±3.45）岁 vs.（8.07±2.09）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93、P=0.697）。轻症组MPP患儿较健康对照组儿童IL-41水平显著升高[（182.191±65.364）pg/ml vs.（137.628±2.914）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05、P=0.013）；而重症组与健康对照组，轻症组与重症组MPP患儿IL-41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IL-41、CRP和IL-6单一指标区分轻、重症MPP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52、0.590和0.522，效能均不理想；但三者联合区分的AUC可显著提升至0.768（95%CI：0.598～0.938、P=0.013），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3.8%和57.1%。轻症组患儿IL-41/CRP[24.47（7.4，41.1）]、IL-41/IL-6[26.88（9.1，34.6）]比值较重症组[10.81（1.3，18.9）和9.85（1.7，15.1）]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946、－1.957，P均＜0.001）。Spearman相关性分析则显示，MPP患儿血清IL-41与IL-6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0.64、P=0.020）。

MPP轻症患儿血清IL-41水平显著上调，而重症MPP患儿虽升高但不显著，提示IL-41可能作为抗炎因子发挥重症保护作用。IL-41、CRP和IL-6水平联合检测可提高对重症MPP的诊断效能，动态监测IL-41水平或有助于MPP患儿的病情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