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探讨腹腔镜肛提肌外腹会阴联合切除术（L-ELAPE）治疗低位直肠癌的疗效。

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医院自2018年5月至2023年5月收治的低位直肠癌109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行L-ELAPE患者69例作为研究组，行传统腹腔镜腹会阴联合切除术（APE）患者40例作为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手术前一般资料、术中观察指标、术后恢复情况、术后长期并发症、泌尿生殖系统评分。

109例患者全部顺利完成手术，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物距肛缘的距离、身体质量指数（BMI）、临床分期及是否应用新辅助治疗等基本情况、术中淋巴结清扫情况、术后恢复排气时间、会阴切口延迟愈合、排尿功能障碍、小肠梗阻、重症肺部感染、术后TNM病理分期、住院时间及性功能障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间患者术中出血量[（136.86±52.53 mL vs. 215.40±70.21 mL），t=6.648，P=0.001]、术中穿孔数[4.34%（3/69）vs. 22.50（9/40），χ²=8.516，P=0.004]、手术时间（178.36±55.32 min vs. 142.47±36.53 min，t=3.663，P=0.001）、环周切缘（CRM）阳性率[2.9%（2/69）vs. 15%（6/40），χ²=5.453，P=0.020]、会阴长期慢性疼痛[18.8%（13/69）vs. 2.9%（2/40），χ²=4.087，P=0.043]、切除尾骨者慢性疼痛[28.6%（10/35）vs. 8.8%（3/34），χ²=4.398，P=0.036]、局部复发率[4.3%（3/69）vs. 15%（6/40），χ²=3.793，P=0.050]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L-ELAPE手术治疗进展期低位直肠癌，可以降低CRM阳性率、术中肠穿孔及术后局部复发率，术后出现会阴区慢性疼痛可能和术中切除尾骨有关，应用生物补片进行盆底重建安全可行。因此L-ELAPE手术是安全、有效的，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比较接受全结肠切除联合回肠直肠吻合术（TC-IRA）的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相关结直肠癌（FAP-CRC）和散发性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SSM-CRC）的预后差异及影响因素。

收集2010年1月至2020年6月在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接受TC-IRA治疗的614例患者资料。对FAP-CRC与SSM-CRC患者按1∶2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后，采用Kaplan-Meier法与Log-rank检验比较匹配后两组的总体与亚组的生存差异。利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探究预后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

经PSM后，73例FAP-CRC患者和146例SSM-CRC患者纳入本研究。结果表明，FAP-CRC组的5年总生存率（OS）比SSM-CRC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87.5% vs. 78.1%，χ²=4.804，P=0.028），两组无病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AP-CRC中，女性、年龄<55岁、癌胚抗原（CEA）≤5 ng/mL、多肿瘤病灶、淋巴结转移、无癌结节、无脉管侵犯及无神经侵犯亚组的患者生存率显著高于SSM-CRC。其中，肿瘤复发（P<0.001）是影响FAP-CRC组和SSM-CRC组术后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接受TC-IRA手术的FAP-CRC患者，总体生存时间优于SSM-CRC患者，此优势在女性、年龄<55岁、低CEA水平（≤5 ng/mL）、多肿瘤病灶、淋巴结转移、无癌结节、无脉管侵犯及无神经侵犯的亚组中尤为突出。此外，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复发是影响FAP-CRC患者术后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探讨视黄酸刺激蛋白6（STRA6）、细胞色素P450家族24亚家族A成员1（CYP24A1）、神经外啡肽4（NXPH4）蛋白在结直肠癌肝转移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预后及诊断的关系。

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初次确诊并进行手术的结直肠癌患者80例，其中30例患者发生肝转移，50例患者未发生肝转移，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STRA6、CYP24A1、NXPH4蛋白表达水平，分析三者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中三者与预后的关系，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直肠癌患者发生肝转移的影响因素，利用ROC曲线分析三者单项及联合检测对于结直肠癌肝转移的预测价值。

STRA6、CYP24A1、NXPH4在肝转移组表达显著高于未转移组及癌旁组，且在结肠癌肝转移患者中STRA6、NXPH4高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及浸润深度相关（P<0.05），CYP24A1高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浸润深度及肿瘤分化程度相关（P<0.05）；生存分析显示，STRA6、CYP24A1、NXPH4高表达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5年生存率更低（HR值分别为2.690、4.279、2.784，P<0.05）；结直肠癌患者肝转移与淋巴结转移、浸润深度、分化程度及CEA表达水平相关（P<0.05）；淋巴结转移、CEA≥5 ng/mL、STRA6、CYP24A1及NXPH4水平升高是结直肠癌患者发生肝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显示，STRA6预测结直肠癌肝转移的AUC为0.722（95%CI：0.602~0.843），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46.70%、94.00%；CYP24A1预测结直肠癌肝转移的AUC为0.797（95%CI：0.696~0.898），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56.70%、92.00%；NXPH4预测结直肠癌肝转移的AUC为0.696（95%CI：0.577~0.814），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86.70%、52.00%；联合检测预测结直肠癌肝转移的AUC为0.820（95%CI：0.719~0.921），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66.70%、90.00%。

STRA6、CYP24A1、NXPH4高表达提示结直肠癌患者肝转移风险高、预后不良。STRA6、CYP24A1、NXPH4可能作为结直肠癌肝转移的风险分层及预后的潜在生物标志物，为临床早期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研究表明，肠道菌群的失衡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这为微生态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益生菌、益生元及合生元通过调节菌群组成、改善黏膜环境和抑制炎症反应，展现出辅助治疗潜力。部分特定菌株及其代谢产物可经受体-信号轴直接调控肿瘤进程，为靶向干预提供依据。近年来，工程菌、噬菌体疗法以及菌体代谢物的补充或拮抗策略不断发展，并在早期研究中显示良好的安全性与可行性。虽然存在个体差异、长期疗效及标准化不足等挑战，但基于多组学和精准医学的多维微生态疗法仍有望成为结直肠癌综合治疗的重要方向。

对比白内障患者植入双焦点或景深延长型人工晶状体(IOL)术后的静态(SVA)及动态视力(DVA)。

选取2024年1月至12月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行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联合IOL植入术45例(69只眼)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8例(24只眼)，女性27例(45只眼)；年龄55~73岁，平均年龄(62.8±4.6)岁。根据植入IOL类型将其分为植入双焦点IOL组和植入景深延长型IOL组。术后3个月测量患者静态未矫正远距离视力(UDVA)、中距离视力(UIVA)及近距离视力(UNVA)；15度/秒(dps)、30 dps、60 dps及90 dps角速度时水平运动的未矫正远距离动态视力(UDDVA)、中距离动态视力(UIDVA)及近距离动态视力(UNDVA)；5 km/h、10 km/h、20 km/h、30 km/h角速度时的动态视力(KVA)；绘制离焦曲线。SVA，DVA及KVA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组间比较用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Spearman秩相关进行动态与静态视力的相关性分析。

术后3个月，景深延长型IOL组和双焦点IOL组患者的UIVA和UNVA分别为0.05(0.10)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0.30(0.08)logMAR、0.15(0.11)logMAR及0.22(0.08)logMAR，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45.0，996.0；P<0.05)。景深延长型IOL组和双焦点IOL组患者在15 dps、30 dps、60 dps及90 dps角速度时的UIDVA分别为0.10(0.10)logMAR、0.15(0.12)logMAR、0.15(0.07)logMAR、0.30(0.08)logMAR、0.30(0.14)logMAR、0.30(0.10)logMAR、0.40(0.10)logMAR及0.40(0.12)logMAR，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24.0，34.5，27.0，120.0；P>0.05)。双焦点IOL组和景深延长型IOL组患者在15 dps、30 dps、60 dps及90 dps角速度时的UNDVA分别为0.15(0.12)logMAR、0.22(0.15)logMAR、0.22(0.08)logMAR、0.30(0.10)logMAR、0.30(0.08)logMAR、0.30(0.06)logMAR、0.35(0.10)logMAR及0.52(0.12)logMAR，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961.0，922.0，938.5，985.0；P>0.05)。在远距离和近距离测试时，两组在15 dps、30 dps及60 dps角速度时DVA与对应的SVA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r＝0.65，0.56，0.34，0.51，0.37，0.38，0.84，0.74，0.54，0.88，0.66，0.42；P< 0.05)。术后3个月，离焦曲线结果显示，在-1.5D处，景深延长型IOL组和双焦点IOL组患者的视力分别为0.22(0.18)logMAR和0.40(0.15)logMAR，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14.5，P<0.05)。在-3.0 D处两组患者的视力分别为0.15(0.12)logMAR和0.40(0.10)logMAR，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135.0，P<0.05)。

两种IOL均可提供良好的远距离SVA和DVA，双焦点IOL近距离SVA及DVA更优，而景深延长型IOL中距离SVA及DVA更优。SVA与DVA综合评估有助于优化白内障患者IOL选择。

比较扫频源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和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获取的视盘周围与黄斑区结构及血流参数在高度近视眼(HM)合并开角型青光眼(OAG)中的诊断效能，并构建精简联合诊断模型。

选取2022年6月至2024年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就诊并完成相关检查的HM患者239例(239只眼)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97例(97只眼)，女性142例(142只眼)；年龄32~68岁，平均(53.1±8.6)岁。依据是否合并OAG，分为HM组与HM合并OAG组(HMG组)。记录年龄、性别、等效球镜屈光度、眼轴(AL)长度及视野指标。使用OCT和OCTA获取视盘周围视网膜神经纤维层(RNFL)厚度、放射状盘周毛细血管(RPC)密度、黄斑神经节细胞复合体(GCC)厚度、GCC损失体积指标、浅层毛细血管丛(SCP)血管密度以及深层毛细血管丛(DCP)血管密度等参数。年龄、等效球镜屈光度、AL、视野指标、RNFL厚度、RPC密度、黄斑GCC厚度、GCC损失体积指标、SCP毛细血管密度(CVD)及DCP的CVD等经Shapiro-Wilk正态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区结构指标和血流指标采用Benjamini-Hochberg法进行假发现率校正；性别变量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采用χ²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及95%置信区间(CI)，AUC差异采用DeLong检验。选取AUC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入多因素逻辑回归模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精简联合诊断模型。采用方差膨胀因子评估多重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5为可接受。

HM组117例(117只眼)和HMG组122例(122只眼)在年龄、AL长度、等效球镜屈光度及中央角膜厚度方面比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63，-1.50，0.97，0.8；P>0.05)，HMG组和HM组视野平均偏差和模式标准差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5.3，-11.9；P<0.05)。HMG组和HM组患者的全局视盘周围RNFL厚度分别为(83.5±11.6)μm和(94.2±10.2)μm，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58，P_校正<0.05)，其AUC为0.76(95%CI：0.70~0.82)。分象限分析显示，HMG组患者的上方和下方RNFL厚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7.61，12.85；P_校正<0.05)。HMG组和HM组患者的全局视盘周围RPC密度分别为(47.1±5.1)%和(49.2±3.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76，P_校正<0.05)，AUC为0.63(95%CI：0.56~0.70)。其中，下方象限RPC密度AUC最高(AUC＝0.79，95%CI：0.73~0.84)，HMG组和HM组患者的颞侧象限RPC密度分别为(44.8±4.5)%和(45.2±3.8)%，比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4，P_校正>0.05)。HMG组和HM组患者的GCC全局平均厚度分别为(85.1±10.5)μm和(92.4±8.2)μm，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00，P_校正<0.05)，AUC为0.71(95%CI：0.64~0.77)。HMG组和HM组患者的总体损失体积(GLV)分别为(14.2±6.8)%和(4.2±3.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4.65，P_校正<0.05)，AUC为0.88(95%CI：0.85~0.91)。HMG组和HM组患者的内环下方SCP血管密度分别为(44.5±5.2)%和(47.8±3.9)%，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7，P_校正<0.05)，在SCP各分区中鉴别效能最佳，AUC为0.69(95%CI：0.62~0.76)。两组内环和外环各分区DCP层比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11，1.93，0.69，0.99，1.73，2.20，0.64，0.93；P_校正>0.05)。基于单指标筛选结果构建递进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1纳入视盘周围下方RNFL厚度，AUC为0.850(95%CI：0.810~0.890)；模型2较模型1加入GLV，AUC提高至0.928(95%CI：0.895~0.961)，较模型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eLong检验P<0.05)；模型3较模型2加入黄斑SCP内环下方毛细血管密度，AUC提高至0.946(95%CI：0.918~0.9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eLong检验P<0.05)。

HM患者视盘周围下方RNFL厚度、黄斑GLV及黄斑SCP内环下方血管密度均具有较好的青光眼鉴别价值。多模态结构与血流参数联合可显著提高诊断效能，为HM合并OAG的辅助诊断提供依据。

探讨高度近视眼患者在不同波长条件下的静态精细色觉及动态色觉表现特征。

选取2025年7月至9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门诊就诊的高度近视眼患者34例(68只眼)。其中，男性11例(22只眼)，女性23例(46只眼)；年龄14~67岁，平均年龄30 (25.5, 39.25)岁。于标准光照条件下，测量受试者在红、橙、黄、绿、青、蓝及紫7个可见光波段的静态精细色觉最小可辨色差及辨认时间；评估20、40、60、80角速度每秒度数(dps)条件下红、橙、黄、绿、蓝及紫6种颜色刺激下的动态色觉(DCVA)。DCVA经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年龄、左眼等效球镜屈光度、右眼等效球镜屈光度、精细色觉检测最小可辨色差波长及反应时间等以中位数(四分位距)表示。色觉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变量的主效应以及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采用Mauchly球形性检验评估球形性假设。当球形性假设成立时，采用一元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推断；反之，采用多变量分析推断。

紫色、蓝色、青色、绿色、黄色、橙色及红色色差辨认分别为2(0，2)nm、2(0，2)nm、2(0，2)nm、2(2，7)nm、2(1，2)nm、1(1，3)nm及27(20，41)nm，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6.520，P<0.05)；各色波段反应时间分别为14(9.5，19)s、10(6.5，14)s、12(7，15)s、11、(7，20)s、11(7.5，21)s、13(10，20.5)s及31(18，47)s，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7.206，P<0.05)。在20 dps、40 dps、60 dps及80 dps角速度时，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及紫色DCVA分别为(0.40±0.33)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0.49±0.30)logMAR、(0.69±0.26)logMAR、(0.70±0.29)logMAR、(0.36±0.37)logMAR、(0.34±0.39)logMAR、(0.50±0.38)logMAR、(0.63±0.27)logMAR、(0.76±0.29)logMAR、(0.82±0.26)logMAR、(0.39±0.42)、(0.41±0.39)logMAR、(0.48±0.40)logMAR、(0.59±0.35)logMAR、(0.78±0.33)logMAR、(0.88±0.31)logMAR、(0.40±0.33)logMAR、(0.41±0.38)logMAR、(0.39±0.40)logMAR、(0.57±0.31)logMAR、(0.68±0.33)logMAR、(0.86±0.30)logMAR、(0.31±0.41)logMAR及(0.31±0.39)logMAR，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8.728，23.85，29.909，220.31；P<0.0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两组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2.401，P<0.05)。

静态精细色觉受高度近视影响较弱，而动态色觉能力呈现明显的波长依赖性，高度近视眼患者的动态色觉变化具有视锥细胞依赖的波段及时间特异性。动态色觉检测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估高度近视眼患者的生活性功能视觉特征。

探讨紫外线辐照地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ARC)患者临床特征及其房水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含量的作用及机制。

选取2024年7月至2025年7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赤峰松山医院、科左中旗医院及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就诊的ARC患者140例(140只眼)。其中，女性83例(83只眼)，男性57例(57只眼)；年龄51~89岁，平均年龄为(69.7±9.3)岁。按照2011—2014年年紫外辐照累积量平均值分为低紫外线组、中紫外线组及高紫外线组；按照年龄将患者划分为50~<65组、≤65~<75组、≤75~<85组及≥85组。所有ARC患者在入组前均接受白内障术前常规检查，包括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压(IOP)、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及眼底检查。问询并记录其高度近视眼、糖尿病、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病史情况。对年龄、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压(IOP)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等经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采用±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ANOVA检验，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进一步采用Bonferroni法两两比较。两分类变量的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多分量变量的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性别和眼别等计量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连续变量与有序等级变量的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连续变量与连续变量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GPX的影响因素。

低、中及高紫外线组中皮质混浊评分大于3分的患者占比依次为23.2%、29.2%及44.4%，后囊膜下混浊评分大于3分的患者占比依次为32.1%、58.3%及75.0%，皮质混浊程度分级和后囊膜下混浊程度分级分布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6.45，15.74；P<0.05)，但核性混浊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3.78，P>0.05)。低紫外线组、中紫外线组及高紫外线组患者的BCVA依次为(0.84±0.78)最小分辨角对数视力(logMAR)、(1.53±0.85)logMAR及(1.81±0.86)logMAR，其组间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7.46，P<0.05)；低紫外线组与中紫外线组，低紫外线组与高紫外线组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_校正<0.05)。低紫外线组、中紫外线组及高紫外线组患者房水GPX含量依次为为(332.19±187.74)U/ml、(292.98±177.55)U/ml及(183.76±144.06)U/ml，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16，P<0.05)。低紫外线组与高紫外线组，中紫外线组与高紫外线组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_校正<0.05)。低紫外线组、中紫外线组及高紫外线组间IOP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89，P>0.05)。50~<65组、≤65~<75组、≤75~<85组及≥85组评分≤3分的患者占比分别为74.4%、72.5%、54.5%及30.8%；50~<65组、≤65~<75组、≤75~<85组及≥85组评分3~5分的患者占比分别为20.9%、17.6%、33.3%及38.4%；50~<65组、≤65~<75组、≤75~<85组及≥85组评分≥5分的患者占比分别为4.7%、9.8%、12.1%及30.8%；不同年龄段ARC患者核性混浊程度分级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2.11，P<0.05)。GPX含量与紫外线分级、皮质混浊程度分级、核性混浊程度分级、后囊膜下混浊程度分级及BCVA呈负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r＝-0.33，-0.36，-0.18，-0.27，-0.27；P<0.05)，与年龄及IOP不相关且无统计学意义(r＝0.007，-0.005；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紫外线分级和皮质混浊程度分级是房水GPX含量的独立负向影响因素(β＝-50.45，-62.87，95%CI：-90.60~-10.31，-109.14~-16.60；t＝-2.49，-2.69；P<0.05)，而核性混浊程度分级和后囊膜下混浊程度分级不影响房水GPX含量(β＝16.56，-18.40，95%CI：-35.20~68.32，-59.03~20.02；t＝-0.63，-0.98；P>0.05)。

长期紫外线辐照会降低ARC患者房水的GPX含量，降低抗氧化应激能力；房水GPX含量与皮质混浊、后囊膜下混浊程度加重及视力下降相关；紫外线分级和皮质混浊程度是影响房水GPX含量的关键因素。

探讨轴率比(AL/CR)和屈光度之间的相关性并评估轴率比在儿童近视前期预测中的准确性。

选取"山东儿童眼病研究"项目数据中2012年9~12月山东省威海市和聊城市冠县幼儿园及小学的4~12岁儿童有完整屈光和眼球生物学参数数据4544例(9088只眼)的调查资料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2451例(4902只眼)，女性2093例(4186只眼)；年龄4~12岁，平均年龄(8.5±2.2)岁。所有受检者在非睫状肌麻痹下检查屈光度、眼轴长度(AL)及角膜曲率半径(CR)并在睫状肌麻痹下进行电脑验光检查屈光度。等效球镜(SE)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半径及AL/CR比值检测或计算的数据经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以±s表示。各年龄组间屈光度、AL及CR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SE屈光度与AL/CR比值、AL及CR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计算最佳临界值、敏感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及曲线下面积(AUC)。以睫状肌麻痹验光-0.50 D<SE≤＋0.75 D为近视前期的诊断标准、AL/CR比值作为诊断近视前期的指标绘制的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用以评估其诊断效能。

所有受检者4544例右眼(4544只眼)中诊断为近视前期者有1481例(1481只眼)，占32.6%；全部受检者的近视前期患病率在4~12岁年龄区间内，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各年龄受检者例数和近视前期例数(百分比)分别为4岁112例中有21例，占18.8%；5岁354例中有69例，占19.5%；6岁435例中有96例，占22.1%；7岁639例中有195例，占30.5%；8岁739例中有267例，占36.1%；9岁541例中有201例，占37.2%；10岁702例中有269例，占38.3%；11岁560例中有200例，占35.7%；12岁462例中有163例，占35.3%。4岁儿童SE为(1.33±1.18)D，向近视化方向发展到12岁的(-0.94±1.89)D；4岁儿童AL为(22.13±0.72)mm，逐渐增长到12岁的(23.93±1.09)mm；4岁儿童AL/CR比值为(2.83±0.09)，逐渐增加到12岁的(3.03±0.11)。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检者的SE、AL及AL/CR比值均呈现增长为向近视化方向改变，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45.66，197.75，257.97；P<0.05)；而CR却未发生明显变化，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977，P>0.05)。全部4544例4~12岁学龄前和小学儿童的SE屈光度与AL及AL/CR比值呈负相关，其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r＝-0.736，0.851；P<0.05)；而SE与CR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r＝-0.028，P>0.05)。各年龄段受检儿童的最佳临界值、敏感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及AUC(95%CI)，4岁分别为2.86、0.77、0.76、0.53及[0.815(0.716，0.913)，P<0.05]；5岁分别为2.85、0.80、0.64、0.45及[0.799(0.746，0.852)，P<0.05]；6岁分别为2.88、0.82、0.72、0.55及[0.823(0.777，0.869)，P<0.05]；7岁分别为2.93、0.66、0.84、0.50及[0.805(0.769，0.841)，P<0.05]；8岁分别为2.92、0.85、0.66、0.51及[0.840(0.812，0.867)，P<0.05]；9岁分别为2.98、0.70、0.90、0.60及[0.858(0.827，0.889)，P<0.05]；10岁分别为2.96、0.78、0.84、0.62及[0.878(0.853，0.903)，P<0.05]；11岁分别为3.00、0.73、0.88、0.61及[0.874(0.842，0.905)，P<0.05]；12岁分别为3.00、0.75、0.93、0.68及[0.892(0.861，0.923)，P<0.05]。随着年龄的增长，近视前期的诊断最佳临界值呈现逐渐增高趋势。

AL/CR与屈光度呈高度相关性，且在非睫状肌麻痹下近视前期预测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本研究中不同年龄儿童的AL/CR预测最佳临界值，可为近视发生高危儿童的早期筛查提供简便且可靠的评估方法，将有助于近视预防的早期干预。

近年来，随着近视眼患病率不断升高，环境光因素在屈光发育调控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有研究结果表明，短波长光不仅可通过调节视网膜多巴胺释放抑制眼轴过度延长，还可通过内在光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IPRGC)介导的非成像视觉通路影响昼夜节律、代谢及情绪等全身生理功能，提示其可能通过统一的"光-眼-脑轴"发挥跨系统调控作用。本文综述短波长光对全身健康及近视眼调控的研究进展，重点分析视蛋白-多巴胺信号机制及光环境参数的影响特征，以期为基于光照干预的近视眼防控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与研究方向。

近视眼是常见的屈光不正，主要发生在青少年时期，也是全球常见的眼病之一，给全球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来，随着高度近视眼的患病率增加，预计未来几年黄斑病变等相关并发症的发病率也会随之增高。减缓低度近视眼向高度近视眼进展的公共卫生策略是预防与病理性近视眼相关严重疾病和并发症发生的重要环节。目前，近视眼的发病机制研究和对应的干预方式众多，但尚未有根治的方法。基于此，预防近视眼发生和延缓近视眼进展成为主要措施。其中，每天户外活动2 h有利于近视眼防控已成共识，这可能涉及到光照的时长、照度、波长、频率、空间频率以及人眼调节等方面。在动物模型上，近视防控的机制研究涉及多种信号通路，临床上则更加关注有效性和安全性。本文中笔者就当前研究较多的红光、蓝光及紫光对近视眼的影响进行综述，为进一步近视防控与健康光照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眼部感染性疾病是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及时且有效地鉴定出病原微生物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病原微生物检查方法存在时间长、假阴性或者不具特异性的缺点。以脱氧核糖核酸(DNA)扩增技术和测序法为代表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手段，以其敏感性、特异性以及快捷性在眼部病原体检验中取得快速进展。本文中笔者就聚合酶链式反应及其衍生技术、基因芯片技术及宏基因组测序等眼部病原微生物分子检测技术的研究现状与进展进行综述，并探讨其在眼表感染和眼内感染疾病诊疗中的应用价值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