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探讨五次坐立试验(five-time chair stand test, CST)表现与中老年新发慢性肺部疾病(chronic lung disease, CLD)风险的关联及在社区人群早期风险识别中的临床意义。

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数据库，选择2011年基线调查及2013、2015、2018、2020年随访，年龄≥45岁、基线未报告CLD且关键变量完整参与者10 371例。根据CST分为异常组4 668例(男CST>7.5 s，女CST>9.5 s)，正常组5 703例(男CST≤7.5 s，女CST≤9.5 s)。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CLD累积发生风险，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随访期间10 371例参与者中1 601例新发CLD，其中异常组870例(18.64%)、正常组731例(12.82%)。异常组较正常组年龄，女性、农村居民、未婚及低教育水平者占比、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卒中及相关用药比例高(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分析显示，男性CST预测新发CLD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588(95%CI：0.567~0.610)，最佳截断值7.5 s，灵敏度68.35%，特异度44.96%；女性AUC为0.583(95%CI：0.561~0.604)，最佳截断值9.5 s，灵敏度41.33%，特异度71.50%。Kaplan-Meier曲线显示，CST异常组无事件生存率低于正常组(Log-rank P<0.001)。Cox回归显示，未调整模型中CST异常与新发CLD风险升高相关(HR＝1.509，95%CI：1.368~1.665，P<0.001)；调整人口学因素、生活方式、共病及用药情况，关联稳定存在(HR＝1.559，95%CI：1.402~1.733，P<0.001)。

基线CST异常是中老年新发CLD风险增加的预测因子。对群体层面风险分层及社区早期识别具有临床意义。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前期患者急性加重及全因再住院风险因素。

选取2021年10月至2023年10月我院收治的慢性气道疾病患者127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符合慢性呼吸道症状且支气管舒张后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 FEV₁)/(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0.7为观察组49例，支气管舒张后FEV₁/FVC<0.7为对照组78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胸部影像学指标、实验室检查结果及治疗效果，随访记录急性加重事件及全因再住院风险。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肺功能分类与出院12个月急性加重及全因再住院相关性。

观察组较对照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COPD assessment test, CAT)评分[(17.28±5.67)比(19.75±6.03)，P＝0.021]、动脉血氧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aO₂)[(84.16±14.88) mmHg比(77.85±16.24) mmHg，P＝0.025]、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PaCO₂)[(41.08±9.45) mmHg比(44.92±11.53) mmHg，P＝0.044]。观察组使用糖皮质激素[30例(61.22%)比62例(79.49%)，P＝0.022]；吸入支气管扩张剂[28例(57.14%)比59例(75.64%)，P＝0.025]；甲基黄嘌呤类[26例(53.06%)比59例(75.64%)，P＝0.007]；抗生素[36例(73.47%)比70例(89.74%)，P＝0.012]。两组胸部影像学及实验室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期间，观察组急性加重6例(12.24%，95%CI：8.55~18.65)，对照组15例(19.25%，95%CI：14.70~23.48)(P<0.05)；观察组全因再住院5例(10.20%)，95%CI：9.80~13.89，对照组12例(15.38%)，95%CI：14.12~16.75(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FEV₁/FVC<0.7是出院12个月发生急性加重(HR＝1.925，95%CI：1.138~3.102，P<0.001)和全因再住院(HR＝2.488，95%CI：1.685~3.615，P<0.001)的危险因素。

COPD前期患者存在急性加重及再住院风险；COPD确诊患者气流受限明确，中期急性加重及再住院风险高于COPD前期患者。临床应重视COPD前期规范随访、危险因素控制和肺功能动态监测，以降低再住院风险具有意义。

筛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和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生物标志物，探讨潜在共同治疗靶点。

基于GEO数据集与R语言确定COPD和心肌梗死共同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对DEGs进行基因本体/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Gene ontology/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 GO/KEGG)通路富集分析。利用STRING数据库构建蛋白质互作网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结合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eighted correlation network analysis, WGCNA)筛选关键基因。使用外部数据集验证关键基因表达。应用CIBERSORT算法对心肌梗死数据集进行免疫浸润分析，判断关键基因与免疫细胞浸润水平的相关性。构建转录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 TF)-miRNA共调控网络。预测对COPD并发心肌梗死具有潜在治疗作用的候选药物分子。

基于GEO数据库，对COPD及心肌梗死数据集进行差异表达分析，获得49个DEGs。GO分析显示，上调基因主要富集于细胞因子正向调控、模式识别受体活性功能。下调基因富集于白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功能。KEGG分析表明，上调基因富集于NF-κB信号通路，下调基因未见显著富集通路。通过PPI网络及WGCNA分析，筛选出6个DEGs，经外部数据集验证，筛选出3个DEGs(TLR8、IL1B及S100A12)。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得出RTLR8和IL1B与香烟烟雾暴露及COPD合并心梗患者复发相关。CIBERSORT分析显示心肌梗死样本与13种免疫细胞浸润存在显著差异。单基因集富集分析(single sample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ssGSEA)表明关键基因与静息记忆CD4^＋ T细胞呈负相关，与单核细胞、活化肥大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呈正相关。TF-miRNA网络提示两种疾病的共同致病通路可能为E2F1-miR-9-TLR8。3个关键DEGs药物分子预测提示米格列醇、四(2-吡啶甲基)乙二胺、环己酰亚胺等可能对两种疾病具有共同治疗潜力。

TLR8，IL1B及S100A12是COPD并发心肌梗死潜在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香烟烟雾通过影响TLR8/IL1B通路增加心肌梗死复发风险。中性粒细胞介导免疫反应是病理特征。米格列醇、四(2-吡啶甲基)乙二胺、环己酰亚胺可能对COPD并发心肌梗死具有治疗意义。

探讨嗜酸性粒细胞与中性粒细胞比值(eosinophil-to-neutrophil ratio, ENR)预测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ECOPD)患者无创正压机械通气(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NIPPV)疗效的临床意义。

选取2022年1月至2025年1月我院收治的146例接受NIPPV治疗老年AECOPD患者为对象，将NIPPV治疗失败26例为观察组，治疗成功120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NIPPV启动前(T₀)、启动后第2小时(T₂)、第6小时(T₆)、第12小时(T₁₂)ENR变化及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Ⅱ)、Charlson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ROX指数等。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ENR与动脉血气指标的关系，ROC曲线判断ENR预测NIPPV治疗效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IPPV失败的影响因素，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 RCS)分析ENR与NIPPV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

T₀时观察组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0.10%(0.00%，0.62%)比0.40%(0.00%，1.50%)]和ENR[0.12×10^－2(0.00×10^－2，0.79×10^－2) 比0.52×10^－2(0.00×10^－2，2.33×10^－2)]低于对照组(P<0.01)；T₂时观察组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0.17%(0.00%，0.68%)比0.50%(0.10%，1.50%)]和ENR[0.23×10^－2(0.00×10^－2，0.92×10^－2)比0.58×10^－2(0.11×10^－2，2.33×10^－2)]低于对照组(P<0.01)；T₆及T₁₂时两组E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₀时ENR与PaO₂呈显著正相关(r＝0.651，P<0.001)，与pH、PaCO₂、HCO₃^－无显著相关性。T₀ ENR预测NIPPV失败的AUC为0.781(95%CI：0.705~0.845)，最佳截断值<0.350×10^－2，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84.62%和88.33%；T2 ENR的AUC为0.731(95%CI：0.651~0.801)，截断值<0.391×1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APACHEⅡ≥15分(OR＝1.148，P＝0.003)、CCI≥4(OR＝1.236，P＝0.013)是NIPPV失败的危险因素，T₀ ENR(OR＝0.591，P＝0.004)和ROX指数(OR＝0.783，P＝0.002)是保护因素。RCS分析显示ENR与NIPPV风险呈非线性关系(P非线性＝0.0586)。APACHEⅡ＋CCI＋ROX指数＋T₀ ENR联合预测NIPPV失败的AUC为0.907(95%CI：0.845~0.947，P<0.001)，灵敏性84.62%，特异性88.33%。住院期间NIPPV失败26例(17.81%)，观察组院内死亡10例(38.46%)，对照组无死亡。

ENR可预测AECOPD患者NIPPV风险，NIPPV启动前T₀ ENR<0.350应谨慎管理。

探讨心肺交互机制的整合性阶梯式呼吸康复训练对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 AD)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患者术后心肺功能及预后的影响。

选取2022年1月至2025年6月我院收治的Stanford B型AD合并COPD并行主动脉夹层腔内隔绝术57例患者为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28例和对照组29例。对照组接受氧疗、基础呼吸操训练及药物雾化吸入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基于心肺交互的阶梯式呼吸康复训练。比较两组心功能指标、肺功能指标、运动耐力、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水平及预后。

观察组治疗后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62.32±5.14)%比(58.20±4.83)%，t＝3.21，P＝0.002]、E/A[(1.24±0.18)比(0.96±0.21)，t＝5.02，P＝0.001]、右心室收缩末期面积变化率(right ventricular fractional area change, RVFAC)[(42.51±6.30)%比(36.84±5.73)%，t＝3.94，P＝0.001]、左心房容积指数(left atrial volume index, LAVI)[(28.32±5.45)ml/m²比(34.22±6.13)ml/m²，t＝4.08，P＝0.001]、收缩期肺动脉压(systolic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sPAP)[(36.71±6.14)mmHg比(42.30±5.81)mmHg，t＝3.57，P＝0.001]优于对照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₁)%[(72.52±7.15)%比(65.41±6.90)%，t＝4.15，P＝0.001]、FEV₁/FVC[(62.43±6.31)%比(58.94±5.82)%，t＝2.38，P＝0.021]、呼气峰流速(peak expiratory flow, PEF)[(4.25±0.83)L/s比(3.50±0.72)L/s，t＝3.76，P＝0.001]高于对照组；改良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困难量表(modifie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mMRC)评分[(1.34±0.53)分比(1.81±0.60)分(t＝3.52，P＝0.001)]低于对照组；6 min步行试验(six-minute walk test, 6MWT)变化值[(105.0±38.4)m比(50.1±29.8)m(t＝5.92，P<0.001)]、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erminal pro-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变化值[(－769.8±245.4)pg/ml比(－365.0±198.9)pg/ml(t＝6.28，P<0.001)]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有效25例(89.29%)，不良事件3例(10.71%)；对照组治疗有效21例(68.97%)，不良事件8例(27.58%)(P<0.05)。

基于心肺交互机制的整合性阶梯式呼吸康复训练可改善AD合并COPD患者术后心肺功能、运动耐力及预后，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具有临床意义。

探讨肺超声联合膈肌超声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患者拔管失败的预测价值。

纳入2022年1月至2025年10月我院收治的126例ARDS患者，将拔管成功99例分为对照组，拔管失败27例分为观察组。患者自主呼吸试验结束后4 h行床旁超声检查，采用12分区法计算肺部超声(lung ultrasonography, LUS)评分，测量膈肌移位及膈肌增厚分数。比较两组临床资料及超声指标，采用LASSO回归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拔管失败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判断指标预测价值。

观察组与对照组中位LUS评分(15.00分比9.00分，P<0.001)；观察组静息呼吸膈肌移位(quiet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excursion, Q-DE)(P＝0.027)、深呼吸膈肌移位(deep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excursion, D-DE)(P＝0.006)、静息呼吸膈肌增厚分数(quiet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thickening fraction, Q-DTF)(P<0.001)、深呼吸膈肌增厚分数(deep breathing diaphragmatic thickening fraction, D-DTF)(P<0.001)低经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OR＝1.713)、氧合指数(OR＝0.991)、机械通气时长(OR＝1.078)、LUS评分(OR＝1.686)、D-DTF(OR＝0.872)是ARDS患者拔管失败的危险因素(P<0.05)。LUS评分联合D-DTF预测ARDS拔管结局的AUC达0.923(95%CI：0.861~0.963)，优于LUS评分[0.817(95%CI：0.732~0.876)，P＝0.003]或D-DTF[0.812(95%CI：0.732~0.876)，P＝0.009]单一指标预测。SOFA评分、氧合指数、机械通气时长、LUS评分、D-DTF共5个因素联合预测ROC曲线分析显示，临床＋床旁超声联合预测ARDS拔管失败AUC达0.969(95%CI：0.921~0.991)，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达88.89%和93.94%。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拟合良好(χ²＝2.448，P＝0.964)。临床决策曲线分析显示，高风险阈值为0.03~0.95时，联合预测拔管失败净临床收益高。

床旁多脏器超声监测可作为ARDS患者气管插管拔管重要评判手段。通过肺超声联合膈肌超声的床旁评估，结合ARDS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进行判断，可有效指导拔管时机的选择，有助于提高拔管成功率，对保障ARDS患者顺利、安全完成拔管具有临床意义。

探讨肺部CT影像形态学特征联合凝血功能指标预测胸部创伤患者预后的临床意义。

选取2020年6月至2025年6月我院收治的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104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预后分为观察组41例和对照组63例。收集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测指标及胸部CT影像学，采用视觉半定量法判断肺部受累范围(≥50%或<50%)与损伤模式(磨玻璃影或实变)。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预后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指标单独及联合预测性能。

对照组与观察组比较中性粒细胞计数[7.05(6.59，7.55)×10⁹/L比5.02(4.56，5.46)×10⁹/L]、淋巴细胞计数[1.01(0.87，1.85)×10⁹/L比0.80(0.77，0.81)×10⁹/L]、NLR[10.40(10.39，10.98)比7.99(7.68，8.22)]、CRP[80.94(76.87，85.95)mg/L比49.43(44.88，52.46)mg/L]、铁蛋白[902.25(791.01，996.27)mcg/dl比661.18(620.57，700.66)mcg/dl]及D-二聚体[2.17(2.09，2.22)mg/L比1.05(1.04，1.08)mg/L]水平升高，肺部受累范围≥50%比例(41.5%比20.6%)及实变型肺损伤比例(48.8%比23.8%)增高(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NLR(OR＝9.304，95%CI：1.328~65.186，P＝0.025)、D-二聚体(OR＝1.250，95%CI：1.099~1.422，P＝0.001)、肺部受累范围≥50%(OR＝3.048，95%CI：1.311~7.083，P＝0.010)及实变型肺损伤(OR＝2.724，95%CI：1.140~6.508，P＝0.024)是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D-二聚体、NLR、肺部受累范围及肺损伤模式联合预测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863(95%CI：0.785~0.940)，灵敏度85.4%，特异度79.4%。胸部创伤患者104例中生存95例(91.35%)、死亡9例(8.65%)，死因为脓毒症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4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3例、静脉血栓栓塞症致肺栓塞2例。

肺部CT影像形态学特征与凝血功能指标联合可有效预测胸部创伤预后，有助于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和改善预后具有意义。

探讨动态监测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 cfDNA)、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 NLR)及程序性死亡配体-1信使核糖核酸(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mRNA, PD-L1 mRNA)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及预后的预测意义。

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6月我院收治的42例晚期NSCLC患者，根据免疫治疗疗效分为观察组22例和对照组20例。治疗前后检测cfDNA浓度、NLR及PD-L1 mRNA表达水平，计算指标变化率。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分析单一指标及联合模型对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的预测，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指标动态变化与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的关联。

观察组治疗后cfDNA、NLR、PD-L1 mRNA低于对照组，变化率绝对值大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较对照组cfDNA变化率[(－24.46±8.11)%比(－16.40±8.93)%，t＝3.064，P＝0.004]; NLR变化率[(－24.51±6.86)%比(－15.75±10.65)%，t＝3.196，P＝0.003]; PD-L1 mRNA变化率[(－20.29±5.89)%比(－15.83±5.10)%，t＝2.607，P＝0.013]。ROC曲线分析显示，cfDNA变化率、NLR变化率、PD-L1 mRNA变化率预测ORR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分别为0.761(95%CI：0.605~0.879)、0.748(95%CI：0.590~0.869)、0.732(95%CI：0.573~0.857)，三者联合预测AUC为0.895(95%CI：0.762~0.968)，灵敏度为90.91%，特异度为80.00%，优于单一指标。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cfDNA变化率≤20%(HR＝6.541，95%CI：1.336~31.333，P＝0.019)、NLR变化率≤22%(HR＝7.910，95%CI：1.538~40.684，P＝0.013)及PD-L1 mRNA变化率≤20%(HR＝6.501，95%CI：1.038~40.705，P＝0.045)是NSCLC患者免疫治疗PFS缩短的危险因素。

动态监测cfDNA、NLR及PD-L1 mRNA可有效预测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及预后，三者联合预测可为临床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参考。

探讨基于CT平扫影像组学和形态学特征的列线图在术前区分肺腺癌和良性结节的应用价值。

回顾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24年12月我院收治的248例肺结节患者，按7︰3随机分为训练集173例和验证集75例。基于肺CT平扫图像提取影像组学特征，计算肺结节的组学评分(radiomics score, Rads)；评估肺结节的形态学特征。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及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判读模型的效能。

248例中肺腺癌142例，良性结节106例，筛选出11个关键影像组学特征及2个形态学特征(浅分叶、血管聚集)。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浅分叶(比值比[odds ratio, OR]＝3.342，P＝0.002)、血管聚集(OR＝2.229，P＝0.040)和Rads(OR＝3.347，P<0.001)是术前区分肺腺癌与良性结节的预测因素。基于上述变量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训练集中AUC为0.831(95%CI: 0.767~0.884)，敏感度为67.0%，特异度为84.3%；验证集中AUC为0.825(95%CI: 0.721~0.903)，敏感度为74.4%，特异度为86.1%。校准曲线显示模型校准能力良好，训练集Hosmer-Lemeshow检验P＝0.9434，验证集P＝0.6345，决策曲线提示模型具有良好的临床净获益。

基于CT影像组学评分、浅分叶和血管聚集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术前区分肺腺癌与良性结节中具有稳定且良好的诊断性能，可为肺结节患者的个体化术前决策提供无创辅助工具。

分析肺良性结节以及肺癌患者T细胞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 PD-1)以及CD28分子表达特征及差异。

纳入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就诊于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55例肺良性结节患者为对照组，586例肺癌患者为观察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T细胞表面PD-1/CD28表达，电化学发光检测血清肿瘤标志物。

良性组CD3^＋PD-1^＋ T细胞比率[19.16%(14.66%，26.09%)]比较肺癌组[21.01%(16.00%，26.7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良性组CD3^＋CD4^＋PD-1^＋ T细胞比率及计数[22.76%(16.87%，28.38%)，125(93，161)个/μl]低于肺癌组[24.8%(19.17%，32.02%)，114(77，160)个/μl](P<0.05)；良性组CD3^＋CD28^＋，CD3^＋CD4^＋CD28^＋及CD3^＋CD8^＋CD28^＋ T细胞绝对计数[475(345，612)个/μl, 378(270，490)个/μl, 84(60，132)个/μl]低于肺癌组[390(277，539)个/μl, 303(212，425)个/μl, 72(44，109)个/μl]下降(P<0.05)。肺癌组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癌胚抗原(CEA) [3.24(1.88，7.83)ng/ml]、铁蛋白(FER) [238.5(129.3，416.8)μg/ml]、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16.3(13.15，21.65)ng/ml]、糖类抗原125(CA125) [17.4(11.7，33.95)U/ml]、细胞角蛋白19的可溶性片段抗原21-1(CYFRA21-1) [2.71(1.86，4.44)ng/ml]、糖类抗原50(CA50) [9.05(6.25，12.72)U/ml]高于良性组2.06(1.3，3.05)ng/ml、139(88，214)μg/ml、13.6(11，16.6)ng/ml、9.61(7.53，14.6)U/ml、2.03(1.6，2.87)ng/ml、6.39(5.24，8.49)U/ml(P<0.05)。

肺癌患者比较肺良性结节患者PD-1^＋ T细胞比率升高，CD28^＋ T细胞数量减少，表明肺癌患者体内的T细胞免疫抑制状态，PD-1及CD28阳性T细胞的持续改变可能与肺癌发展密切相关。

分析环泊酚与丙泊酚对电视胸腔镜(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VATS)肺癌肺叶切除术麻醉诱导和维持期血流动力学及术后恢复的影响。

选择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我院收治的接受VATS肺段切除或肺叶切除手术患者173例，根据麻醉方法不同分为丙泊酚组95例和环泊酚组78例。丙泊酚组脑电双频指数(bispectral index, BIS)监测下靶控输注丙泊酚1.5~2.5 mg/kg麻醉诱导和4~12 mg/(kg·h)麻醉维持；环泊酚组靶控输注环泊酚0.4~0.5 mg/kg麻醉诱导和0.4~2.4 mg/(kg·h)麻醉维持。分析术中生命体征、术后恢复和安全性评价。

两组麻醉诱导成功率为100%。诱导阶段T₃~T₄两组BIS降至最低；维持阶段环泊酚组BIS在T₇~T₁₀低于丙泊酚组(P<0.05)。两组BIS 40~60占比(44.21%比24.36%，P＝0.007)及时间占比[79.67±24.81)%比(72.62±23.59)%，P＝0.05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环泊酚组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下降幅度较丙泊酚组平缓(P＝0.028、0.044、<0.001)。环泊酚组QoR-15评分高于丙泊酚组[137.00(134.00，140.00)分比135.00(132.75，137.00)分，Z＝－2.359，P＝0.040]。两组术后RASS评分[4.00(3.00，4.00)分比4.00(3.00，4.00)分，P＝0.981]、T_ROC[(5.60±1.87 )min比(6.07±2.01) min，t＝1.579，P＝0.116)]、拔管时间[(4.15±2.05)d比(4.67±2.16)d，t＝1.620，P＝0.107]、NRS评分[2.41(1.81，2.24)分比2.93(1.87，2.70)分，P＝0.601]及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14.00%比18.00%，P＝0.58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环泊酚组注射部位疼痛2~3级发生率低于丙泊酚组(11.54%比33.68%，χ²＝11.621，P＝0.001)，维持期间药物相关性低血压发生率低于丙泊酚组(7.69%比24.21%，χ²＝8.376，P＝0.004)；两组心动过缓(10.26%比13.68%)、心动过速(6.41%比13.68%)、血压升高(7.69%比11.58%)、插管反应(2.56%比6.32%)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环泊酚可用于VATS麻醉诱导和维持，麻醉效果及安全性不劣于丙泊酚，血流动力学稳定，注射部位疼痛2~3级、低血压等不良事件发生率低。

探讨Revolution CT能谱成像技术联合血清肿瘤蛋白p53(tumor protein 53, p53)、G抗原7(GAGE7)抗体诊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价值。

选取2021年6月至2022年4月医院收治72例的疑似NSCLC患者，按照组织病理学结果将其分NSCLC患者20例为观察组，肺部良性疾病患者52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临床资料，分析影响NSCLC发生的多因素Logistic及ROC曲线分析诊断NSCLC的价值。

观察组血流量(116.20±3.62)ml/100 g、毛细血管通透性(13.52±2.14) ml/100 g·min、能谱CT参数k1(4.26±0.41)、GAGE7(3.10±0.23)、p53(1.42±0.10)U/L水平均高于对照组(89.59±3.41)ml/100 g、(22.84±3.23) ml/100 g·min、2.41±0.41)、(1.71±0.12)、(0.78±0.09)U/L。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发现血流量[OR＝7.374(95%CI：1.202，13.546)]、毛细血管通透性[OR＝6.966(95%CI：1.371，12.621)]、能谱CT参数k1水平[OR＝7.996(95%CI：1.410，14.582)]、GAGE7水平[OR＝9.152(95%CI：1.414，16.890)]、p53水平[OR＝8.474(95%CI：1.632，15.316)]可作为评估NSCLC发生的主要因素(P<0.05)。经ROC曲线分析，血流量、毛细血管通透性、能谱CT参数k1、GAGE7、p53诊断NSCLC发生的灵敏度分别为75.00%、75.00%、80.00%、80.00%、90.00%；特异度分别为75.00%、76.92%、76.92%、78.85%、88.46%。p53和GAGE7联合检测对诊断NSCLC具有价值(AUC＝0.934)。

Revolution CT能谱成像技术联合血清p53、GAGE7抗体表达NSCLC可精准诊断肿部良性肿瘤具有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