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基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挖掘来特莫韦相关不良事件(ADE)信号并评估发生特征，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检索2017年第4季度至2025年第2季度FAERS数据，采用报告比值比、比例报告比值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进行不成比例分析。计算时间到事件(TTO)，结合威布尔拟合和经验累积分布函数分析ADE发生时间模式，并按指定医疗事件(DME)分层。

共检出来特莫韦相关报告1 007份，获得65个阳性首选术语信号，涉及15个系统器官分类。纳入有效TTO记录778例，总体中位TTO为43(8，124)d，威布尔拟合形状参数β＝0.58(<1)，≤30 d和≤90 d累积发生率分别为44.1%和66.8%。关键DME中，肝衰竭中位TTO为5(5，5)d(β＝0.88)，表现为早期集中发生(≤30 d占96.4%)；粒细胞缺乏症[中位TTO为74(40，95)d，β＝1.44]与急性肾损伤[中位TTO为88(14，579)d，β＝0.68]均呈现明显延迟发生与拖尾现象。

来特莫韦相关ADE整体呈早发倾向，但不同器官时间异质性显著。肝衰竭多见于用药初期，而粒细胞缺乏症与急性肾损伤可延迟发生。临床在用药1~2个月内应加强肝功能与血液学监测，并适当延长肾功能随访周期。

分析总结肾移植受者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发病率和临床特征。

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1988年5月至2025年1月期间接受肾移植手术的9 000例受者临床资料。随访至2025年12月，根据术后是否发生恶性肿瘤分为恶性肿瘤组(n＝485)与无恶性肿瘤组(n＝8 515)。分析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发病率、肿瘤类型和发生时间，以及1988~2000年、2001~2015年、2016~2025年确诊的新发恶性肿瘤例次及其类型构成比。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恶性肿瘤组受者移植时年龄高于无恶性肿瘤组[(43.6±10.9)和(38.1±11.3)岁]，女性比例更高(42.1%和34.2%)，遗体捐献肾移植比例更高(87.2%和68.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χ²＝10.426、12.378和75.746，P均<0.05)。随访期内，肾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总体发病率为5.39%(485/9 000)，其中男性发病率为4.78%(281/5 880)，女性发病率为6.54%(204/3 120)，儿童发病率为1.21%(3/247)。485例肾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受者共诊断505例次恶性肿瘤，其中最常见为消化系统肿瘤(121例次、24.0%)，其次为泌尿系统肿瘤(87例次、17.2%)、甲状腺癌(70例次、13.9%)、肺癌(61例次、12.1%)、移植后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PTLD)(49例次、9.7%)等。485例肾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受者平均发病年龄为(52.7±12.0)岁，诊断的中位时间为移植后91(2~416)个月。卡波西肉瘤发生最早，中位时间为移植后38(12~205)个月。PTLD发生呈双峰分布，中位发生时间为移植后105(2~301)个月，早期病例(移植后1年内)占18.4%。儿童肾移植术后出现的3例肿瘤均为PTLD，且均在移植后1年内发生(4~11个月)。实体器官肿瘤(肺癌、消化系统肿瘤、泌尿系统肿瘤)发生较晚(中位时间均>80个月)。1988~2000年、2001~2015年、2016~2025年确诊的肾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总例次分别为96、278和131例次。

肾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发病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其中消化系统肿瘤占据首位。鉴于不同类型肿瘤的发病时间存在规律性差异，针对高危人群应根据风险窗口制订分阶段的随访筛查策略。

探讨减量糖皮质激素联合优化支持治疗对肾移植术后IgA肾病(IgAN)患者肾功能和蛋白尿的影响。

回顾性分析2021年9月至2024年12月江西省人民医院36例经活检确诊为移植后IgAN患者资料，按是否采取减量糖皮质激素治疗方案，将其分为减量激素组(n＝17)和对照组(n＝19)。对照组仅采用优化支持治疗；减量激素组在优化支持治疗基础上使用减量泼尼松(0.5 mg·kg^－1·d^－1)，持续8周，之后每月递减5 mg，6个月后至10 mg/d长期维持。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肌酐(Scr)、24 h尿蛋白和移植肾存活率。呈正态分布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分别采用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比较，比值比(OR)用于评估相对风险；使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IgAN患者发生IgAN时年龄、性别、供肾类型、供者年龄、HLA错配数、ATG诱导治疗比例、肾移植后IgAN确诊时间、牛津分级评分及确诊时Scr、24 h蛋白尿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随访至2025年6月，减量激素组Scr低于对照组[(117.8±30.2)和(156.7±19.2)μ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248，P<0.05)；24 h尿蛋白亦显著下降[0.5(0.2~1.6)和1.5(0.3~2.7)g/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83.0，P<0.05)；且24 h蛋白尿<0.3 g/d的比例较高(8/17和4/19)，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731，P>0.05)，OR＝3.33(95%CI：0.78~14.31)。对照组治疗前后Scr和24 h尿蛋白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Z＝－0.152/197.0，P均>0.05)。减量激素组治疗后Scr和24 h尿蛋白水平均低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Z＝2.125/32.0，P均<0.05)。减量激素组3例出现高血糖、2例轻度肺部感染，均经治疗后恢复；对照组未发生不良反应。减量激素组和对照组3年移植物累计存活率分别为92.9%和81.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522，P>0.05)。

减量糖皮质激素联合优化支持治疗可显著改善肾移植术后IgAN患者肾功能和蛋白尿，且不良反应可控。

分析肾移植术后早期血清胱抑素C(Cys-C)和β2微球蛋白(β2-MG)的水平变化，评估其对移植肾功能恢复的诊断价值。

回顾性分析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2018年6月至2020年12月首次行同种异体肾移植的70例受者资料(移植组)，以同期30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移植组分别于术前和术后1、7、14和30 d采集血液标本，对照组于体检当日空腹采集血液标本，检测血清肌酐(SCr)、血尿素氮(BUN)、Cys-C、β2-MG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计量资料组内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线性相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联合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Cys-C和β2-MG对移植肾功能的联合诊断价值。P<0.01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移植组术前和术后各阶段SCr、BUN、Cys-C、β2-MG、eGFR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移植组术后30 d内SCr、BUN、Cys-C和β2-MG持续下降，eGFR持续升高，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BUN、Cys-C、β2-MG与eGFR均呈线性相关(r＝－0.719、－0.780、－0.711)。ROC曲线分析显示，SCr、BUN、Cys-C及β2-MG评估移植肾功能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55(95%CI：0.936~0.975)、0.940(95%CI：0.917~0.963)、0.992(95%CI：0.984~0.999)及0.918(95%CI：0.891~0.945)，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Cys-C截断值为1.305 mg/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996和0.966；β2-MG截断值为3.055 mg/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26和0.922。Cys-C与β2-MG联合诊断移植肾功能的AUC为0.991(95%CI：0.983~0.999，P<0.01)。

Cys-C是评估早期移植肾功能恢复的较优指标，血清β2-MG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二者联合检测相比单独检测Cys-C并无显著优势。

分析心脏移植受者微生物标本送检、分离菌分布及其耐药情况，为临床对心脏移植受者感染的预防与抗菌治疗提供依据。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2019年1月至2024年12月收治的508例心脏移植受者送检的各类微生物标本(1 322株初始分离菌株)，剔除同一受者相同部位的重复菌株后，共纳入非重复菌株517株进行分析。采用WHONET 5.6软件，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M100第34版(2024年)标准，分析分离菌的体外药敏试验数据。

517株分离菌株中细菌483株、真菌34株，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73.3%，379/517)，分离菌株前5位依次是肺炎克雷伯菌(32.1%，166/517)、大肠埃希菌(9.9%，51/517)、铜绿假单胞菌(8.1%，42/517)、屎肠球菌(6.4%，33/517)和阴沟肠杆菌(5.2%，27/517)。分离菌在各类标本中的分布以呼吸道标本为主(60.8%)，其后依次是尿液(17.3%)、血液(7.1% )和分泌物标本(5.5%)。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碳青霉烯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分别为10.8%、7.1%和6.7%，未检出耐万古霉素肠球菌。

心脏移植受者送检标本以呼吸道标本为主，分离菌中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整体耐药率低于全国水平，但CRKP检出率呈上升趋势，需引起高度重视。

探索胆道系统恶性肿瘤(BTC)肝移植疗效。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行肝移植治疗并规律随访的28例BTC受者临床资料与生存情况，其中肝门部胆管癌(pHCC)6例、肝内胆管细胞癌(ICC)8例、混合型肝癌(cHCC-CCA)13例、胆囊癌(GC)1例。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随访截至2025年6月30日，28例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9(5~80)个月，其中肿瘤复发19例，死亡18例(17例复发受者因肿瘤终末期疾病死亡、1例未复发受者因心梗死亡)。28例受者肝移植后1年总生存率、1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71.4%、50.0%。1例GC肝移植受者术后未复发，截至随访终点已生存53个月。pHCC、ICC及cHCC-CCA肝移植受者术后1年总生存率分别为50.0%、87.5%和69.2%，1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33.3%、37.5%和61.5%，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5.5(8~20)、29(8~80)和44(5~80)个月，三种原发病受者术后总生存(O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822，P<0.05)，术后无复发生存(R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3.287，P>0.05)。T1与非T1分期cHCC-CCA肝移植受者术后OS和RF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8.170和5.232，P均<0.05)。

由于肿瘤高复发率和术后生存期较短，肝移植治疗BTC的疗效总体而言并不理想。探索恰当的受者选择标准和有针对性的降期转化策略，有望优化长期预后。

探讨术中去甲肾上腺素用量＋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联合血清钠(MELD-Na评分)＋术中总入量标准(以下简称"NMF标准")在肝移植术后急性肾损伤(AKI)患者肾脏替代治疗(RRT)时机选择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3年6月宁波大学附属李惠利医院ICU收治的肝移植术后并发AKI患者临床资料，根据前期研究结果制订NMF标准，将173例患者分为4组：(1)A组(n＝41)，符合NMF标准，且在收治ICU<6 h内行RRT；(2)B组(n＝55)，符合NMF标准，但未行RRT或收治ICU≥6 h后行RRT；(3)C组(n＝18)，不符合NMF标准，但在收治ICU<6 h内行RRT；(4)D组(n＝59)，不符合NMF标准，且未行RRT或收治ICU≥6 h后行RRT。分析比较患者一般资料：年龄、性别、体质指数、病因、序贯器官衰竭评估评分、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评分、移植手术时间、手术方式、是否伴肝昏迷；临床指标：移植术前、术后以及术后第3、7天血清肌酐、MELD-Na评分、血氨；预后指标：累计机械通气时间、累计ICU停留时间、总住院时间，患者28、90 d和1年死亡率，是否并发导管相关血流感染(CRBSI)、慢性肾脏病(CKD)和肝功能异常，是否需长期RRT。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A组和B组患者术后第3、7天血清肌酐和血氨以及术后第7天MELD-Na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t＝2.24、5.30、7.37、7.55和2.73，P均<0.05)。C组和D组患者术后第3天血清肌酐、血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2.21和5.20，P均<0.05)。A组和B组患者总住院时间以及气管切开、并发CKD和长期RRT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χ²＝3.23、4.59和3.93，P均<0.05)。C组和D组患者并发CRBSI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按照NMF标准行RRT的肝移植术后AKI患者，其术后血清肌酐、MELD-Na评分和血氨改善更优，总住院时间缩短，并发CKD以及需长期RRT的比例更低；而不符合NMF标准但行RRT的患者，其CRBSI发生率增加。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供者趋化因子受体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受者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的相关性。

纳入2023年2月至2024年12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血液科行allo-HSCT的50例受者，检测供者CC趋化因子受体(CCR)5、CCR6和CXC趋化因子受体(CXCR)3基因多态性。SNP位点包括CCR5-rs2227010、rs2734648、rs1799987、rs1799988、rs1800023、rs1800024，CCR6-rs1556413、rs3093024、rs1854853、rs3093023，CXCR3-rs2280964、rs34334103，分析各位点不同基因型与aGVHD发生的相关性。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比较。采用卡方检验验证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

除CXCR3基因rs2280964、rs34334103位点外，其余位点检测结果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均>0.05)。50例受者中，23例移植后(46%)发生aGVHD，其中Ⅰ~Ⅱ度17例、Ⅲ~Ⅳ度6例。供者CCR5基因rs1800024位点CC基因型受者aGVHD发生比例(8/25)低于CT＋TT基因型受者(15/25)(χ²＝3.94，P<0.05)。22例患者皮肤受累、5例患者肝脏受累、9例患者胃肠道受累，供者CCR5基因rs1800024位点CT基因型受者皮肤受累比例(14/23)高于CC＋TT基因型受者(8/27)，肝脏受累比例(0)低于CT＋TT基因型受者(5/25)；供者CXCR3基因rs34334103位点CC基因型肝脏受累比例(3/46)低于CT＋TT基因型受者(2/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供者CCR6基因rs1854853位点AG基因型受者发生Ⅲ~Ⅳ度aGVHD的比例(6/12)高于AA＋GG基因型受者(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供者CXCR3基因rs2280964位点CC基因型受者治疗有效的比例(14/14)高于CT＋TT基因型受者(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供者CCR5-rs1800024、CXCR3-rs34334103、CCR6-rs1854853及CXCR3-rs2280964这4个位点基因多态性与受者aGVHD发生有一定关系。

动态观察全血嵌合率在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中的应用价值。

选取2012年1月至2024年1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接受haplo-HSCT治疗的43例患者，完全嵌合组33例(高危组14例、低危组19例)，混合嵌合组10例(高危组4例、低危组6例)，比较各组间总生存(OS)率、无事件生存(EFS)率、累积复发率(CIR)、非复发死亡(NRM)率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OS率和EFS率，生存率标准误计算采用Greenwood法，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竞争风险模型计算CIR与NRM率，组间比较采用Fine-Gray检验。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OS的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随访至2024年12月，haplo-HSCT治疗后中位随访时间为34(6~78)个月，完全嵌合组OS率和EFS率[69.7%(95%CI：52.2%~82.8%)和57.6%(95%CI：40.9%~72.6%)]均高于混合嵌合组[40.0%(95%CI：16.8%~61.7%)和30.0%(95%CI：10.8%~5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4.258和4.058，P均<0.05)；两组CIR和NRM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高危完全嵌合组OS率和EFS率[64.3%(95%CI：38.8%~83.7%)和50.0%(95%CI：26.8%~73.2%)]均高于高危混合嵌合组[0(95%CI：0~49%)和0(95%CI：0~38.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6.187和6.187，P均<0.05)。低危完全嵌合组OS率、EFS率、CIR以及NRM率与低危混合嵌合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移植后复发(HR＝5.85，95%CI：1.98~17.20)、高危MDS(HR＝4.71，95%CI：1.45~15.30)及混合嵌合状态(HR＝3.32，95%CI：1.12~11.15)是影响MDS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嵌合率的动态检测结合危险分层，有助于早期识别高危复发人群，对MDS患者haplo-HSCT术后个体化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

肾移植受者常合并糖尿病，若血糖控制不佳会影响近期和远期预后，其血糖管理需依赖降糖药物在内的综合治疗方案。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除降糖作用外，还具有保护心肾功能及改善代谢的作用，已广泛应用于普通糖尿病患者，但其应用于肾移植合并糖尿病这一特殊群体中的循证医学证据较为有限。本文综述SGLT2i作用机制、对肾移植合并糖尿病受者的获益与风险，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对SGLT2i应用于肾移植合并糖尿病受者这一特殊群体的重视。

肾移植能显著改善终末期肾病患者生存质量，延长其生存期，但供器官短缺导致患者需经历漫长等待期。目前国内外尚缺乏规范的肾移植等待期评估和管理体系。本文综述肾移植等待期透析患者的评估与管理，内容涵盖移植可行性、生活方式、健康状况、常见并发症、免疫学与社会心理评估等关键环节，旨在提升临床重视程度，并为制定规范化管理策略提供参考。

肺移植受者ICU阶段面临多重耐药菌(MDRO)定值或感染的风险高，该风险不能简单归因于机械通气、导管使用或住院时间较长，应看作是供者微生物、受者术前定植、免疫抑制强度、移植肺气道防御缺陷、支气管吻合状态异常或气道操作频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肺移植术后早期MDRO发生定植或感染的风险较高，下呼吸道为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且感染、原发性移植物失功或急性排斥反应三者又常具有相似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结果及炎症标志物，因而病原学判断与抗菌药物选择较为困难。本文综述肺移植受者ICU阶段MDRO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以及供者、受者和移植肺相关高危因素、下呼吸道病原学监测、定植与感染的鉴别、抗菌药物管理和多学科协作防控等内容；同时提出整合电子病历、微生物学、呼吸支持、免疫抑制、影像学及环境流行病学等资料，结合动态预测、耐药模式、传播链分析和人工智能，展望肺移植MDRO感染的防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