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探讨综合干预措施联合光动力治疗在儿童尖锐湿疣（CA）中的应用效果。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4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门诊接受光动力治疗的30例CA患儿的临床资料。在光动力常规治疗基础上，针对CA患儿及其家属实施针对性心理干预、治疗全程疼痛管控、术后创面专项皮肤处理以及健康知识宣教等一系列综合干预措施，完成6个月定期随访，统计患儿临床疗效、患儿治疗依从性和相关不良反应。

入组30例患儿中男性18例、女性12例，年龄2～14岁[（6.3±2.4）岁]，病程1～6个月[（4.2±1.2）个月]，皮损直径0.2～1.8 cm[（1.22±0.10）cm]，皮损数目1～8个[（4.43±0.8）个]；病变累及外生殖器者20例（66.67%），累及肛周者8例（26.67%），2例（6.66%）患儿外生殖器与肛周病灶同时存在。经联合综合干预措施的光动力治疗后，痊愈22例（73.33%）、显效7例（23.33%）、无效1例（3.33%），临床总有效率为96.67%（29/30），6个月随访期间无复发病例。全部CA患儿完成全程治疗，治疗依从性良好，其中完全依从25例（83.33%），部分依从5例（16.67%），无完全不依从病例。治疗过程中所有患儿均未发生严重全身性不良反应，局部不良反应均为轻中度，且可在同一患儿重叠出现。共11例患儿（36.67%）至少出现1种局部不良反应，其中出现疼痛6例（20.00%）、局部红斑6例（20.00%）、水疱糜烂2例（6.67%）、瘙痒伴烧灼感1例（3.33%）、色素沉着3例（10.00%）；所有不良反应经局部对症处理后均完全缓解，未影响ALA-PDT治疗进程。

综合干预措施联合光动力治疗儿童CA，患儿治疗依从性良好，不良反应可有效缓解。

探索口咽部菌群失衡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后肺间质纤维化（PCPF）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及潜在机制。

采用横断面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因COVID-19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住院治疗并完成出院后2年随访的康复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访时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学表现，将患者分为纤维化组和非纤维化组。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患者口咽部微生物菌群α多样性；采用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MDS）与主坐标分析（PCoA）评估两组菌群β多样性；以Benjamini-Hochberg法进行FDR校正分析门、属、种的丰度差异，并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其与临床症状及运动耐量间的相关性。

共纳入83例患者，其中纤维化组患者43例，非纤维化组患者40例。随访2年时，纤维化组患者出现更多的呼吸道症状，mMRC评分（U=676.0、P=0.008）、BCSS评分（U=625.0、P=0.029）、CAT评分（t=2.127、P=0.036）和CET评分（U=538.5、P=0.002）均显著高于非纤维化组，但6 min步行距离（6MWD）更短（U=598.5、P=0.0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微生物组分析显示，纤维化组患者口咽微生物α多样性显著升高（Chao1指数：U=580.5、P=0.010；Shannon指数：U=557.0、P=0.005；Simpson指数：U=513.0、P=0.001；Faith系统发育多样性指数：U=579.0、P=0.010；Simpson e指数：U=577.0、P=0.010；Heip e均匀度指数：U=529.0、P=0.0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β多样性分析显示两组患者菌群结构明显分离。菌群分类学分析显示，纤维化组患者普雷沃菌属（U=358.0、P＜0.001）、韦荣菌属（U=418.0、P＜0.001）及链球菌属（U=538.0、P=0.003）等潜在促炎性菌群相对丰度较非纤维化组患者显著增加，而奈瑟菌属（U=226.0、P＜0.001）显著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部分差异显著菌种如Streptococcus parasanguinis丰度与mMRC评分（r=0.24、P=0.04）和CAT评分（r=0.27、P=0.02）呈正相关；Fusobacterium_C_periodonticum_D的丰度与CAT评分（r=－0.30、P＜0.001）和Warrick评分（r=－0.26、P=0.02）均呈负相关，而与6MWD（r=0.26、P=0.02）呈正相关；Veillonella A rogosae及Streptococcus infantis均与Warrick评分呈负相关（r=－0.30、P＜0.01，r=－0.28、P=0.01），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CPF患者存在持续的口咽部菌群失衡，其特征与临床症状及功能受损密切相关。口咽微生物可能成为PCPF风险评估的潜在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及新型治疗靶点。

基于青海地区结核性脑膜炎（TBM）特征，探索TBM诊断的独立预测因素，构建并验证其诊断预测模型。

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4年1月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诊治的931例感染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TBM患者739例（TBM组）和非结核感染性脑膜炎患者192例（非TBM组），按7∶3分为训练集（651例，其中TBM患者522例、非TBM患者129例）和验证集（280例，其中TBM患者217例、非TBM患者63例）。通过Lasso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TBM诊断的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价5种机器学习模型（决策树、逻辑回归、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和极限梯度提升）的诊断效能。

训练集和验证集患者一般资料和生化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TBM患者和非TBM患者组内训练集与验证集基线资料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Lasso降维筛选预测变量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共筛选出6个TBM的独立预测因素：意识障碍（OR=2.988、95%CI：1.242～7.555、P=0.017）、γ-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OR=4.279、95%CI：2.074～9.120、P＜0.001）、脑脊液单核细胞比例≥50%（OR=4.061、95%CI：1.881～9.174、P＜0.001）、磁共振成像（MRI）提示结核瘤（OR=7.080、95%CI：2.019～34.77、P=0.006）、MRI提示颅底脑膜强化（OR=3.022、95%CI：1.429～6.519、P=0.004）、计算机体层成像（CT）显示肺部病变（血行播散型结核：OR=46.140、95%CI：8.765～856.9、P＜0.001）。Logistic回归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的AUC均为0.948（95%CI：0.927～0.969、0.920～0.975），灵敏度分别为87.16%和85.71%，特异度分别为89.92%和90.48%。极限梯度提升模型在诊断TBM中性能最优（AUC=0.954）。

基于临床和影像特征的Logistic回归模型在TBM早期诊断中表现优异。

探讨新型免疫调节因子白细胞介素（IL）-41在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中的表达特征，分析其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诊断效能及对重症的预警价值。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4年全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和河北以岭医院收治的32例18岁以下MPP患儿，包括轻症17例（轻症组）和重症15例（重症组），另选取8例体检儿童为健康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试验（ELISA）检测入组儿童血清IL-41水平，并比较各组儿童性别、年龄以及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和IL-6等实验室指标水平。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重症MPP的诊断效能，应用相关性热图分析血清IL-41水平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入组的32例MPP患儿中男性11例（34.4%）、女性21例（65.6%），平均年龄（8.60±2.89）岁。轻症组与重症组MPP患儿年龄[（9.06±3.45）岁 vs.（8.07±2.09）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93、P=0.697）。轻症组MPP患儿较健康对照组儿童IL-41水平显著升高[（182.191±65.364）pg/ml vs.（137.628±2.914）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05、P=0.013）；而重症组与健康对照组，轻症组与重症组MPP患儿IL-41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IL-41、CRP和IL-6单一指标区分轻、重症MPP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52、0.590和0.522，效能均不理想；但三者联合区分的AUC可显著提升至0.768（95%CI：0.598～0.938、P=0.013），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3.8%和57.1%。轻症组患儿IL-41/CRP[24.47（7.4，41.1）]、IL-41/IL-6[26.88（9.1，34.6）]比值较重症组[10.81（1.3，18.9）和9.85（1.7，15.1）]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946、－1.957，P均＜0.001）。Spearman相关性分析则显示，MPP患儿血清IL-41与IL-6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0.64、P=0.020）。

MPP轻症患儿血清IL-41水平显著上调，而重症MPP患儿虽升高但不显著，提示IL-41可能作为抗炎因子发挥重症保护作用。IL-41、CRP和IL-6水平联合检测可提高对重症MPP的诊断效能，动态监测IL-41水平或有助于MPP患儿的病情评估。

探讨CXC趋化因子受体3（CXCR3）及其配体（CXCL10、CXCL11）表达水平与肺结核患者临床特征和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收集2022年12月至2023年10月于河北省胸科医院接受治疗的81例肺结核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不同病变程度肺结核患者基本资料；采用广义混合效应模型分析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与肺结核病变程度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免疫微环境指标与CXCR3、CXCL10、CXCL11阳性表达率的关系；分析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对肺结核病变程度的预测符合率；采用DeLong检验和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趋化因子阳性表达率对肺结核病变程度的预测效能。

入组81例肺结核患者中男性52例、女性29例，年龄（42.95±6.83）岁。有吸烟史、无卡介苗接种史、通风不良的肺结核患者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显著升高（P均＜0.05）；B细胞＜16%、CD4⁺ T淋巴细胞＜30%、CD8⁺ T淋巴细胞＜31%、自然杀伤细胞（NK）＜15%、巨噬细胞≥66%肺结核患者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显著升高（P均＜0.05）；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史对肺结核患者CXCR3（t=1.574、P=0.002）、CXCL10（t=1.638、P=0.015）和CXCL11（t=3.175、P=0.025）阳性表达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卡介苗接种史和通风不良则对CXCR3、CXCL10、CXCL11阳性表达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卡介苗接种史：t=－0.809、P=0.008，t=－1.975、P=0.019，t=－4.546，P=0.022；通风不良：t=－1.503、P=0.015，t=－1.335、P=0.007，t=－2.324，P=0.008）；随着病变程度加重，肺结核患者吸烟史（χ²=31.867、P＜0.001）、通风情况（χ²=15.178、P=0.001）、巨噬细胞比例（F=9.921、P＜0.001）、CXCR3阳性（χ²=18.277、P＜0.001）、CXCL10阳性（χ²=15.178、P=0.001）、CXCL11阳性（χ²=19.708、P＜0.001）占比逐渐升高；卡介苗接种史占比（χ²=15.178、P=0.001）、B细胞（F=10.947、P＜0.001）、CD4⁺ T淋巴细胞（F=11.471、P＜0.001）、CD8⁺ T淋巴细胞（F=10.911、P＜0.001）和NK细胞（F=11.124、P＜0.001）水平逐渐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CXCR3、CXCL10和CXCL11阴性患者相比，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肺结核患者病变程度为轻度的风险（OR）分别为2.125、2.080和2.153，病变程度为中度的OR分别为2.723、3.294和1.934，病变程度为重度的OR分别为2.832、2.501和2.271；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B细胞、CD4⁺ T淋巴细胞、CD8⁺ T淋巴细胞和NK细胞分别与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呈显著负相关（P均＜0.001），而巨噬细胞与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呈显著正相关（r=0.463、0.489、0.677，P均＜0.001）；三者联合预测肺结核病变程度为中重度和重度的符合率显著高于3个指标单一预测（P均＜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三者联合预测肺结核病变程度为中重度或重度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82.75%和95.71%；DeLong检验显示三者联合预测效能（AUC）优于单一指标（P均＜0.05）。

CXCR3、CXCL10和CXCL11阳性表达率与肺结核患者临床特征及病变程度密切相关，可能参与肺结核的局部免疫调节。

探究消啰散穴位贴敷对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细胞因子及T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

收集2023年10月至2024年10月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太和中医院儿科就诊的102例MPP患儿的临床资料，依次读取102个随机数字并按大小排序或设定奇偶规则，随机数为奇数入试验组，偶数入对照组，分为试验组（51例）与对照组（51例）。对照组患儿接受阿奇霉素治疗，试验组患儿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消啰散贴敷治疗。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Pearson χ²检验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体征、症状改善、肺功能指标、血清细胞因子水平、T淋巴细胞亚群分布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等。

较治疗前，两组患儿用力肺活量（FVC）、峰流速（PEF）、第1秒用力呼气量与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均显著提高；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C-反应蛋白（CRP）水平均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试验组MPP患儿临床总有效率（98.04%、50/51）、FVC（2.70±0.43）、PEF（6.54±0.82）和FEV1/FVC（76.59±6.88）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76.47%、39/51、FVC（2.18±0.31）L、PEF：（5.27±0.70）L/s和FEV1/FVC：（70.92±6.14）]（χ²=10.667，t=7.005、8.412、4.391；P均＜0.001），血常规指标复常时间（t=7.223、P＜0.001）、咳嗽消失时间（t=6.631、P＜0.001）、喘憋症状消失时间（t=4.856、P＜0.001）、肺部啰音消失时间（t=8.788、P＜0.001）和退热时间（t=12.097、P＜0.001）均显著缩短，血清IL-6[（6.44±0.78）pg/ml vs.（9.55±1.21）：t=15.428、P＜0.001]、TNF-α[（8.24±0.93）vs.（10.93±1.32）：t=11.897、P＜0.001]和CRP[（1.21±0.21）vs.（2.09±0.34）t=15.726、P＜0.001]水平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MPP患者CD3⁺ T、CD4⁺ T淋巴细胞水平均较本组治疗前水平显著降低，而CD8⁺ T淋巴细胞水平则显著下降（P均＜0.05）；治疗后试验组MPP患儿CD3⁺ T淋巴细胞[（71.02±7.83）%]和CD4⁺ T淋巴细胞[（43.28±5.24）%]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67.55±6.42）%和（38.99±4.65）%]，而CD8⁺ T淋巴细胞水平[（18.24±1.34）% vs.（21.11±1.99）%]显著低于对照组患儿[（21.11±1.99）%]（t=2.447、4.373、8.543，P均＜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和试验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7.84%和1.96%，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950、P=0.161）。

将消啰散穴位贴敷应用于MPP患儿，可有效降低患儿血清IL-6、TNF-α和CRP水平，抑制炎症反应，调节T淋巴细胞亚群，提升临床疗效。

探讨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T-DILI）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未愈结局相关影响因素，为抗结核治疗期间肝损伤的风险识别和随访管理提供依据。

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至2024年5月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136例AT-DILI患者的一般资料、基础肝病、肝损伤发生时间、临床分型、严重程度、实验室指标及转归。根据患者临床转归分为好转组（112例）和未愈组（24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T-DILI患者未愈结局的影响因素，并根据最终纳入合并乙型肝炎和γ-谷氨酰转移酶（GGT）水平的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概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探索该模型对AT-DILI患者未愈结局的判别效能。

入组136例AT-DILI患者中男性86例（63.2%），女性50例（36.8%）；合并乙型肝炎者69例（50.7%），接受人工肝支持治疗者18例（13.2%）。AT-DILI多发生于抗结核药物治疗后60 d内（118例、86.8%），以胆汁淤积型最为常见（96例、70.6%），肝损伤严重程度以4级最多（49例、36.0%）。好转组和未愈组AT-DILI患者年龄分布、是否合并乙型肝炎、肝损伤严重程度、耐药情况、GGT、血钠（Na）、降钙素原（PCT）及血红蛋白（Hb）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合并乙型肝炎（OR=7.838、95%CI：2.039～30.130、P=0.003）和GGT水平（OR=1.012、95%CI：1.001～1.024、P=0.046）均为AT-DILI患者未愈结局的影响因素。基于合并乙型肝炎和GGT构建的联合模型对AT-DILI患者未愈结局具有一定判别效能[ROC曲线下面积（AUC）=0.886、95%CI：0.819～0.953、P＜0.001]。

AT-DILI多发生于抗结核治疗早期，应重视用药后前2个月的肝功能监测。合并乙型肝炎和GGT水平升高为AT-DILI患者未愈结局的危险因素，可作为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和加强随访管理的参考指标。

分析不同年龄段百日咳患儿的临床特征。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确诊的567例百日咳患儿临床资料，根据年龄分为≤3月龄组（118）、3～36月龄组（180例）、36月龄～6岁组（115例）和＞6岁组（154例）。收集患儿一般资料、疫苗接种史、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白细胞（WBC）计数、淋巴细胞绝对值（ALC）和血小板（PLT）计数]，多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Kruskal-Wallis H检验。

567例患儿中36月龄～6岁和＞6岁组患儿发病比例较高，分别为20.3%（115/567）和27.2%（154/567）；全年均可发病，以夏季（61.2%、347/567）高发，春季（22.4%、127/567）次之；未接种疫苗和未完全免疫患儿共262例（46.2%）。患儿主要临床症状有阵发性痉挛性咳嗽（84.7%、480/567）、呕吐（35.8%、203/567）和鸡鸣样吼声（29.6%、168/567）；各年龄段百日咳患儿阵发性痉挛性咳嗽（χ²=38.36、P＜0.001）、鸡鸣样吼声（χ²=47.44、P＜0.001）和湿啰音或喘鸣音（χ²=92.22、P＜0.001）和肺炎（χ²=47.49、P＜0.001）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患儿年龄增长而递减，其中≤3月龄组与3～36月龄组患儿以上临床表现发生率均显著高于＞6岁组（P均＜0.001）。WBC计数（H=68.65、P＜0.001）、ALC（H=163.25、P＜0.001）和PLT计数（H=190.72、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3月龄组和3～36月龄组患儿以上指标均显著高于36月龄～6岁组和＞6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

低龄儿童百日咳临床症状典型，以≤3月龄患儿尤为明显；WBC、ALC和PLT在低龄患儿中普遍升高，结合患儿临床表现对百日咳的早期识别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中国数据库中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技术在血药浓度检测领域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揭示其研究现状、演进脉络与前沿热点。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和万方数据库相关文献，利用CiteSpace 6.3.R1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共纳入2743篇文献，年度发文量呈“缓慢上升-快速增长-趋于稳定”的阶段性特征。发文量排名前3位的机构为中国药科大学、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南大学，发文作者主要为以温预关和文爱东等为核心成员的研究团队。“药代动力学”“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与“血药浓度”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关键词演进分析表明，研究历经方法学建立、应用拓展至临床精准化3个阶段。当前热点聚焦于治疗药物监测、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及针对特定药物与人群的个体化用药研究。

LC-MS/MS技术已成为血药浓度检测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分析平台，研究体系成熟且持续向临床深度转化。未来应加强机构与作者间的合作，不断改进技术、完善方法学标准化体系与拓展应用场景，以进一步推动个体化药物治疗的发展。

探索基于临床实验室数据构建人工智能（AI）模型以预测慢性肾脏病（CKD）相关结局的研究进展。

根据PRISMA-ScR指南，在PubMed、Web of Science、Scopus、中国知网及万方等数据库中系统地检索利用AI和临床实验室数据预测CKD结局的文献。

最终纳入16项研究，涵盖6个国家的数据，样本量区间为308例~480万例。随机森林与梯度提升类算法是应用最广泛的建模算法。除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与血肌酐外，尿白蛋白/肌酐比、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胱抑素C及糖化血红蛋白等辅助指标具有独立的预测价值，涵盖肾功能、机体代谢、营养状态及血液相关检测多个评估维度。各研究最优模型曲线下面积分布于0.689~0.993。

基于临床检验数据的AI预测模型在CKD多类结局预测中展现出良好的性能潜力，多维度检验指标的综合运用显著优于单一指标评估体系。

血细胞分析仪可提供全血细胞计数、白细胞分类计数、白细胞群落参数（CPD）等数值结果，以及散点图、直方图等图形数据，形成多维度检测体系，是临床最基础、应用最广泛的疾病筛查工具。然而，以细胞计数及仪器报警为基础的血细胞分析通用复检规则难以匹配不同医疗机构的临床标本特征，漏检风险高，且复检负荷大。近年来，人工智能（AI）在医学图像识别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图形数据的智能分析提供了新路径。本文系统梳理了血细胞分析仪多维度信号特征与传统复检规则融合的可行性，将AI复检流程的发展划分为传统规则应用、特征参数建模、图形数据智能分析、多模态数据融合4个阶段；重点阐述了基于CPD的机器学习筛查方法、深度学习图形分析的技术优势及多模态融合的临床应用效果，并分析了高质量标准数据集稀缺、算法“黑箱”、评价体系缺失等核心挑战。未来可构建数值、图像与临床信息一体化的智能复检流程审核体系，通过人机协同提升异常标本检出能力，减少无效复检。

医学检验智慧实验室建设已由单点功能应用向全过程协同发展，但面临数据治理基础薄弱、组织协同不畅与数据共享利用受限三方面核心问题，制约着从“信息化”向“智慧化”的实质跨越。本文以ISO 15189质量管理规范为基础框架，从内涵特征、发展现状、面临挑战与实施策略4个维度展开分析，据此提出“统一数据底座+场景应用”的分阶段建设路径、“检验主导、信息协同、管理参与”的组织协同机制，以及安全合规与可信共享的数据治理框架。本文将医学检验智慧实验室这一新兴概念从模糊认知推进到可操作的策略设计，为医疗机构智慧化转型提供可落地的策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