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探讨子宫附腔畸形(ACUM)患者临床表现、病理学及超声表现，提高该病患者超声诊断准确率。

选择2015—2025年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经超声检查(经腹、经阴道及经直肠，以下统一称为经超声检查)诊断为ACUM，并经手术切除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确诊的3例ACUM患者(患者1、2、3)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表现、病理学及超声检查结果、治疗及疗效进行回顾性分析。对2010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1日国内外数据库中ACUM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复习，总结ACUM临床特点及超声诊断要点。

①本院3例ACUM患者均因重度痛经，并且药物治疗无效而就医。患者1同时伴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3伴右侧卵巢囊肿。经阴道/直肠超声检查发现3例患者子宫旁近宫角处有包块，其内见囊性无回声区，透声差；无回声区可见细密点状回声；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CDFI)结果可见团块周边条索状血流信号。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3例患者切除包块位于子宫肌层内，内壁由子宫内膜腺体及间质构成，外层为平滑肌包绕，呈子宫样结构。对3例患者均采取腹腔镜附腔包块切除术治疗，术后患者2、3痛经症状完全缓解，患者1至今仍有明显左侧腹痛，并且月经期加重。②文献复习结果：共计纳入64篇ACUM相关研究文献，涉及176例ACUM患者。对包括本研究3例患者在内的179例ACUM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的结果显示，患者年龄为14~47岁，平均为24.6岁。最常见主诉为痛经(82.4%，108/131)，其次为慢性盆腔或腹部疼痛(36.4%，47/129)，其中3例患者提及不孕症状。附腔包块位于子宫左侧者占比为55.9%、子宫右侧者占比为43.6%，1例位于子宫后壁。所有附腔的直径≤10 cm。对ACUM治疗方法包括腹腔镜下肿块切除术(85.6%)、腹腔镜下子宫切除术(2.5%)、剖腹肿块切除术(7.6%)、乙醇硬化术(4.2%)及剖腹子宫切除术(0.8%)。完成随访的ACUM患者中，87.5%术后临床症状完全缓解。

对有持续加重痛经及盆腔疼痛，并且药物治疗无效的年轻女性，若经超声检查发现子宫肌层内形态规则的孤立性厚壁囊实性结构，则需考虑ACUM可能。

基于多中心数据，分析艾立布林单药或联合方案在不同分子分型晚期乳腺癌中的疗效。

回顾性收集2021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n=121）、北京朝阳区三环肿瘤医院（n=40）、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n=23）接受含艾立布林治疗方案的184例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乳腺癌分子分型分为激素受体（HR）阳性（+）/HER-2阴性（-）（n=88）、HR+/HER-2+（n=9）、HR-/HER-2+（n=11）及三阴性乳腺癌（TNBC，n=76）4组。患者用药方案包括艾立布林单药治疗、联合抗血管治疗及联合其他化疗3种。主要研究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FS），次要终点包括客观缓解率（ORR）和临床获益率（CBR）。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

184例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中位PFS为4.6（95% CI：3.9~5.3）个月，ORR为33.1%（61/184），CBR为82.6%（152/184）。HR+/HER-2-、HR+/HER-2+、HR-/HER-2+及TNBC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5.0（95%CI：4.1~5.9）、4.1（95%CI：2.7~5.5）、3.5（95%CI：2.2~4.8）、4.4（95%CI：3.6~5.3）个月，4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654，P>0.05）；ORR分别为39.8%（35/88）、22.2%（2/9）、36.4%（4/11）和26.3%（20/76）；CBR分别为83.0%（73/88）、77.8%（7/9）、72.7%（8/11）和84.2%（64/76）。在HR+/HER-2-组中，71例既往接受过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 4/6 抑制剂（CDK4/6i）治疗的患者中位PFS为5.3（95%CI：4.4~6.3）个月，ORR为39.4%（28/71）。艾立布林联合抗血管治疗（n=121）与不含抗血管治疗（n=63）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4.5（95%CI：3.8~5.2）、4.9（95%CI：3.4~6.5）个月，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693，P>0.05）；联合用药方案中，艾立布林联合贝伐珠单抗、安罗替尼、阿帕替尼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4.4（95%CI：3.4~5.4）、4.5（95%CI：3.6~5.4）、2.9个月，三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855，P>0.05）。

艾立布林单药或联合方案对不同分子分型（包括CDK4/6i耐药HR+/HER-2-型）晚期乳腺癌患者均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

探讨国内已上市的3种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CDK4/6）抑制剂（阿贝西利、达尔西利、瑞波西利）在激素受体（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回顾性分析2021年3月至2025年12月吉林省4家医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第二、第三医院和吉林省肿瘤医院）接受CDK4/6抑制剂治疗的337例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临床分期分为早期队列（临床Ⅱ~Ⅲ期，160例）和晚期队列（临床Ⅳ期，177例）；根据CDK4/6抑制剂的用药方案，分为阿贝西利组（82例）、达尔西利组（119例）和瑞波西利组（136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分析各组患者不良事件（AE）发生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

随访至2026年1月1日，早期队列中阿贝西利组、达尔西利组和瑞波西利组患者3年无浸润性疾病生存率分别为83.2%、87.4%和100%，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338，P=0.025）；晚期队列中阿贝西利组、达尔西利组和瑞波西利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分别为32.0（95%CI：25.3~NA）、36.7（95%CI：30.4~NA）、24.2（95%CI：22.2~NA）个月，3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3.292，P=0.193）。阿贝西利组、达尔西利组和瑞波西利组早期队列中患者AE总体发生率分别为97.2%（35/36）、96.8%（30/31）和97.8%（91/93），晚期队列中患者AE总体发生率分别为95.7%（44/46）、97.7%（86/88）和97.7%（42/43）。早期和晚期队列中3组患者AE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125、0.525，P=0.939、0.769）。患者贫血［早期队列55. 6%（20/36），晚期队列69. 6%（32/46）］、腹泻［早期队列88.9%（32/36），晚期队列89.1%（41/46）］、间质性肺疾病［早期队列5.6%（2/36），晚期队列8.7%（4/46）］、静脉血栓栓塞［早期队列2.8%（1/36），晚期队列6.5%（3/46）］在阿贝西利组发生率最高。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早期队列93.5%（29/31），晚期队列94.3%（83/88）］、白细胞计数降低［早期队列93.5%（29/31），晚期队列95.4%（84/88）］在达尔西利组发生率最高。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升高［早期队列34.4%（32/93）/36.6%（34/93），晚期队列均为39.5%（17/43）］、校正QT间期延长［早期队列1.1%（1/93），晚期队列2.3%（1/43）］在瑞波西利组发生率最高。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药物类型为患者发生≥3级AE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期队列中阿贝西利组（OR=2.847，95%CI：1.270~6.384，P=0.011）、达尔西利组（OR=7.047，95%CI：2.776~17.889，P<0.001）≥3级AE风险均高于瑞波西利组；晚期队列中达尔西利组（OR=4.670，95%CI：2.054~10.618，P<0.001）≥3级AE风险高于阿贝西利组，瑞波西利组（OR=2.365，95%CI：0.948~5.900，P=0.065）≥3级AE风险与阿贝西利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于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3种CDK4/6抑制剂均有效且安全。使用不同药物患者发生AE的类型及≥3级AE风险存在差异。

明确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风险预测模型。

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回顾性纳入2021年1月至2024年12月山东省4 家三级甲等医院209例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训练集，纳入2024年1月至2025年5月山东省2家三级甲等医院的121例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为外部验证集，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通过单因素分析、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LASSO）筛选预测因子，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列线图），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价模型的区分度、校准度与临床实用性。

LASSO回归最终筛选出7个预测变量：年龄、确诊时间、肿瘤长径、家族史、淋巴水肿、完成靶向治疗、完成化疗。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确诊时间≥1年（OR=2.520，95%CI：1.017~6.245，P=0.046）、肿瘤长径>5 cm（OR=2.998，95%CI：1.209~7.431，P=0.018）是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年龄≥50岁（OR=0.366，95%CI：0.149~0.898，P=0.028）、完成靶向治疗（OR=0.334，95%CI：0.128~0.872，P=0.025）、完成化疗（OR=0.028，95%CI：0.005~0.150，P=0.001）是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复发转移的保护因素。基于上述5个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训练集模型ROC曲线的AUC=0.865（95%CI：0.808~0.922），特异度为0.963；Hosmer-Lemeshow 检验结果显示预测模型的校准度较好（χ²=4.632，P=0.462）。外部验证集的AUC=0.817（95%CI：0.715~0.919），特异度为0.946，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显示预测模型的校准度较好（χ²=6.833、P=0.555）。DCA分析显示，在0.2~0.8的风险阈值区间内，应用该模型可获得稳定较好的临床净效益。

患者年龄、确诊时间、肿瘤长径、完成化疗及靶向治疗是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结合上述变量构建的预测模型能够为临床个体化风险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检测肿块期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GLM）、乳腺癌及乳腺纤维腺瘤患者血清标志物的表达水平，探讨其诊断价值。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纳入2021年12月至2022年10月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肿块期GLM、乳腺癌与乳腺纤维腺瘤患者各55例开展诊断性试验。以手术病理诊断为金标准。记录患者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BMI，检测血常规和肝肾功能，采用RT-PCR技术检测所有研究对象血清中miR-451a、miR-5571-3p、CLN6、11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1型（HSD11B1）及磷酸二酯酶4型（PDE4）5个标志物的表达水平。分析3组患者临床指标及5个血清标志物的表达水平差异，并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排除年龄这一混杂因素的敏感性分析，评估5个血清标志物的诊断价值、关联性及结果的稳健性。

GLM组、乳腺癌组及纤维腺瘤组的BMI分别为（23.9±3.6）、（22.4±3.9）及（21.3±3.2）kg/m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0.136，P<0.001）。3组的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N）、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C反应蛋白（CRP）、血小板计数（PLT）及球蛋白（GLO）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73.693、72.788、33.533、56.689、20.531、35.497，P均<0.001）；GLM组上述指标显著高于纤维腺瘤组和乳腺癌组（P<0.05）。3组血清中miR-451a、miR-5571-3p、CLN6、HSD11B1、PDE4表达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99.760、80.560、73.550、75.966、74.998，P均<0.001）， 与纤维腺瘤组相比，miR-451a和miR-5571-3p在GLM组中的表达 [0.95（0.58，1.19）、7.36（4.38，9.50）] 升高，在乳腺癌组表达[0.08（0.05，0.14）、0.48（0.22，0.72）] 降低（P<0.001，P<0.01）；GLM和乳腺癌组血清中CLN6 基因表达水平[1.14（0.80，1.69）、1.38（1.00，2.22）] 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乳腺癌组HSD11B1、PDE4的表达［1.80（1.17，2.66）、1.40（1.01，2.40）］高于GLM组［0.93（0.55，1.37）、0.69（0.47，1.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于肿块期GLM， miR-451a（AUC=0.96，95%CI：0.91~1.00）、miR-5571-3p（AUC=0.90，95%CI：0.85~0.96）、miR-451a联合miR-5571-3p （AUC=1.00，95%CI：1.00~1.00）可能具有很高的诊断价值。对于乳腺癌，miR-451a联合miR-5571-3p（AUC=0.98，95%CI：0.96~1.00）可能具有很高的诊断价值；miR-451a（AUC=0.85，95%CI：0.79~0.92）、miR-5571-3p（AUC=0.83，95%CI：0.76~0.90）、HSD11B1（AUC=0.84，95%CI：0.77~0.91）、PDE4（AUC=0.83，95%CI：0.76~0.90）可能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CLN6（AUC=0.75，95%CI：0.67~0.83）可能具有中等诊断价值。对于乳腺纤维腺瘤，CLN6可能具有很高的诊断价值（AUC=0.91，95%CI：0.86~0.95）；HSD11B1（AUC=0.88，95%CI：0.83~0.93）、PDE4（AUC=0.88，95%CI：0.83~0.94）可能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miR-451a联合miR-5571-3p（AUC=0.76，95%CI：0.63~0.88）可能具有中等诊断价值。miR-451a与miR-5571-3p、CLN6与HSD11B1、HSD11B1与PDE4呈中等程度正相关（r=0.637、0.402、0.503，P均<0.05）；miR-451a和miR-5571-3p与WBC、N、NLR及CRP亦呈中等程度正相关（r=0.434~0.659，P均<0.05）。

miR-451a与miR-5571-3p（尤其是二者联合检测）对肿块期GLM可能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miR-451a联合miR-5571-3p对乳腺癌、CLN6对乳腺纤维腺瘤均展现出较好的潜在诊断价值，有望为相关疾病的鉴别诊断提供依据。

随着乳腺癌早诊早治水平不断提高及系统治疗持续优化，患者长期生存显著改善，治疗相关心血管并发症已成为影响治疗连续性、长期预后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乳腺肿瘤心脏病学的关注重点由单一药物相关毒性的识别转向覆盖治疗前、治疗中及治疗后的全程管理。治疗前的管理重点在于识别需要心血管评估的高危人群，包括既往心血管疾病患者、合并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者，以及拟接受蒽环类、抗HER-2治疗、胸部放射治疗或免疫治疗的患者。治疗中影响抗肿瘤治疗连续性的心血管问题主要包括心功能下降、免疫治疗相关心肌炎及内分泌治疗相关心血管事件等。治疗后长期幸存者远期心力衰竭、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与总体不良预后相关，提示肿瘤复发监测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管理应同时纳入长期随访。本文整合国内外最新指南、共识与代表性文献，系统阐述乳腺癌全程管理中的肿瘤心脏病学问题，以期指导临床实践。

性健康问题已成为乳腺癌患者全程管理的重要议题，性健康作为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从流行病学现状、多维度影响机制、测评工具及干预手段等方面系统阐述乳腺癌患者性健康研究进展。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率超过70%，但获得支持性照护者不足半数；手术、化疗及内分泌治疗可经生理—心理—社会途径损害性健康。测评方面建议以女性性功能指数为核心构建多维评估体系。研究显示心理干预可缓解性困扰，多模式联合干预优于单一疗法。未来需开发本土化评估工具、开展大样本追踪研究并推进跨学科综合管理。

探讨大块组织块贴壁培养法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s）体外分离培养及规模化制备中的应用价值。

采用该法分离培养hUC-MSCs，通过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生长状态、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活性、成骨/成软骨诱导分化实验验证多向分化潜能、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表面标志物。大块组织块法与传统贴壁法在细胞收获量及各时间点吸光度（A）值上的组间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与传统贴壁法相比，大块组织块法的hUC-MSCs细胞收获量（1.5 × 10⁶比1.0 × 10⁶个/皿）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种方法获得的细胞增殖活性相当，倍增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培养5 d见细胞迁移，6 ~ 10 d成纤维样细胞迁出，2周融合率超80 %；P3代细胞增殖活性优，表面标志物符合国际标准，且具备成骨、成软骨分化能力。

该方法操作简便、高效低损，可获得高纯度、高活性hUC-MSCs，具有良好推广价值。

探讨川芎嗪（TMP）通过SLC7A11/GPX4信号轴调控铁死亡，缓解CCl₄诱导小鼠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

将30只C57BL/6雄性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CCl₄模型组及TMP低、中、高剂量组（50、100、150 mg/kg）。除对照组外，其余小鼠腹腔注射CCl₄与橄榄油混合液（1 : 10，5 mL/kg），每周2次，持续8周。自第5周起，TMP组小鼠每日灌胃相应剂量TMP，持续4周。检测血清ALT、AST评估肝功能，HE、Masson及天狼星红染色观察病理变化，免疫组化及Western blot检测α-SMA、COL1A1、Fibronectin、SLC7A11、GPX4表达，RT-qPCR检测其mRNA水平，试剂盒检测Fe²⁺、MDA、SOD、GSH水平。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Tukey事后检验；若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或方差齐性，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组间两两比较采用Dunn检验。

与模型组相比，TMP高剂量组ALT水平[（251.70 ± 10.80）比（450.00 ± 14.49）U/L]、AST水平[（236.70 ± 10.80）比（427.50 ± 12.14）U/L]降低，肝组织胶原纤维沉积程度[Masson（1.10 ± 0.07）%比（1.72 ± 0.17）%、Sirius Red （0.17 ± 0.02）%比（0.45 ± 0.04）%]降低，α-SMA蛋白（1.17 ± 0.27比8.08 ± 0.48）、COL1A1蛋白（4.30 ± 0.73比18.78 ± 0.93）、Fibronectin蛋白水平（1.60 ± 0.32比7.75 ± 0.60）降低，SLC7A11蛋白（0.98 ± 0.05比0.29 ± 0.02）、GPX4蛋白水平（0.73 ± 0.08比0.14 ± 0.03）升高，Fe²⁺含量[（2.60 ± 0.14）比（3.63 ± 0.19） μmol/g protein]和MDA含量[（0.72 ± 0.03）比（1.12 ± 0.07） nmol/mg protein]降低，而SOD活性[（1 413.00 ± 47.19）比（1 147.00 ± 42.74）U/mg protein]和GSH含量[（1.60 ± 0.07）比（1.15 ± 0.07） μmol/g protein]升高；SLC7A11 mRNA （0.80 ± 0.07比0.10 ± 0.03）和Gpx4 mRNA水平（0.75 ± 0.07比0.37 ± 0.05）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

TMP可能通过调控SLC7A11/GPX4信号轴抑制铁死亡，从而缓解CCl₄诱导的小鼠肝纤维化，具有潜在抗纤维化应用价值。

探究大鼠肝脏脱细胞的细胞外基质支架对胰岛细胞活性及分泌功能的影响，为1型糖尿病的胰岛移植治疗提供新型生物材料。

采用灌流脱细胞法处理大鼠肝脏，通过组织学染色、免疫荧光染色及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支架结构与核心成分；利用ELISA试剂盒检测支架中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等活性因子的保留情况；借助DNA含量检测、DAPI染色及L929细胞CCK-8实验评估支架生物相容性；以富血小板血浆（PRP）灌注对脱细胞支架进行功能化修饰；运用免疫荧光染色、细胞活力染色验证PRP修饰支架对胰岛细胞活性与功能的作用。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三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双因素设计的采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并采用Bonferroni校正进行多重比较。

灌流法制备的肝脏脱细胞支架宏观呈半透明白色，保留天然多层级脉管结构，微观为多孔网状形态；多种染色显示脱细胞效果显著，且留存Ⅰ型胶原、纤维连接蛋白等核心基质蛋白及多种活性因子，其中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糖胺聚糖相对保留率分别达（88.05 ± 9.87）%和（90.77 ± 3.32）%。该支架生物相容性良好，无细胞核且DNA残留量仅（5.25 ± 2.18）ng/mg,可促进L929细胞增殖。与对照组比较，支架组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实验的刺激指数（2.78 ± 0.08比2.33 ± 0.14）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PRP修饰后可提高支架中如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的生长因子含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PRP修饰支架对胰岛细胞活性及功能发挥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大鼠肝脏脱细胞支架制备工艺可靠，兼具结构完整性与生物活性，PRP修饰后的支架可有效支持胰岛细胞活力维持与功能发挥，为胰岛移植提供具有应用潜力的新型支架材料及技术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