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脓毒症是ICU常见的危急病症，病死率高，一直是临床治疗所面临的关键难题。血液灌流（HP）以吸附方式清除血液中内源性或外源性毒物或致病物，是一种临床常用的血液净化方式，近年来其在脓毒症中的治疗价值逐渐受到重视。本文概述了HP治疗脓毒症的作用机制与应用现状，重点探讨了其治疗脓毒症的时机选择，针对中至重度病情且需要增加血管活性药物用量的脓毒症患者，早期启动并相对延长HP治疗，或许更能使患者获益。

脓毒症是因感染导致宿主反应失控，进而发展为威胁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早期给予适当的抗菌药物治疗是脓毒症患者救治的核心措施。当前临床应用的病原学诊断方法无法在准确性及时效性上满足脓毒症早期识别致病病原体的需要。近年来，通过区分不同致病病原体间差异性的宿主反应来早期识别脓毒症的致病病原体并指导精准治疗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有望构建脓毒症诊断和治疗的新体系。本文针对宿主反应导向的病原体识别进行综述，旨在明确宿主反应在识别脓毒症致病病原体方面的研究进展，为临床医师脓毒症早期、精准抗感染方案的制定提供新的方法及思路。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由肺内和肺外多种因素引起的以失控的炎症反应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其发病率及病死率极高，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难题之一。ARDS的发病机制复杂，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表观遗传改变介导的基因调控可能在ARDS中发挥关键作用。表观遗传调控主要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ncRNA）。表观遗传修饰反映外部环境对基因表达的影响，因此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对体外研究、动物实验和现有的人类ARDS表观遗传学研究进行综述，阐述表观遗传修饰介导的基因调控在ARDS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并为ARDS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及方向。

围手术期难治性心室颤动（RVF）特指发生于手术开始至术后24 h高危窗口期内，经规范心肺复苏（CPR）及多次除颤后仍持续存在的室性颤动。该病病死率极高（85%~97%），神经功能完好存活率极低（仅5.6%）。目前其围手术期专属流行病学数据尚待完善，作为围手术期心搏骤停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发生率为（4.3~5.8）/万，且在急诊手术、婴幼儿及高龄患者中风险显著增加。主要危险因素涵盖冠状动脉（简称冠脉）异常、合并心力衰竭或呼吸衰竭，以及心脏手术相关的再灌注损伤等。其病理生理机制涉及心肌电生理紊乱、代谢失衡与交感风暴的协同作用。防治关键在于实施阶梯式干预并快速启动多学科协作流程，包括：迅速启动高质量机械CPR联合双序贯除颤（DSED），早期识别无脉性电活动（PEA）作为复苏决策的关键节点；合理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尽早启动静脉-动脉体外膜氧合（VA-ECMO）支持，并转运至杂交手术室行冠脉造影/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等。本综述系统阐述围手术期RVF的定义、流行病学特征、高危因素、病理生理机制、当前治疗原则及研究进展，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IBS-C）作为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疾病，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现今药物治疗面临诸多限制，依托脑-肠轴理论的非药物康复干预成了研究热点。本文系统性地回顾并比较了基于脑-肠轴的非药物干预策略（包括中枢神经调控、外周导向干预、饮食与认知行为干预、传统医学与补充替代疗法）在IBS-C中的应用证据、作用机制及适用范围。分析表明，针对特定病理生理亚型（如中枢敏化、盆底失调）的个体化、多模态干预是未来趋势。本文旨在为临床制定精准康复方案提供循证依据，并明确未来研究方向。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可显著改善冠心病患者预后，但永久性金属支架长期留存，易引发晚期支架内血栓、新生动脉粥样硬化及血管舒缩功能受限等问题。药物涂层球囊(DCB)可于扩张过程中将抗增殖药物有效释放至血管壁，球囊撤出后无需留置永久植入物，充分践行"介入无植入"理念，有效减少植入物长期存留所致的相关并发症。西罗莫司涂层球囊(SCB)作为新一代DCB，兼具抗增殖和抗炎作用。近年来，SCB在支架内再狭窄、冠状动脉原位小血管病变及部分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治疗中的应用逐渐增加，现有临床证据表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良好。腔内影像学可精细评估参考血管直径、斑块形态、钙化严重程度及病变预处理效果；功能学评估则可明确靶病变的缺血相关性、术后血流动力学改善情况。腔内影像学与功能学评估的联合应用，有助于在SCB治疗中实现更精准的病变筛选、操作策略制定及疗效评价。本文综述SCB的作用机制、技术特点及其在腔内影像学和功能学评估指导下的临床应用进展，并进一步探讨现有证据的局限性及尚未解决的临床问题，以期为冠心病个体化介入治疗决策提供参考。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多囊肾病(ADPKD)是一种常见的遗传性肾脏疾病，核心发病机制为PKD1/PKD2基因突变导致多囊蛋白功能缺陷，进而引起囊肿形成与肾损伤。基于2025年KDIGO指南，ADPKD诊断首选肾脏超声进行筛查，并结合梅奥影像分级与多囊肾病肾脏预后预测评分实现精准风险分层；利用磁共振成像进行肾体积分析监测疾病进展，辅以基因检测明确致病变异。治疗上，托伐普坦作为核心药物，可显著延缓囊肿增长与肾功能衰竭。笔者系统梳理ADPKD的背景与发病机制，并重点阐述影像学与基因诊断的最新标准，以及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等前沿进展，旨在为ADPKD的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参考。

输尿管肿瘤因发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型，易出现漏诊、误诊，精准诊断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多模态影像学检查技术凭借互补优势为该病诊断提供全面依据，其中计算机体层成像尿路造影以高空间分辨率成为病灶检出与分期的核心手段；多参数磁共振尿路成像在软组织评估中独具优势；超声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则在初筛与转移灶检测中发挥重要作用。AI放射组学通过提取影像中量化特征，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实现肿瘤良恶性鉴别、分级分期及预后评估，显著提升诊断精准度与效率。笔者综述多模态影像学技术的应用现状及AI放射组学的研究进展，分析二者联合应用的临床价值与现存挑战，为输尿管肿瘤的精准诊断提供参考。

骨质疏松症(OP)是一种慢性代谢性骨病，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其发病率不断上升，为全球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胰岛素抵抗(IR)作为全身代谢异常的关键环节，介导的骨重塑稳态失衡及骨质量受损，是驱动OP发生发展的核心病理生理基础。甘油三酯-葡萄糖(TyG)指数作为IR的便捷替代指标，在评估骨健康的应用中日益广泛，但其与骨密度、骨转换标志物及骨折风险的关联尚存在争议。因此，笔者探讨TyG指数与骨健康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临床实践中OP的风险评估与早期干预提供新的视角。

探讨早期[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临床分期为Ⅰ~Ⅱ期]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患者手术后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疗效。

选择2022年7月至2025年4月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并经术中切除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确诊的243例FIGO临床分期为Ⅰ~Ⅱ期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术后是否接受HIPEC治疗，将其分别纳入研究组(n＝105，术后接受HIPEC治疗者)与对照组(n＝138，术后未接受HIPEC治疗者)。由于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3类恶性肿瘤生物学行为类似，治疗原则基本相同，而上皮性卵巢癌在卵巢癌患者中占比>90%，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以下将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统一称为上皮性卵巢癌。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2组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与结局指标，如无进展生存(PFS)期等。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方法，在研究组与对照组间进行1∶1配对，以平衡2组患者相关临床特征(年龄、FIGO临床分期、术中切除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类型等)，卡钳值设为倾向评分标准差的0.1倍。PSM后，使用Kaplan-Meier法绘制2组患者PFS曲线，通过Log-rank检验，比较2组患者PFS期。根据PSM后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年龄(≥60岁与<60岁)等不同临床指标，进一步将研究组与对照组患儿分为不同亚组，并采用单因素Cox回归亚组分析方法，探讨不同亚组患者接受HIPEC的疗效。同时，单独对研究组与对照组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重新进行PSM后，评估HIPEC是否改善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的PFS期。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①经PSM后，共计158例患者(研究组与对照组各为79例)被纳入分析。PSM后，2组患者年龄、术中切除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类型、FIGO临床分期等临床资料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PSM后，中位随访时间为19.2个月(0.2~41.8个月)的随访结果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分别有6例(7.6%)、10例(12.7%)患者出现疾病进展。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PSM后2组患者PFS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11，P＝0.291)。单因素Cox回归亚组分析结果显示，PSM后研究组与对照组不同临床特征亚组患者的疾病进展比例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经重新PSM分析后，进一步分析62例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接受HIPEC的疗效(研究组、对照组各为31例)，中位随访时间为16.2个月(0.6~39.8个月)的随访结果显示，研究组3例(9.7%)、对照组8例(25.8%)出现疾病进展，但是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PSM后研究组与对照组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PFS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77，P＝0.096)。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FIGO临床分期为Ⅰ~Ⅱ期的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患者，尚无证据证实其可从术后HIPEC中获益。对于FIGO临床分期为Ⅰ~Ⅱ期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术后HIPEC则呈现潜在获益，但是获益率无有统计学意义，未来需更大样本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进一步研究、验证。

探讨特殊类型宫颈腺癌患者的临床与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治疗反应及预后影响因素。

选择2019—2024年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及川北医学院附属遂宁市中心医院5家医院收治的79例特殊类型宫颈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治疗策略及预后情况。基于多中心临床数据，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特殊类型宫颈腺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伦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并获得该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批号：2025年伦审(350)号]。与所有患者签订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①临床特征：本研究79例患者的中位发病年龄为53岁(31~78岁)；首发症状以阴道异常出血(43例，54.4%)和阴道分泌物异常增多(17例，21.5%)最为常见。②病理学特征：本研究79例患者涉及12种病理学亚型，其中胃型腺癌(GAS)(18例，22.8%)与浸润性复层产黏液型腺癌(iSMC)(11例，13.9%)及腺鳞癌(11例，13.9%)较为多见。根据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2018版)宫颈癌分期标准，Ⅰ期患者为51例(64.6%)，Ⅱ期为15例(19.0%)，Ⅲ期为12例(15.2%)，Ⅳ期仅为1例(1.3%)。术前检查结果显示，其中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率为68.8%(44/64)，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结果异常占62.3%(33/53)，肿瘤标志物异常占46.4%(26/56)。③免疫表型：79例患者的免疫表型较为复杂，各类亚型间存在显著差异，如17例GAS患者中，以黏蛋白6(MUC6)(11例)、黏蛋白5AC(MUC5AC)(9例)呈阳性为主，P16呈阳性仅为5例，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呈阴性为15例；11例iSMC患者中，则呈现P16弥漫强阳性(11例)及癌胚抗原(CEA)高表达(9例)；11例腺鳞癌患者中，10例进行免疫组化的结果显示，P16、CEA呈阳性均为8例。④治疗反应：76例(96.2%)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患者中，21例仅进行手术治疗，其余患者仅联合术前诱导化疗(2例)，术后辅助化疗(18例)或术后辅助放、化疗(35例)；8例高危患者术后同时接受免疫治疗，6例接受靶向药物治疗；3例患者因FIGO临床分期较晚，或个人意愿未进行手术，仅接受同步放、化疗或单纯化疗。随访结果显示，至末次随访时，12例(15.2%)复发，4例(5.1%)死亡，1年无病生存(DFS)率为88.2%。⑤预后影响因素：单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IGO临床分期、病理学亚型、临床首发症状及治疗方式，可能为特殊类型宫颈腺癌患者死亡风险的影响因素(P<0.05)。将这4项因素及患者发病年龄纳入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FIGO临床分期为Ⅲ~Ⅳ期(HR＝25.965，95%CI：2.260~298.000，P＝0.009)，病理学亚型为混合性腺癌-神经内分泌癌(MiNEN)(HR＝2 033.598，95%CI：22.100~1.870×10⁵，P＝0.001)与子宫内膜样腺癌(EAC)(HR＝493.705，95%CI：17.300~1.410×10⁴，P<0.001)及印戒细胞腺癌(SRCC)(HR＝373.255，95%CI：2.010~6.930×10⁴，P＝0.026)，均为导致本研究特殊类型宫颈腺癌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特殊类型宫颈腺癌具有高度异质性，其发病率较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常导致诊断困难。本研究通过多中心数据分析证实，病理学亚型、FIGO临床分期可作为评估此类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

探讨子宫内膜息肉(EP)患者外周血环状RNA(circRNA)ATRNL1与卵泡抑素(FST)表达水平及其对宫腔镜下EP电切术后(本研究将其简称为术后)6个月内复发的预测价值。

选择2024年1至4月于丹阳市人民医院接受宫腔镜下电切术治疗的85例EP患者为研究对象，术后均对其随访6个月。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根据患者术后6个月内EP是否复发，将其分为复发组(n＝12)和未复发组(n＝73)。采用t检验及χ²检验，对2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血清circATRNL1及FST水平进行组间比较，并对术前与术后6个月血清促卵泡激素(FSH)、雌二醇及黄体生成素(LH)水平，子宫内膜组织转化生长因子(TGF)-β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相对表达量，以及子宫内膜厚度进行组间及组内比较。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影响EP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血清circATRNL1、FST水平单独及二者联合，对EP患者术后EP复发的预测价值。本研究经丹阳市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文号：20250430)。所有患者对诊治知情同意。

①复发组EP患者血清circATRNL1及FST水平，均高于未复发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组间比较结果显示，术后6个月，复发组EP患者血清FSH、雌二醇及LH水平，子宫内膜组织TGF-β相对表达量，以及子宫内膜厚度，均高于未复发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内比较结果显示，对于复发组或未复发组，均显示术后6个月上述5项指标水平及子宫内膜组织VEGF相对表达量，均低于术前，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EP患者血清circATRNL1水平升高(OR＝4.080，95%CI：1.745~9.539，P＝0.005)，血清FST水平升高(OR＝4.536，95%CI：1.939~10.605，P＝0.004)，血清FSH水平升高(OR＝4.563，95%CI：1.952~10.669，P＝0.006)，血清雌二醇水平升高(OR＝5.028，95%CI：2.150~11.756，P＝0.006)，血清LH水平升高(OR＝4.604，95%CI：1.969~10.765，P＝0.003)，子宫内膜组织TGF-β相对表达量增高(OR＝4.865，95%CI：2.081~11.374，P＝0.002)，子宫内膜厚度增加(OR＝4.914，95%CI：2.101~11.488，P＝0.007)，均为影响EP患者宫腔镜下电切术后6个月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④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circATRNL1、FST水平单独及二者联合，对于预测EP患者宫腔镜下电切术后6个月内复发的敏感度分别为75.0%、72.2%、75.0%，特异度分别为76.7%、64.4%、84.9%，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19(95%CI：0.738~0.899)，0.724(95%CI：0.615~0.833)，0.842(95%CI：0.759~0.925)。

外周血circATRNL1和FST水平异常升高，与EP发展有关，对EP患者宫腔镜下电切术后6个月内复发具有一定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