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患病率逐年增高，其病因复杂，功能损害严重，如不及时识别和干预，可能引起成年后慢性精神健康问题，为医疗公共卫生事业带来巨大挑战。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病因可能与复杂的生物心理社会因素有关，但由于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与成年人抑郁障碍相比具有一些其特有的病因。该文将聚焦于儿童青少年这一年龄段的抑郁障碍的多因素病因进行综述，从而为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早期筛查与精准预防提供依据，并指导年龄特异性的干预与治疗策略。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期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及冲动，其患病率估计约为8.0%并常持续至成年。传统机制主要聚焦于脑内多巴胺与去甲肾上腺素通路异常，而日益增多的研究将视角扩展至微生物-肠-脑轴（MGBA），揭示肠道微生物群通过神经、内分泌及免疫通路参与ADHD的发生与发展。本文综述了近期关于ADHD患儿肠道菌群特征、MGBA通路及干预研究的最新进展，旨在为肠–脑轴在ADHD研究中的机制解析与精准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抑郁症作为全球范围内致残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临床治疗长期面临着治疗药物应答率低和副作用显著等关键难题。在此背景下，重复性经颅磁刺激（rTMS）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技术，其核心原理是通过电磁脉冲调控大脑皮层神经元活动，避免了药物代谢带来的全身性影响从而在抑郁症治疗领域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虽然现有研究系统评估了不同刺激参数的治疗方案，但是目前临床应用仍面临着机制解释不足、神经可塑性改变分子通路不明确等困境。外泌体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细胞间信息传递的信使，近年来多项研究均证实了其携带的特异性miRNA谱与突触重塑过程存在高度显著的关联，这种天然的信息传递系统可能为解释rTMS诱导的持续性神经改变提供帮助。本文通过综述rTMS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进展与外泌体在疾病中的作用，进而探讨二者相互作用的潜在机制，以期为抑郁症的治疗提供新的视角。

青少年抑郁障碍（MDD）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严重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传统治疗方法如药物和心理治疗虽具有一定疗效，但存在起效慢、依从性差及副作用等局限。近年来，作为一种新兴的非侵入性神经调控技术，经颅交流电刺激（tACS）在成人抑郁障碍中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综述了tACS在青少年抑郁障碍中的潜在干预应用，重点探讨其临床证据、参数机制，并结合成人研究的经验与成果，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以期为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干预提供新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慢性炎症性肠道疾病，发病部位主要局限于结直肠的黏膜和黏膜下层，多表现为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发作与缓解交替，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与环境、遗传、肠道微生物以及免疫等多种因素有关。色氨酸作为人体的必需氨基酸，其分解代谢主要通过犬尿氨酸、吲哚和5-羟色胺3条途径进行。色氨酸的多种代谢产物可调节肠道屏障功能、免疫应答、炎症反应以及肠道菌群等，进而影响UC疾病进程。探索色氨酸代谢紊乱与UC的相关性，有望开发UC新型辅助治疗方法。本文对色氨酸代谢的3条途径、色氨酸代谢紊乱与UC的病理机制、基于色氨酸代谢的UC治疗策略相关进展进行综述。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多病因引发的严重急性弥漫性炎症性肺损伤，以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破坏、肺水肿及低氧血症为特征，重症患者病死率高达35%～50%。当前治疗主要依赖机械通气与药物支持，但对肺泡-毛细血管屏障不可逆损伤尚缺乏特异性疗法，亟需探索新策略。细胞治疗凭借多重靶向作用已成为ARDS研究焦点。免疫调节：间充质干细胞（MSCs）和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等通过分泌抗炎因子，如前列腺素E2（PGE2）、白细胞介素（IL）-10抑制核转录因子-κB（NF-κB）通路，降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6等促炎因子水平，并调节免疫细胞平衡，减轻过度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MSCs及外泌体通过激活Nrf2-ARE通路恢复线粒体功能，减少活性氧生成，缓解氧化损伤；组织修复：MSCs通过Wnt/β-catenin通路促进肺泡与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内皮祖细胞归巢修复血管内皮，降低通透性；抗纤维化与抗凋亡：MSCs分泌肝细胞生长因子抑制TGF-β/Smad通路，减少肌成纤维细胞活化，外泌体传递miRNAs抑制肺泡上皮细胞焦亡，延缓纤维化进程。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ARDS的临床研究证实，MSCs、外泌体及调节性T细胞可有效调控炎症、改善氧合；脐带血及免疫-基质调节细胞等联合标准治疗亦展现协同潜力。但细胞治疗仍面临多重挑战：疗效异质性：受细胞来源、剂量、输注时机及患者基线病情影响，长期预后数据有限；安全风险：需警惕微栓塞、iPSCs致瘤性及免疫原性问题；技术瓶颈：细胞扩增、冻存及质控标准尚未统一，核心机制仍待阐明。本文系统综述了ARDS发病机制及细胞治疗的基础及临床研究进展，旨在为其治疗提供新思路。

分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患者发生免疫重建不全的危险因素，构建并验证可视化列线图预测模型。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就诊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302例HIV/AIDS初治患者在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启动前的临床资料，根据启动ART后连续4年CD4⁺ T淋巴细胞计数分为免疫学应答组（IRs组）（202例）和免疫重建不全组（INRs组）（100例）；所有参与者按7∶3比例随机分配至训练集（212例）和验证集（90例）。采用随机森林、Lasso回归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预测因子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比较训练集和验证集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评估模型的性能。

212例训练集中免疫重建不全HIV/AIDS患者72例，发生率为33.96%；90例验证集中免疫重建不全HIV/AIDS患者28例，发生率为31.11%。训练集中，INRs组患者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白细胞（WBC）、血小板（PLT）和血红蛋白（Hb）水平显著低于IRs组（P均＜0.05）；INRs组乙型肝炎病毒（HBV）合并感染者占比、ART启动年龄、基线HIV载量、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均显著高于IRs组（P均＜0.05）；两组感染途径、WHO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两组患者性别、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ART方案、身体质量指数（BMI）、ART启动延迟、血肌酐（SCr）、甘油三酯（TG）和胆固醇（T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随机森林筛选的免疫重建不全预测因子为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WBC；Lasso回归筛选的免疫重建不全预测因子为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HBV合并感染。整合上述因子（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WBC和HBV合并感染）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OR=0.986、95%CI：0.982～0.990、P＜0.001）为HIV/AIDS患者发生免疫重建不全的保护因素，而ART启动年龄大（OR=1.035、95%CI：1.009～1.061、P=0.008）和HBV合并感染（OR=8.326、95%CI：1.836～37.765、P=0.006）则均为HIV/AIDS患者发生免疫重建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3个预测因子（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HBV合并感染）构建免疫重建不全风险预测模型，训练集和验证集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82和0.825，训练集与验证集校准曲线的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0.038和0.030，Brier评分分别为0.135和0.154，临床决策曲线（DCA）分析表明，预测模型在10%～70%阈值概率范围内，于训练集及验证集中均具临床实用价值。

以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启动年龄和HBV合并感染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预测HIV/AIDS患者免疫重建不全方面具有较高性能，有助于临床风险评估及决策。

分析结核分枝杆菌（MTB）/利福平耐药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Xpert MTB/RIF）与靶向宏基因组测序（tNGS）在检测MTB中的一致性，并分析一致性差异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分析2023年10月至2025年5月六安市人民医院收治的95例疑似结核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对Xpert MTB/RIF和tNGS所检出MTB进行一致性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两种检测方法辅助诊断结核病的效能。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Xpert MTB/RIF和tNGS检测结果一致性的影响因素。采用聚类分析根据不同尿酸（UA）水平将入组患者分为高风险组（35例）和低风险组（60例），比较两组患者Xpert MTB/RIF和tNGS检测MTB一致性影响因素分布特征的差异。

根据最终临床诊断标准，入组结核病患者55例，非结核病患者40例。ROC曲线分析显示，Xpert MTB/RIF和tNGS辅助诊断结核病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值分别为0.931（0.834～0.983）和0.941（0.884～0.975）。Xpert MTB/RIF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91%和90.00%，tNGS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91%和92.50%。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4岁（OR=1.154、95%CI：1.059～1.226、P=0.019）、疾病类型为非结核病（OR=6.836、95%CI：1.813～25.776、P=0.005）、标本类型为痰液（OR=7.215、95%CI：5.264～8.965、P=0.005）和UA≥435.52 µmol/L（OR=5.643、95%CI：2.565～8.643、P=0.005）均为影响Xpert MTB/RIF与tNGS诊断一致性的独立危险因素。两种检测方法对结核病诊断一致性高于非结核病患者，肺泡灌洗液标本诊断一致性高于痰液标本。高风险组中“危险因素较少型分布”的占比显著低于低风险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10.887、P=0.023）。

Xpert MTB/RIF与tNGS在MTB检测中具有较好一致性，受患者年龄、疾病类型、标本类型和尿酸水平影响。

探讨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不同年龄段儿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临床特征及核酸转阴时间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28日至2023年6月2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155例感染SARS-CoV-2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免疫系统发育差异及流行病学特点，将其分为＜7岁组（24例）、7～12岁组（36例）和＞12岁组（95例），比较3组患儿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指标和疫苗接种分布差异，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秩和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筛选影响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的相关因素，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明确其独立影响因素。

＜7岁组患儿临床分型为普通型者比例均高于7～12岁组（20.83% vs. 0.00%：P=0.008）和＞12岁组（20.83% vs. 2.11%：P=0.0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7岁组患儿住院时间[9.00（8.00，14.00）d]和核酸转阴时间[7.00（6.25，7.00）d]均短于7～12岁组[ 14.00（9.25，15.75）d，9.00（6.00，12.00）d]和＞12岁组[13.00（10.00，15.00）d，10.00（8.00，12.00）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7岁组患儿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苗接种针次分布[0针：62.50%（15/24），1针：12.50%（3/24），2针：25.00%（6/24），3针：0.00%（0/24）]与7～12岁组[0针：5.56%（2/36），1针：11.11%（4/36），2针：77.78%（28/36），3针：5.56%（2/36）]和＞12岁组相比[0针：4.21%（4/95），1针：3.16%（3/95），2针：90.53%（86/95），3针：2.11%（2/9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5.810、P＜0.001，Z=－7.251、P＜0.001）。＜7岁组患儿鼻塞流涕发生率[（39.13%（9/23）]高于＞12岁组[14.12%（12/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12岁组患儿咽部不适发生率[57.65%（49/85）]高于＜7岁组[21.74%（5/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336、P=0.002）。＜7岁组、7～12岁组和＞12岁组患儿抽搐、呕吐腹泻发生率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029、P=0.026，χ²=6.614、P=0.027），但经Bonferroni校正P值行组间两两比较均未发现任何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67）。＞12岁组患儿白细胞介素（IL）6水平升高者占比[47.37%（45/95）]低于＜7岁组[75.00%（18/24）]和7～12岁组[72.22%（26/3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872、P=0.015，χ²=6.496、P=0.011）。＞12岁组患儿乳酸脱氢酶水平[182.15（161.00，215.00）U/L]、D-二聚体水平[0.25（0.18，0.49）μg/ml]和N基因Ct值[21.92（17.98，26.41）]均低于＜7岁组[275.35（215.45，320.10）U/L、0.49（0.33，0.76） μg/ml、27.59（22.53，32.60）]和7～12岁组患儿[237.35（205.57，260.15）U/L、0.36（0.25，0.87） μg/ml、27.90（21.33，34.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12岁组患儿ORF1ab基因Ct值[23.80（20.56，29.30）]低于7～12岁组患儿[30.07（22.85，36.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083、P=0.002）。7～12岁组患儿抗-SARS-CoV-2 IgG水平[3.32（1.57，8.28）S/CO]均高于＜7岁组[0.81（0.03，14.58）S/CO]和＞12岁组患儿[1.36（0.58，4.18）S/CO]，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537、P=0.034，Z=2.421、P=0.046）。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年龄（ρ=0.312、P＜0.001）、身体质量指数（ρ=0.250、P=0.002）、疫苗接种2针以上（ρ=0.326、P＜0.001）、是否有症状（ρ=0.445、P＜0.001）、发热（ρ=0.334、P＜0.001）、咽部不适（ρ=0.401、P＜0.001）、头痛头晕（ρ=0.252、P=0.002）、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ρ=0.369、P＜0.001）、IL-6（ρ=0.192、P=0.016）以及肌酐（ρ=0.323、P＜0.001）与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均呈正相关，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ρ=－0.278、P＜0.001）、乳酸脱氢酶（ρ=－0.175、P=0.029）、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ρ=－0.162、P=0.044）、D-二聚体（ρ=－0.331、P＜0.001）和抗-SARS-CoV-2 IgG（ρ=－0.278、P＜0.001）与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均呈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示模型整体显著（F=7.016，P＜0.001），该模型可以解释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的43.4%变化原因（R²=0.434）。有症状（β=0.263、95%CI：0.873～6.513、P=0.011）和咽部不适（β=0.153、95%CI：0.029～2.603、P=0.045）为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延迟的独立危险因素，抗-SARS-CoV-2 IgG水平（β=－0.209、95%CI：－0.022～0.002、P=0.022）为SARS-CoV-2核酸转阴时间缩短的独立保护因素。

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儿童感染SARS-CoV-2临床表现以轻型为主，临床特征与年龄密切相关。有症状、咽部不适患儿核酸转阴时间延长，而高水平抗-SARS-CoV-2 IgG有助于缩短核酸转阴时间，需关注不同年龄段患儿的个体化管理，强调疫苗接种及抗体监测在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评价应用分层引流技术治疗化脓性颅内感染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10月1日收治的确诊为化脓性颅内感染的82例患者术中及术后临床资料、治疗结果和随访情况。性别、原发病种类、感染细菌种类等计数资料以例数（%）描述；分层引流手术时间、感染控制时间等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₂₅，P₇₅）]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入组82例患者住院时间均超过30 d，均表现出多重耐药（MDR）菌感染特征并接受分层引流技术治疗化脓性颅内感染。患者术前脓液或脑脊液培养结果均为阳性，其中革兰阴性杆菌感染78例（95.1%），革兰阳性球菌感染11例（13.4%）。患者全身引流管数量均2根以上，最多可达6根。患者脑室系统积脓发生率为56.1%（46/82），其中侧脑室颞角引流者38例（46.3%），四脑室引流者12例（14.6%），腰大池引流者19例（23.2%）。入组患者30 d感染控制率为91.5%（75/82），感染控制时间为[15（10，21）]d。随访6个月，死亡患者4例（4.9%），新发感染者1例（1.2%）；行脑室-腹腔分流者57例（69.5%）。

本研究通过硬膜下、脑室及皮下多导管联合分层引流技术，结合动态脑脊液压力调节机制，验证了分层引流技术在有效控制跨解剖层次感染以及改善脑脊液循环障碍方面的显著效果，为化脓性颅内感染的治疗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策略。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重症烧伤患者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风险的预测模型并进行验证。

收集2017年5月至2024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收治的675例重症烧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MDRO感染，将患者分为非MDRO感染组（535例）与MDRO感染组（140例）。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筛选发生MDRO感染的变量因素。将入选样本量按照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473例）与验证集（202例），分别构建极限梯度提升树（XGBoost）、Logistic回归、支持向量机（SVM）、K近邻（KNN）和高斯朴素贝叶斯分类（GNB）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决策曲线分析（DCA）和校准曲线评估各模型的性能。使用Shapley加法解释（SHAP）分析每个变量对预测模型的影响。

675例患者中发生MDRO感染者140例，发生率为20.74%（140/675）。非MDRO感染组与MDRO感染组患者烧伤深度（χ²=32.244、P＜0.001）、烧伤面积（χ²=9.438、P=0.002）、低蛋白血症（χ²=4.713、P=0.030）、入重症监护室（ICU）前使用抗菌药物（χ²=11.073、P=0.001）、机械通气（χ²=4.125、P=0.042）、抗菌药物使用≥3种（χ²=22.031、P＜0.001）、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χ²=10.377、P=0.001）、留置导尿管（χ²=13.519、P＜0.001）、深静脉置管（χ²=11.743、P＜0.001）、住ICU时间（Z=21.359、P＜0.001）与住院时间（Z=11.271、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基于LASSO回归筛选MDRO感染的变量因素构建5种预测模型，其中GNB模型综合表现最好，训练集AUC为0.877（95%CI：0.837～0.917），验证集AUC为0.872（95%CI：0.809～0.934），校准曲线显示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结果最相近，DCA曲线显示，风险概率值为0.10～1.00时，临床净收益高。SHAP分析显示，按影响重症烧伤患者发生MDRO感染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分别为住ICU时间、住院时间、烧伤深度、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留置导尿管、深静脉置管以及入ICU前使用抗菌药物。

以烧伤深度、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留置导尿管、深静脉置管、入ICU前使用抗菌药物、住ICU时间、住院时间构建的GNB模型为重症烧伤患者发生MDRO感染的最佳预测模型，对医护人员制定有效防控策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分析化疗后肺癌合并肺结核患者的临床特征，并探讨其不良结局的影响因素。

回顾性收集2017年5月至2025年7月湘潭市中心医院收治的58例化疗后发生肺结核的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18例患者接受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方案（ICIs组），其余40例患者纳入非ICIs组；根据患者治疗结局分为不良结局组（27例）和良好结局组（31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化疗后发生肺结核的肺癌患者不良治疗结局（非结核性死亡、结核性死亡、治疗失败或失访）的影响因素。

ICIs组患者ALC显著低于非ICIs组患者[0.76（0.62，1.05）×10⁹/L vs. 1.18（0.95，1.52）×10⁹/L：U=168.4、P=0.004]，而NLR[4.7（3.2，6.5）vs. 2.8（2.0，3.5）：U=105.5、P＜0.001]和C-反应蛋白水平[32.5（21.0，54.8） mg/L vs. 13.5（8.2，21.5） mg/L：U=97.6、P=0.001]显著高于非ICIs组患者；此外，ICIs组患者中陈旧性肺结核占比（33.3% vs. 17.5%：χ²=5.010、P=0.028）、痰抗酸染色阳性率（77.8% vs. 47.5%：χ²=5.660、P=0.017）、痰Mtb DNA阳性率（88.9% vs. 55.0%：χ²=5.100、P=0.024）均显著高于非ICIs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ICIs治疗（aOR=8.85、95%CI：2.41～32.52、P=0.001）和陈旧性肺结核（aOR=4.14、95%CI：1.38～12.42、P=0.011）为肺癌合并肺结核发生不良结局的影响因素。虽然弥散粟粒影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OR=7.76、P=0.023），但因其95%CI宽泛（1.32～45.65）且事件数少（n=5），未将其确定为稳定的独立危险因素。

ICIs治疗是肺癌合并肺结核患者不良结局的最强独立风险因素，陈旧性肺结核史显著增加4倍风险。对出现胸部弥散粟粒影者需警惕重症结核，但其独立预测价值需行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