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重症患者的血糖监测是血糖精益化管理中的重要一环。连续葡萄糖监测（CGM）可改善血糖达标时间、减少低血糖事件，在糖尿病患者中已广泛应用。其连续密集的葡萄糖监测数据、多种可分析的血糖动态指标、创伤小、降低医护人员工作量等优点，越来越受到ICU从业人员的关注。但由于重症患者的病情危重、病理生理变化迅速，CGM是否适用于重症患者尚存争议。本文就近年来针对重症患者CGM的准确性、是否可改善血糖控制质量以及临床预后等方面的进展做出阐述。

随着重症医学诊疗技术的不断提升，危重症患者早期病死率大幅度降低，但部分存活患者仍存在持续性多器官功能障碍，需长期滞留于ICU，临床中将其定义为慢性危重症（CCI）。此类患者常伴有显著的分解代谢亢进，严重影响其预后和生存质量。本文系统综述CCI的定义、流行病学、分解代谢的发生机制，包括持续炎症反应、神经内分泌失调等对骨骼肌等组织代谢的影响。同时，梳理CCI患者分解代谢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及营养支持的关键作用，涵盖肠内营养、膳食或营养添加及合成代谢药物等的应用效果和适宜策略。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总结，旨在为临床中更有效地实施针对CCI分解代谢的营养支持治疗提供参考，以改善患者结局，推动CCI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脓毒症休克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尽管研究不断深入，但其发病率和病死率依旧居高不下。亚甲蓝作为非儿茶酚胺类缩血管药物，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其可以提高患者平均动脉压，减少儿茶酚胺类缩血管药物使用剂量，降低脓毒症休克患者的病死率，然而结论并未统一。本文就亚甲蓝在脓毒症休克中的治疗作用展开综述。

脓毒症可导致心房颤动的发生，合并心房颤动后，脓毒症患者住院时间延长，住院死亡风险增加。与无心房颤动的脓毒症患者相比，脓毒症所致的心房颤动可以使患者的住院卒中风险增加近3倍。在临床上，对于是否应对脓毒症合并心房颤动患者实施抗凝治疗存在分歧：一方面，有观点认为抗凝治疗能够降低缺血性卒中的发生率；另一方面，亦有观点指出，脓毒症合并心房颤动时给予抗凝治疗会增加出血风险。鉴于此，本文综合国内外现有文献资料，探讨脓毒症期间合并心房颤动，特别是新发心房颤动，是否应启动抗凝治疗的问题，以期增进临床医师对脓毒症合并心房颤动后抗凝模式的深入理解，为更好地平衡抗凝治疗的潜在益处及其可能带来的出血风险提供参考。

骆驼乳清蛋白（CWP）是骆驼奶在加工过程中分离出来的蛋白质部分，在骆驼奶中的含量较高，是骆驼奶营养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蛋白质含量高，且易于被人体消化吸收，并以其纯度高、吸收率高、氨基酸组成最合理等诸多优势被推为“蛋白之王”，是公认的人体优质蛋白质补充剂之一。同时，已有相关研究发现其具有抗炎抑菌、抗病毒、抗氧化、免疫调节等多种生物活性功能，且致敏性低，这些生物活性功能在医学上表现出一定的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潜力。本文根据现有研究，综述CWP的生物学活性功能对促进人体健康和疾病康复等临床应用价值，旨在为脓毒症的辅助治疗提供新方案，并为其在临床中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人工智能（AI）技术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新质生产力，为优化重症护理流程、提升患者安全和护理质量提供了创新路径，同时也推动了重症护理科学化和精细化发展。本文对AI在重症护理中的应用进行综述，分析目前存在的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为今后AI技术在重症护理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CIRI)是一种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指大脑在短暂缺血状态后，恢复血流灌注引起更加严重的脑组织损伤及相关功能障碍的过程。研究表明红花可缓解缺血再灌注造成的损伤，具有调节血液状态、扩张血管、改善缺氧、抗自由基损伤、抗炎、调节神经元自噬等作用，但其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本文聚焦于红花对CIRI的保护作用及其分子机制，通过综合分析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发现红花活性成分能通过多种途径减轻CIRI，旨在为中医药防治CIRI的分子机制研究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目前，2型糖尿病(T2DM)患病率持续攀升，其多系统并发症的防治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挑战。除糖脂代谢异常等传统危险因素外，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失调所导致的皮质醇分泌水平异常及其昼夜节律紊乱，在T2DM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笔者系统梳理了皮质醇水平异常与节律紊乱对T2DM发病风险的临床证据，归纳了T2DM患者皮质醇水平及节律的典型改变特征，并重点阐述了二者与T2DM相关心脑血管病变、微血管病变，以及骨骼肌肉系统病变之间的关联，以期为深入揭示其机制，并探索将皮质醇水平及节律作为双重评估靶点的防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探讨胸腔镜术后切口缝合及引流管固定方式改进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纳入2025年1月至2026年1月因肺部或纵隔疾病行胸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210例，根据切口缝合及引流管固定方式的不同分为组1、组2、组3。组1（70例）接受双层倒刺线分层缝合结合同切口内深层组织缝合线结下固定置管（方式1）；组2（70例）接受双层倒刺线分层缝合结合独立于切口外的Trocar孔道固定置管（方式2）；组3（70例）接受传统间断缝合结合同切口皮肤层固定置管（方式3）。分析比较三组患者的切口愈合时间、术后总引流量、术后前3天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术后1个月瘢痕评分[温哥华疤痕量表（VSS）与观察者瘢痕评估量表（OSAS）]及术后切口并发症发生率。

共185例患者纳入研究，组1（58例），组2（62例），组3（65例）。组1、组2的瘢痕评分（OSAS、VSS）及线结反应、切口早期感染、皮下气肿、切口愈合不良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均低于组3（P<0.05）。在切口渗液发生率或切口愈合天数上，组2<组1<组3（P<0.05）。对于第1、2天VAS疼痛评分，组1<组3<组2（P<0.05）。三组之间在第3天VAS疼痛评分（P>0.05）、术后总引流量（P>0.05）及脂肪液化（P>0.05）、脱管（P>0.05）等并发症发生率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

方式1及方式2相比于传统缝合固定方式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降低了相关切口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了瘢痕的过度增生，促进了切口的一期愈合，其中方式2尤其在减少切口渗液发生率、加速切口愈合时间方面更具优势，但是在术后患者的疼痛控制方面较差，仍需进一步探索改善。综上所述，本研究所提出的前两种缝合固定方式在特定环境下的临床实际中是有效可行并值得应用的。

总结分析胸廓畸形手术失败病例的病因、临床特点以及再次手术的方法与技术要点。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5年12月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胸壁外科收治的因院外胸廓畸形手术失败后而前来接受再次手术的病例资料，包括患者一般信息、畸形特征、影像学结果、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对上述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纳入患者312例，男258例，女54例，年龄3~49（19.98±9.83）岁。原发病为漏斗胸270例，鸡胸18例，复合畸形9例，类型不详15例。分别以Wang手术、Wung手术、Wenlin手术、Wang+Wung手术、Wang+Wenlin手术、Wung+Wenlin手术以及综合手术对患者实施再次手术。总手术时间55~285（134.21±52.04）min，术中出血量2~500（74.63±114.48）mL，术后住院时间4~60（10.54±6.78）天。随访时间最长93个月，其中126例已拆除钢板，拆除钢板后的患者随访暂未见明显畸形复发。

胸廓畸形手术一旦失败，再次手术风险高，难度大，需要采用特殊方法才能实施再次手术矫正。

探讨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患者在接受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期间骨骼肌指数（SMI）及皮下脂肪指数（SAI）变化与新辅助治疗疗效、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及围手术期结局之间的关系。

回顾性纳入2020年1月至2025年1月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及附属第四医院接受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并行根治性手术的局部进展期ESCC患者109例。基于第三腰椎（L3）水平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T）图像测量新辅助治疗前后SMI和SAI，并计算其变化百分比（ΔSMI%、ΔSAI%）。根据SMI和SAI变化将患者分组，比较不同分组患者的新辅助治疗影像学疗效、病理肿瘤退缩分级（TRG）、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及围手术期结局的差异。

不同ΔSMI%和ΔSAI%分组患者在基线临床特征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SMI和SAI的变化与影像学疗效及TRG分级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性。SMI下降组患者白细胞计数下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及严重程度显著高于其余两组。在围手术期结局方面，SMI下降组术后住院时间显著延长，胸腔积液及肺炎发生率明显升高，而总体并发症发生率虽呈升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AI变化与围手术期相关指标及并发症发生率之间未见显著相关性。

在局部进展期ESCC患者中，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期间SMI的动态变化与围手术期的恢复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密切相关，而与影像学疗效及病理缓解程度的相关性有限。相比之下，SAI变化对围手术期结局的预测价值相对有限。动态监测新辅助治疗期间骨骼肌变化，有助于术前风险评估及围手术期管理的优化。

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决策树以及神经网络，分别建立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肺部感染预测模型，并比较三个模型性能。

选取2022年10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在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句容市人民医院、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行胸腔镜下肺部切除术的肺癌住院患者，收集患者基本信息、体征检查、既往病史、肺功能指数、手术情况、肿瘤情况等。根据是否发生肺部感染将患者分为肺部感染组和非肺部感染组，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差异。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决策树和神经网络，构建预测模型，并比较三种模型的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

共计1 262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230例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8.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年龄（≥60岁）、性别、吸烟史、慢性肺部疾病史、住院时间（≥10天）为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决策树模型得到4个解释变量，即年龄（≥60岁）、血清白蛋白水平（<35 g/L）、住院时间（≥10天）、吸烟史，神经网络模型提示前五位危险因素为年龄（≥60岁）、血清白蛋白水平（<35 g/L）、慢性肺部疾病史、住院时间（≥10天）、吸烟史。以上三种模型的准确度分别为84.9%、81.5%、86.7%，灵敏度分别为77.2%、73.2%、75.4%，特异度分别为80.3%、76.8%、82.7%，约登指数分别为0.575、0.520、0.581，AUC分别为0.831、0.796、0.857（P<0.05）。

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及决策树模型相比，神经网络模型对肺癌患者胸腔镜术后肺部感染的预测性能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