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前列腺增生（BPH）和心血管疾病（CVD）是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病，其患病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上升。BPH通常表现为下尿路症状（LUTS），大多数患者在接受积极的外科手术干预后LUTS会显著改善。然而术后随访显示，合并CVD危险因素的BPH患者术后LUTS的改善状况不容乐观。本文通过阐述CVD各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在BPH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探讨合并CVD危险因素的BPH相关LUTS的研究现状，以期通过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为合并CVD危险因素的BPH患者LUTS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在机器人辅助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勃起功能障碍和尿失禁仍是前列腺癌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保留神经血管束（NVBs）被认为是促进功能恢复至关重要的手术步骤，该技术随着对前列腺解剖结构的深入研究和机器人平台的持续发展而不断进步。然而在NVBs分离过程中，冷处理与热处理技术的优劣迄今仍存争议，相关循证研究近年来持续深入并取得显著进展。本文将对保留神经的机器人辅助前列腺癌根治术中分离NVBs时冷热处理技术及其对功能预后的影响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

肾上腺肿瘤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内分泌系统疾病，其临床亚型间预后差异显著，因此精准诊疗至关重要。为提升诊疗精度、优化预后评估、推进个性化医疗，人工智能（AI）在肾上腺肿瘤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本文系统总结了近年来AI在肾上腺肿瘤精准诊断、治疗策略制定和预后预测等方面的应用，并探讨其优势与局限。AI可有效提高肾上腺肿瘤精准诊疗水平，在诊断层面，实现亚型鉴别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达94.5%；在术中管理上，血流动力学风险预测AUC达93.7%，在预后评估中，对肿瘤转移的预测敏感性达91.7%，特异性达95.5%。此外，AI还可有效辅助手术决策与个体化药物推荐。然而，当前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单中心数据异质性高、算法可解释性不足、多模态与多组学融合不充分等。未来需通过构建标准化多中心数据库、发展可解释AI技术、强化多维度信息融合及开展大规模临床验证等措施，加快AI在肾上腺肿瘤临床中的转化，推动肾上腺肿瘤诊疗向精准化与个体化发展。

间质性膀胱炎（IC）或膀胱疼痛综合征（BPS），是一种以膀胱或盆腔疼痛、尿频、尿急为特征的慢性疾病，通常无明确感染证据，其发病机制复杂，病因尚未明确。目前临床治疗以行为干预、药物和微创手术为主，但缺乏持久疗效。近年来，富血小板血浆（PRP）作为一种再生医学疗法，通过膀胱黏膜下注射、膀胱灌注显示出显著疗效。PRP通过促进尿路上皮愈合、减轻膀胱神经性疼痛、抗菌作用，为IC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尤其适用于常规治疗无效患者，目前已有多所医院开展临床治疗。本文主要阐述PRP的主要成分、制备、作用机制以及PRP治疗IC的现状。

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PCNL）是治疗大体积肾结石（>2 cm）的主要方法，穿刺定位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本文梳理了PCNL穿刺定位技术的研究进展，旨在为提升PCNL手术技能提供策略。

系统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等数据库相关文献，综合分析传统（X线、超声、CT引导）及新型（增强现实、电磁跟踪、机器人辅助、三维可视化）定位技术的原理、优势、局限性及临床应用价值。

以机器人辅助、增强现实、CT-超声融合、电磁跟踪等为代表的新型影像引导技术，在提高定位准确性、降低手术难度、缩短学习曲线和减少辐射暴露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

立体成像技术、辐射剂量控制、图像质量优化及多模态图像融合是PCNL穿刺定位技术发展的关键方向。人工智能与医学影像技术的融合，有望进一步缩短学习曲线、降低手术难度，对PCNL技术的普及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联合体重指数（TyG-BMI）与腰高比（WHtR）在超重及肥胖人群中诊断内脏脂肪面积（VFA）的效能，并探讨其性别差异，为临床筛查中心性肥胖及代谢风险提供简易、精准的评估工具。

纳入117名超重及肥胖患者，以VFA的四分位数（113.60 cm²、146.30 cm²、190.10 cm²）为分组界值，分为S1至S4四组。收集人体测量学、血清学及胰岛素抵抗相关复合指标，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估各指标与VFA的相关性，通过ROC曲线分析比较各指标诊断高VFA的效能，并进行性别亚组分析。采用临床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各指标的净临床获益，并计算阳性预测值（PPV）与阴性预测值（NPV）。

S4组在体重（107.07±17.40 vs 80.34±10.28）、腰围（116.31±12.13 vs 97.60±8.81）、腰高比（0.69±0.07 vs 0.59±0.05）、TyG-BMI（340.34±45.48 vs 265.30±31.29）高于S1组，血压（135.83±16.50 vs 125.27±18.74）、肝功能（24.90 vs 22.45）及脂肪肝（355.34±42.59 vs 293.20±36.42）程度等方面均高于S1组（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TyG-BMI（r=0.559）与腰高比（r=0.587）与VFA呈正相关（P<0.05）。性别亚组分析显示，TyG-BMI与腰高比在不同VFA切点下的截断值存在性别差异，男性TyG-BMI切点为298.12～315.89，女性为263.76～283.88，男性腰高比切点为0.62～0.65，女性为0.58～0.63。DCA显示，TyG-BMI的净临床获益最大，优于腰高比、腰围及BMI。以VFA≥100 cm²为金标准，TyG-BMI>298.64时PPV达97.7%，高于腰高比>0.62（94.5%）、腰围>103.7 cm（93.8%）及BMI>31.11（94.8%）；但四项指标的NPV均偏低（24.7%～37.5%），提示排除能力有限。

TyG-BMI与WHtR可以作为超重及肥胖人群VFA的评估指标，但存在性别差异，当TyG-BMI>282.73（男性>298.12）及当WHtR>0.58（男性0.62）时，可作为内脏脂肪异常蓄积的早期预警指标，初步提示个体可能存在显著的内脏脂肪堆积，值得进一步进行VFA的检查及动态观察。TyG-BMI在筛查内脏型肥胖中具有最优的临床净获益和确诊效能，可作为高危人群的便捷筛查工具，但阴性结果时需联合其他指标进一步评估。

探讨体重指数（BMI）、体重调整腰围指数（WWI）、身体圆度指数（BRI）和相对脂肪质量指数（RFM）与糖尿病足溃疡（DFU）及全因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为糖尿病患者风险分层提供依据。

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1999～2004年数据，纳入年龄≥35岁的糖尿病患者1 487例。采用加权Logistic回归分析BMI、WWI、BRI和RFM与DFU及DFU前期状态的关联，采用ROC曲线和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各指标对DFU的判别能力及其非线性关系；通过链接国家死亡指数数据库，随访至2019年12月31日，并采用加权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各指标与全因死亡的关系。

共纳入1 487例糖尿病患者，其中DFU 100例（6.7%），DFU前期状态733例（49.3%）。完全调整混杂因素后，BMI、WWI、BRI和RFM均与DFU风险升高显著相关，OR值分别为1.07、1.95、1.47和1.13；而上述指标与DFU前期状态均无显著关联。4项指标对DFU均具有中等判别效能，AUC约为0.71～0.72。RCS分析显示，WWI与DFU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全因死亡分析显示，WWI、BRI和RFM与死亡风险升高显著相关，BMI相关性相对较弱，其中WWI和BRI在死亡风险分层中的表现更为突出。

多项肥胖相关人体测量指标与糖尿病患者DFU风险升高显著相关，其中WWI和BRI还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相关。简便、无创的人体测量指标有望用于识别DFU高危人群，并为早期预防和风险分层提供参考。

探讨基于ORTCC模型构建的专病管理方案在减重代谢患者围术期中的应用效果。

选取2024年7月至2024年12月在我院减重代谢外科中心接受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的80例患者为对照组（n=80）；选取2025年1月至2025年6月在我院减重代谢中心接受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的80例患者为观察组（n=80），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型，观察组采用以ORTCC模型构建的专病管理方案比较两组的术前评估完整率、术后首次下床时间达标率、在院期间恶心呕吐发生率、出院前健康行为知晓率、术后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患者的术前评估完整率、术后首次下床时间达标率、出院前健康行为知晓率、术后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在院期间恶心呕吐发生率观察组较对照组更低（P<0.05）。

以ORTCC模型构建的专病管理方案可降低减重手术后不良反应，优化减重效果，提高减重代谢术患者自我管理水平，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患者满意度较高。

探究在手术不同时机使用昂丹司琼对腹腔镜下胃袖状切除术后恶心呕吐的影响。

回顾性分析东莞市大朗医院减重代谢中心2023年1月至2025年12月择期行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110例病人的临床资料，其中有效病例93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同一手术和麻醉团队行"三孔七步法"袖状胃切除术。其中46例为麻醉诱导时给予昂丹司琼预防性止吐（G1组），另外47例为手术过程中袖胃制作时给予昂丹司琼预防性止吐（G2组）。两组患者术后均采用相同止吐、止痛及补救性止吐、止痛治疗方案，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术后不同时间阶段，术后0～6 h（T1）、术后6～12 h（T2）、术后12～18 h（T3）、术后18～24 h（T4）及术后24～48 h（T5）的PONV发生次数、PONV强度评分、补救性止吐次数、疼痛VAS评分及止痛次数。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BMI、麻醉时间等临床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两组患者PONV发生次数，在T1、T2、T3三个时间段内G2组发生次数（T1：1（1～1）、T2：2（1～3）、T3：0（0～1））较G1组（T1：2（2～3）、T2：3.5（3～4）、T3：1（0～1））PONV发生次数更少，两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对比两组患者PONV强度评分，在T1、T2时间段G2组（T1：2（1～3）、T2：3（2～4））在强度评分中位数、百分位数值均较G1组（T1：3（3～4）、T2：4（3～5））有下降，两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术后疼痛情况对比，在T1、T2、T4时间段，G2组疼痛评分中位数值、百分位数值较G1组均有下降，两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术中预防性使用昂丹司琼相较麻醉诱导时使用，可以更有效降低肥胖患者腹腔镜下胃袖状切除术后早期PONV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减轻术后疼痛的程度。

2型糖尿病（T2DM）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患病率高，胰岛素抵抗（IR）是二者之间的纽带，两者共同作用导致肝细胞损伤、肝纤维化，甚至进展为肝硬化，肝纤维化进程较MAFLD明显。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yG）作为一种不依赖胰岛素、可靠、经济、简便易行的新型IR评估指标，联合体质指数（BMI）可用于T2DM中MAFLD的筛查与管理从而加强对危险因素的控制，避免疾病不可逆性进展。本文就甘油三酯葡萄糖体质量指数（TyG-BMI）与T2DM合并MAFLD患者肝纤维化的可能机制与相关性做一综述，以期为早期评估肝纤维化，早期预测及干预危险因素提供依据。

袖状胃切除术是治疗重度肥胖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术后远期体重恢复，严重影响了该技术的临床获益。体重恢复不是由单个原因导致，而是在能量负平衡状态下的多种系统的协同性防御结果。本文首先对袖状胃切除术后体重恢复的流行病学和定义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详细介绍了袖状胃切除后体重恢复背后的生物学机制：脂肪细胞、免疫细胞的"代谢记忆"，构成了组织层面的易感基础；肠道菌群—肠—脑轴的重塑参与能量吸收以及食欲中枢的再编程；瘦体重丢失及其带来的代谢适应，从能耗和食欲两个方面驱动体重回升；下丘脑食欲调控网络的结构和功能改变则形成了持续摄食增加的神经基础。这些机制之间互相联系并最终促使能量平衡向着正的方向偏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生活方式强化到药物干预再到内镜与修正手术"的三阶梯管理策略，并重点综述了GLP-1受体激动剂及修正手术在袖状胃切除后体重恢复中的应用证据和疗效差异。本综述意在给临床医生提供一个从机制认识到分层干预的整合框架，帮助减重外科走向长期慢病管理的模式转变。

随着全球肥胖症发病率逐年递增，减重代谢手术已成为治疗重度肥胖及代谢综合征的重要手段。术后患者容易产生焦虑、抑郁、身体形象混乱以及服药依从性差等问题从而对长远的治疗效果造成不利影响。目前临床上心理测量方法主要是以主观问卷和谈话为主，不能及时、全面、动态地监测患者情绪状态和行为变化。MER为减重代谢手术患者心理状态量化评估和依从性管理搭建了客观化、连续化、智能化的新通道。未来仍要开展多中心临床验证研究，进而评估其应用效果，同时强化模型可解释性和隐私保护方面的设计，进而推进MER跟护理信息系统深度结合，以促进精准化连续性心理护理模式良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