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探讨脓毒症相关性急性肺损伤（ALI）中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G-CSFR）对多配体蛋白聚糖4（SDC4）表达的影响及调控机制。

选取30只C57bl/6小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对照组（sham组，等量等渗NaCl溶液腹腔注射），脓毒症相关性ALI组[脂多糖（LPS）组，20 mg/kg的LPS腹腔注射]，LPS联合靶向G-CSFR的短发夹RNA腺相关病毒（shG-CSFR）干预组[LPS + shG-CSFR组，气管注射shG-CSFR后进行LPS腹腔注射]，每组10只。利用苏木素-伊红染色、免疫荧光以及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肺组织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炎症损伤及G-CSFR、SDC4的荧光表达。对体外肺血管内皮细胞分别进行LPS刺激、慢病毒过表达以及PP2[非受体酪氨酸激酶（SRC）抑制剂]干预，利用转录组测序（RNA-seq）、实时荧光定量PCR及western-blotting技术分析对肺血管内皮细胞进行G-CSFR过表达产生的差异基因，研究其不同表达水平对下游分子SDC4的表达影响以及磷酸化SRC（pSRC）/核因子κB（NF-κB）通路的表达改变。

与sham组相比，LPS组小鼠肺组织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IL-6）、IL-1β基因表达以及肺组织炎症损伤评分均显著升高，但是shG-CSFR的进一步基因干扰能够明显抑制以上表型改变（P均< 0.05）。RNA-seq结果显示，在LPS刺激的基础上，G-CSFR过表达可进一步提升SDC4的基因表达量[（66 ± 12）比（152 ± 19），t = 43.575，q = 0.001]，且SDC4参与的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信号通路富集于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在LPS刺激下，体外肺血管内皮细胞可以产生显著增高的SDC4表达，且相比于LPS组，LPS + G-CSFR组细胞经过G-CSFR慢病毒过表达干预后SDC4信使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增高，且伴随着pSRC和磷酸化pNF-κB/NF-κB蛋白的增高；而随着PP2的抑制作用，pNF-κB/NF-κB和SDC4的蛋白表达均被显著抑制（P均< 0.05）。

脓毒症相关性ALI背景下，内皮细胞膜受体G-CSFR活化并且过表达后引起细胞内pSRC/NF-κB通路的激活，产生炎症协调因子SDC4的高表达，从而加重炎症反应。

探讨外周血微小RNA-125a-5p（miR-125a-5p）、miR-483-3p表达与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心功能、缺血再灌注损伤（IRI）及预后的关系。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选取2020年9月至2023年9月杨凌示范区医院收治的136例AMI患者（AMI组）和136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根据Killip分级将AMI患者分为Ⅰ ~ Ⅱ级组（85例）和Ⅲ ~ Ⅳ级组（51例），根据是否发生IRI将其为IRI组（63例）和非IRI组（73例）。AMI患者出院后随访1年，失访2例，134例AMI患者根据预后情况分为预后良好组（89例）和预后不良组（45例）。所有受试者入组24 h内检测外周血miR-125a-5p、miR-483-3p表达并比较组间差异。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AMI患者预后的因素。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构建联合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指标单独及联合预测模型对AMI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并行内部验证。

AMI组患者外周血miR-125a-5p表达高于对照组，miR-483-3p表达低于对照组（P均< 0.05）。Ⅲ ~ Ⅳ级组患者外周血miR-125a-5p表达高于Ⅰ ~ Ⅱ级组，miR-483-3p表达低于Ⅰ ~ Ⅱ级组（P均< 0.05）。IRI组患者外周血miR-125a-5p表达高于非IRI组，miR-483-3p表达低于非IRI组（P均< 0.05）。Killip分级Ⅲ ~ Ⅳ级、IRI、高miR-125a-5p表达是AMI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高miR-483-3p表达是其保护因素（P均< 0.05）。外周血miR-125a-5p、miR-483-3p、Killip分级Ⅲ ~ Ⅳ级及IRI单独预测AMI患者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85、0.804、0.670、0.664，联合预测模型的AUC为0.897。Delong检验显示，联合预测模型的AUC大于外周血miR-125a-5p、miR-483-3p、Killip分级Ⅲ ~ Ⅳ级及IRI单独预测的AUC（Z = 2.637、2.497、2.917、3.017，P = 0.010、0.014、0.004、0.003）。一致性指数为0.684，提示该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契合度较高。

AMI患者外周血miR-125a-5p高表达和miR-483-3p低表达与心功能恶化、IRI以及预后不良有关，联合miR-125a-5p、miR-483-3p、Killip分级及IRI可有效预测AMI患者预后不良的发生风险。

探讨进入ICU后不同时间窗（0 ~ 3 d、0 ~ 7 d、0 ~ 28 d）血清钠变异度与相应心脏骤停（CA）患者死亡风险的关系。

基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纳入结局资料完整的6 196例CA患者。在0 ~ 3 d、0 ~ 7 d及0 ~ 28 d三个时间窗分别计算血清钠变异度，按四分位数（Q1 ~ Q4）分组。以最高四分位组（Q4）为高变异度组，Q1 ~ Q3合并为低变异度组。将人口统计学特征，入院类型，入ICU第1日实验室指标及序贯器官衰竭评估评分的凝血分项评分、实验室总分设为协变量，以血清钠变异度为主要暴露变量，经过倾向性评分逆概率处理加权（IPTW）均衡组间基线混杂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血清钠变异度对CA患者病死率的影响。

在6 196例CA患者中，在0 ~ 3 d、0 ~ 7 d及0 ~ 28 d时间窗内，满足至少有2个清洗后血清钠日均值可计算变异度的有效分析病例数分别为5 564、5 590和5 624例。经过IPTW校正后，0 ~ 28 d窗口中，高变异度组与低变异度组相比死亡风险显著升高[比值比（OR）= 1.950，95%置信区间（CI）（1.700，2.238），P < 0.001]；0 ~ 3 d[OR = 1.411，95%CI（1.117，1.782），P = 0.004]及0 ~ 7 d[OR = 1.579，95%CI（1.335，1.868），P < 0.001]时间窗结果趋势一致。

不同时间窗血清钠高变异度均与CA患者死亡风险升高相关，提示血清钠波动幅度可作为CA患者预后风险分层的参考指标。

评估ICU急性胰腺炎（AP）患者入院首日血清阴离子间隙（AG）水平与ICU期间谵妄发生风险的非线性关联及其阈值效应。

本回顾性研究基于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MIMIC-Ⅳ），筛选2008年至2019年间首次入住ICU的成年AP患者。主要暴露变量为入ICU 24 h内首次测定的AG值，主要结局为ICU期间发生谵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校正人口学特征、病情严重程度及其他关键临床变量等混杂因素，评估AG与谵妄的独立关联。此外，利用广义相加模型（GAM）和双分段线性回归模型，探索AG与谵妄风险间的非线性关系及潜在阈值。

共纳入890例AP患者，其中237例（26.6%）患者在ICU期间发生谵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调整后，AG整体与AP患者发生谵妄风险无显著关联[比值比（OR）= 1.028，95%置信区间（CI）（0.993，1.064），P = 0.117]。然而，GAM和双分段线性回归分析揭示AG与AP患者发生谵妄间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其阈值为14.0 mmol/L。当AG < 14.0 mmol/L时，AG每升高1.0 mmol/L，发生谵妄风险增加15.5%[OR = 1.155，95%CI（1.018，1.310），P = 0.025]；而当AG ≥ 14.0 mmol/L时，该关联无统计学意义[OR = 1.005，95%CI（0.963，1.048），P = 0.827]。

AP患者入ICU首日血清AG水平与ICU期间谵妄风险呈非线性关系，其正向关联仅存在于AG低于14.0 mmol/L的区间。AG作为一种常规、简便且经济的代谢指标，在AP患者早期谵妄风险分层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可为临床早期预警和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

基于上海市胸科医院13年临床实践，分析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RATS）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围手术期和远期生存结局。

回顾性收集2009年5月至2022年5月于上海市胸科医院接受RATS肺部手术的连续NSCLC病例，分析患者基本信息、围手术期情况和长期生存结局。

共纳入1 798例患者，其中男性786例（43.7%）、女性1 012例（56.3%），平均年龄（59.4±9.1）岁。叶切、段切和楔切分别为1 557（86.6%）、112（6.2%）和129（7.2%）例。肿瘤平均直径（2.4±1.1）cm，以腺癌为最常见病理类型（90.3%）。手术平均时长（101.9±28.5）min，80.9%的患者出血量≤100 mL，中转开胸率3.8%，99.2%的患者达到阴性切缘。术中淋巴结清扫平均站数5.5±1.6和平均个数（11.2±5.2）枚。术后胸管平均引流量（710.5±268.3） mL、引流时间（3.2±1.8）天，术后平均住院时间（4.5±2.1）天。术后有332例（18.5%）患者出现并发症、其中23例（1.3%）为严重并发症。生存结局分析表明，RATS患者术后5年无复发生存率为82.5%、总生存率为88.8%。进一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病理类型、病理TNM分期和新辅助治疗史是影响患者无复发生存和总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

RATS术中出血量少、中转开胸率低、术后并发症率低、长期生存结果较好。RATS在本中心经验中显示出较好的围手术期安全性和可接受的长期肿瘤学结局，是治疗NSCLC的可行手术方式。

回顾性分析全孔道（port-only）人工气胸四臂机器人辅助精准肺段切除术的围手术期疗效与安全性，并结合手术平台特点，探讨其在改善深部术野显露与促进复杂肺段精准切除方面的技术价值。

收集2022年5月至2025年12月在本中心接受全孔道四臂机器人辅助肺段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手术均采用da Vinci Xi机器人系统，在全封闭人工气胸条件下完成。术前依据薄层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T）及三维CT支气管血管成像（3D-CTBA）进行个体化规划；术中结合四臂协同牵拉、马里兰双极钳精细解剖及吲哚菁绿（ICG）荧光显像辅助界定段间平面。主要观察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估计出血量、中转开胸率、术后引流情况、胸管拔除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

本中心最终纳入271例接受全孔道机器人辅助肺段切除术的患者。患者平均年龄为（58.3±10.3）岁，女性186例（68.6%），有吸烟史69例（25.5%）。术后病理以浸润性腺癌为主，占65.3%，其次为微浸润腺癌，占21.4%。平均手术时间为（117.8±31.0） min，术中估计出血量中位数为40 mL（范围：0~200 mL）。全组仅1例患者中转开胸，中转率为0.4%。术后总引流量为（485.2±440.2） mL，胸管拔除时间为（2.9±1.3）天，术后住院时间为（4.3±1.5）天。胸管留置>7天，4例（1.5%）。淋巴结清扫站数为4.34±2.03，淋巴结清扫数量为（7.07±4.92）枚。R0切除为271例（100%）。其中无术后并发症的有244例（90%），有术后并发症的采用Clavien-Dindo分级，Ⅰ级有23例（8.5%），Ⅱ级有3例（1.1%），术后持续性漏气有1例（0.4%）。

全孔道人工气胸四臂机器人辅助精准肺段切除术在本中心回顾性队列中显示出良好的可行性与围手术期疗效和安全性。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微创切口，更在于主刀医生对镜头臂、操作臂和牵拉臂的集中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术野暴露对助手经验与配合的依赖，减少过程性偏倚；同时借助腕式器械的高自由度与稳定视野，提升深部细血管与段间平面的处理精度，为复杂精准肺段切除提供可复制的技术路径。

本文系统梳理并总结中国胸腔镜微创食管切除术（MIE）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回顾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国食管癌微创治疗从起步探索到全面普及的演进路径，分析器械革新、术式演变、关键技术突破及综合治疗模式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传统开胸手术创伤巨大、并发症频发的临床痛点，中国胸外科先驱在器械匮乏、技术空白及理念保守的"三重壁垒"中开启了微创探索。历经三十年砥砺前行，该领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微创器械完成了从"简易自制"到"高端国产化、智能化"的迭代；手术术式从早期的胸腔镜辅助发展为全胸腔镜、机器人辅助及单孔胸腔镜、纵隔镜等多元化体系；侧俯卧位、管状胃制作、各类创新吻合及淋巴结清扫等关键技术日臻成熟。治疗理念已从单纯追求"切口微创"升华为"围术期多学科全程管理"。此外，基于中国数据的多项高水平临床研究（如NEOCRTEC5010、ESCORT-NEO等）改写了国际指南，标志着中国在食管癌诊疗领域从"跟跑"转向"领跑"。总体而言，中国MIE已建立起规范、成熟的技术体系。未来将向更精准的影像规划、更智能的机器人平台、更极致的器官功能保留及更规范的同质化诊疗方向持续迈进，以"中国智慧"造福广大食管癌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