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探讨微RNA-129（miR-129）是否通过靶向阳离子氨基酸转运蛋白（CAT-1）调控结肠癌细胞精氨酸代谢，从而影响其增殖行为。

收集上海市东方医院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93对结肠癌及癌旁组织样本，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组织芯片与免疫组织化学检测CAT-1和miR-129的表达。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miR-129与CAT-1的靶向关系。选用RKO细胞，分别转染miR-129 mimic和sh-miR-129构建过表达与低表达模型，运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酶联免疫吸附分析（ELISA）和CCK-8法检测CAT-1蛋白水平、细胞内精氨酸浓度及细胞增殖能力。

结肠癌组织中CAT-1在mRNA和蛋白水平均显著高表达，而miR-129明显低表达。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miR-129与CAT-1的3’-UTR存在结合位点。功能实验显示结肠癌细胞增殖具有精氨酸浓度依赖性：过表达miR-129可抑制CAT-1表达，减少细胞内精氨酸蓄积，并抑制细胞增殖；干扰miR-129则呈现相反的效应。

miR-129在结肠癌中作为抑癌因子，可通过靶向CAT-1负调控精氨酸摄取，影响肿瘤细胞增殖。本研究揭示了“miR-129/CAT-1/精氨酸代谢”轴在结肠癌中的重要作用，为代谢靶向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分析早发性胃癌（EOG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情况。

回顾性纳入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间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手术治疗的4 712例胃癌患者，利用倾向评分匹配法分析比较EOGC及非EOG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差异，并通过随访和生存曲线分析预后，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EOGC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最终建立预测EOGC患者总生存期的列线图模型。

胃癌患者中EOGC患者298例，非EOGC患者4 414例。经过倾向评分匹配，229例EOGC患者（EOGC组）及458例非EOGC患者（非EOGC组）被纳入分析，两组血管侵犯和分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OGC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56.06个月（1 682 d），明显短于非EOGC组的69.1个月（2 073 d）。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肿瘤最大径、获取淋巴结数目、阳性淋巴结数目、TNM分期、卒中病史均为EOG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P<0.05）。依此建立的列线图模型预测1、5、8年生存期的AUC分别为0.770（95% CI：0.724~0.816）、0.791（95% CI：0.750~0.831）、0.802（95% CI：0.730~0.875），具有良好的预后预测准确性。

EOGC是一种少发性疾病，其预后明显劣于非EOGC患者，应引起临床重视，建立的列线图模型能够有效预测EOGC患者的预后。

探讨Netrin-1（NTN1）在胃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通过上皮-间质转化（EMT）参与胃腺癌的恶性进展机制。

运用生物信息学对GSE49051数据集展开分析，探究NTN1在胃腺癌中的表达及功能富集。收集2022年6月至2024年6月64例胃腺癌及癌旁正常组织样本，借助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与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NTN1表达程度，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联。对NTN1进行敲低或过表达，运用细胞增殖实验（MTS法）、克隆形成实验、划痕愈合实验和Transwell侵袭实验，对胃腺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展开评估，同时探究其对胃腺癌细胞中EMT相关标志物表达的影响。

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NTN1在胃腺癌组织中呈现高表达。基因本体论（GO）及京都基因和基因组数据库（KEGG）分析表明，NTN1参与细胞外基质形成、细胞迁移调控。qPCR与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显示，胃腺癌组织中NTN1表达显著高于癌旁正常组织，且与淋巴结转移、神经侵犯等病理特征相关。功能实验表明，敲低NTN1能够显著抑制胃腺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而过表达NTN1则增强上述行为。敲低NTN1可抑制胃腺癌细胞的EMT进程，具体表现为E-钙黏蛋白表达上调，波形蛋白、N-钙黏蛋白等间质标志物表达下调；反之，过表达NTN1则会推动EMT进程。

NTN1在胃腺癌中呈现高表达，通过EMT参与胃腺癌的恶性进展。NTN1有望成为胃腺癌分子分型及靶向治疗的新型靶点，为研发新的治疗策略提供实验支撑。

分析雌激素受体基因ESR1异常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分子特征、ESR1异常检出后的治疗模式及无进展生存（PFS）影响因素，为内分泌耐药后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真实世界依据。

回顾性收集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肿瘤中心2019年1月至2025年1月经分子检测确认存在ESR1异常（包括点突变、扩增、重排及其他ESR1相关异常）的晚期乳腺癌患者资料。根据最新建库表提取年龄、无病生存（DFS）、复发状态、转移部位、既往CDK4/6抑制剂暴露（包括使用时间及线数）、既往治疗线数、ESR1多克隆突变、PIK3CA/TP53共突变、肿瘤突变负荷（TMB）等信息，根据ESR1异常检出后的下一线治疗方案进行分组。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PFS，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探索性分析PFS相关因素。

共纳入36例患者，Kaplan-Meier估计中位真实世界无进展生存（rwPFS）期为9.0个月（95% CI：4.0~12.0个月）。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既往CDK4/6抑制剂暴露与较短PFS相关（HR=2.47，95% CI：1.12~5.44，P=0.025），骨转移与较短PFS呈边缘相关趋势（HR=1.88，95% CI：0.90~3.97，P=0.095）。多因素探索性模型显示，骨转移（调整HR=2.35，95% CI：1.08~5.11，P=0.030）和既往CDK4/6抑制剂暴露（调整HR=3.11，95% CI：1.35~7.14，P=0.008）与较短PFS相关。治疗分组间rw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584）。

ESR1异常晚期乳腺癌患者具有明显临床及分子异质性。骨转移和既往CDK4/6抑制剂暴露可能与ESR1异常检出后较短PFS相关，后续治疗策略仍需结合转移负荷、既往治疗暴露及分子特征进行综合判断。

探讨优化共同开口关闭技术在3D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Overlap吻合中的应用效果，明确其对手术效率、术后并发症及患者恢复的影响。

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24年12月于中山市人民医院行3D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Overlap吻合法）的211例患者临床资料，根据共同开口关闭方式分为观察组（100例，倒刺线连续缝合+浆肌层加固，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和对照组（111例，直线切割闭合器+浆肌层加固，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比较两组术中指标、术后恢复、费用、生活质量（QoL）评分及并发症。

观察组术中失血量、术后首次排气时间、术后住院天数、总住院费用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01）；两组手术时长、术后1~6个月QoL评分、并发症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优化采用倒刺线连续缝合+浆肌层加固的共同开口关闭技术，可减少3D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的失血、加快康复、降低费用，且不增加并发症风险，值得推广。

构建并比较多种甲状腺癌术后并发低钙血症风险预测模型，筛选核心预测因子，为临床早期预警与精准干预提供科学工具，优化患者围手术期管理。

回顾性纳入2022年4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767例分化型甲状腺癌手术患者，以术后是否发生低钙血症为结局事件。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筛选核心预测因子，基于以上因子构建多变量列线图、决策树及极端梯度提升（XGBoost）3种预测模型。采用分层抽样（8∶2）将样本集划分训练集与测试集，以准确性、精准率、召回率、F1分数及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模型性能，并通过SHAP方法解析XGBoost模型的变量贡献。

767例患者中，233例（30.4%）发生术后低钙血症。LASSO回归筛选出年龄、体重指数、术后甲状旁腺激素（PTH）、手术范围、复发风险、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肿瘤数量、糖尿病史及甲状腺炎症9项核心预测因子。3种模型均展现良好的判别能力（AUC≥0.828）：XGBoost模型的AUC最高（0.851），但召回率最低（0.435）；决策树模型召回率（0.587）和F1分数（0.651）最优；列线图模型准确性（0.816）和精准率（0.781）最高，且实现了个体化风险的可视化便捷评估。SHAP分析验证术后PTH和手术范围是贡献度最高的预测因子。

本研究筛选的9项核心预测因子对甲状腺癌术后低钙血症的发生具有重要预测价值。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兼具准确性、易用性和临床可解释性，可有效辅助医师识别高危患者并制定个体化干预策略，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肠道微生态作为人体“第二基因组”，在维持宿主代谢稳态、免疫功能及肠道屏障完整性中发挥核心作用。胃肠外科手术通过解剖结构重建、消化生理改变及围手术期干预等多种途径，深刻重塑肠道菌群的组成与功能。近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多组学分析和临床转化研究的快速发展，不同胃肠术式对肠道微生态的影响及其与术后并发症的关系逐渐被揭示。本文系统回顾了国内外胃肠外科主要术式，包括减重代谢手术、胃癌根治术、结直肠切除术及回肠造口术等，及其与肠道微生态关系的研究进展，从菌群组成变化、代谢功能重塑、手术并发症的微生态机制及靶向干预策略4个维度进行综述，以期为胃肠外科临床实践提供微生态学视角的循证参考。

为探讨结直肠癌免疫治疗的现状及进展，以“Colorectal Cancer”、“Immunotherapy”及各治疗手段对应主题词为核心，通过PubMed等数据库检索2015—2025年间文献，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过继细胞输注（ACT）、肿瘤疫苗等相关文献共同纳入筛选，最终获得51篇符合标准的研究，进而综合评估上述免疫治疗手段的疗效、安全性及影响治疗效果的因素。ICIs在微卫星高度不稳定/错配修复缺陷（MSI-H/dMMR）转移性或新辅助治疗结直肠癌患者的免疫治疗中具有显著疗效，但对微卫星稳定/错配修复完整（MSS/pMMR）结直肠癌患者的效果则有限，而ICIs联合化疗或放疗及其与靶向治疗联合应用，有望成为MSS/pMMR结直肠癌患者免疫治疗新的突破方向。肿瘤疫苗在激发机体免疫反应方面有一定效果，但尚未达到理想的临床疗效。ACT在初步研究中展现出良好前景，然而在技术层面和安全性方面仍需进一步优化。多种因素如肿瘤微环境、基因突变状态等，对免疫治疗效果有重要影响，合理联合其他治疗方法可能增强免疫治疗的作用。目前，结直肠癌免疫治疗已取得一定成果，治疗手段不断发展，但仍需深入研究其治疗机制、筛选优势人群、优化治疗方案等，以推动结直肠癌免疫治疗迈向新台阶，使患者获益更多。

结合基因表达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数据挖掘、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技术，探讨大黄丹参药对干预糖尿病肾脏疾病的潜在作用机制。

通过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结合《中国药典》及文献获取大黄丹参的有效成分与潜在靶标。检索GEO数据库中糖尿病肾脏疾病相关肾小球数据集GSE30528、肾小管数据集GSE30529；在两类组织中分别进行差异分析，筛选探索性候选靶点。利用互作基因/蛋白质搜索工具(Search Tool for Retrieval of Interacting Genes/Proteins，STRING)数据库进行蛋白互作分析，借助Cytoscape软件构建靶点网络，使用R语言对关键靶标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 GO)功能注释与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通路富集分析，最后采用AutoDock Vina开展分子对接验证。

筛选出大黄丹参有效成分90个、潜在靶标150个，DKD候选差异靶标3 592个，共获得交集靶标43个。拓扑分析明确核心靶点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半胱天冬酶3、激酶插入结构域受体、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1及细胞间黏附分子1，核心成分为大黄素、芦荟大黄素、丹参素、丹参酮ⅡA。GO功能富集于上皮细胞增殖与凋亡、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2级联反应及含胶原细胞外基质；KEGG主要富集于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整合素及缺氧诱导因子-1信号通路。分子对接显示，大黄素和丹参酮ⅡA与核心靶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结合能分别为9.32、9.59 kcal/mol，均具有较好的理论结合活性。

大黄丹参药对可能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网络参与糖尿病肾脏疾病相关病理过程；大黄素、丹参酮ⅡA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相关信号网络可作为后续体内外验证的候选方向。

探究度拉糖肽联合达格列净对2型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肾功能及肾纤维化标志物的影响。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连续选取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于本院就诊的2型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分组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所有患者均接受糖尿病基础常规治疗；对照组予以达格列净单药治疗，观察组在达格列净治疗基础上联用度拉糖肽注射液干预。分别于治疗前、治疗12个月后检测并比较两组患者肾功能、肾纤维化标志物及炎症因子水平，并观察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和皮尔逊χ²检验。

本研究共纳入94例2型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观察组、对照组各47例。所有患者均完成12个月规范治疗。治疗后，两组患者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且治疗后观察组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水平高于对照组(P均<0.05)。两组患者治疗后尿白蛋白/肌酐比值、血清肌酐、血尿素氮及肾纤维化标志物(转化生长因子-β1、结缔组织生长因子、肾损伤分子-1)、炎症因子(超敏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1β、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上述指标水平低于对照组(P均<0.05)。两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P均<0.05)，但治疗后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期间，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度拉糖肽联合达格列净可更好地保护2型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肾功能、抑制肾纤维化并减轻炎症反应；其血糖控制效果与达格列净单药相当，且安全性良好。

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作为终末期肾病的主要病因，其发病机制涉及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近年来，巨噬细胞介导的免疫代谢紊乱被认为是DKD进展的关键环节，其M1/M2表型转换受控于特定的代谢重编程(糖酵解与氧化磷酸化)。核因子红系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作为细胞抗氧化应激的核心转录因子，不仅能调控氧化还原平衡，还可影响巨噬细胞的极化方向，从而发挥肾脏保护作用。然而，Nrf2在DKD微环境中如何通过调控巨噬细胞的代谢重编程来影响其极化表型，其具体分子机制尚不明晰。本综述旨在系统阐述Nrf2调控DKD巨噬细胞代谢重编程和极化的分子机制，以期为DKD的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与潜在靶点。

容量状态评估在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其评估准确性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与生存率。近年来，人工智能模型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显示出应用潜力，通过分析多维临床数据可实现容量状态的精准评估，为个性化治疗提供依据。本文对人工智能及其与传统容量评估方法联合在血液透析患者容量评估中的应用进行综述，探讨其优势、局限性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