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早期胃癌的早期诊断对于提高患者生存率和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内镜诊断常常受到内镜医生的经验、视觉识别能力等限制，导致其检出率不尽如人意。近年来，基于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内镜图像识别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极大地提升了检测准确率和效率。本文旨在综述人工智能辅助内镜在诊断早期胃癌中的应用现状，及未来的临床应用前景。

腰骶部疼痛（LBP）发病率高，是45岁以下青年人群活动受限的首要原因，其病因涵盖肌肉功能异常、韧带损伤等多种因素，传统影像学检查存在辐射、成本高或静态评估等局限，肌骨超声因动态观察、便携无辐射等优势逐渐成为诊疗关键技术。本文系统梳理超声技术在腰骶部疼痛诊疗中的应用进展，结果如下：在病因诊断方面，超声可通过多模态技术评估软组织（多裂肌、竖脊肌等肌肉功能，胸腰筋膜等筋膜病变）、骨骼结构（腰椎小关节、骶髂关节）及神经压迫（神经根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相关神经异常），为病因识别提供理论依据；在治疗领域，超声引导可精准定位，应用于肌肉韧带筋膜（药物注射、针灸等）、关节椎体（关节腔注射、神经射频治疗等）及神经根（药物注射、臭氧治疗等）治疗，减少并发症并提升疗效。超声技术具备无创动态评估、提高治疗精准性、操作简便成本低等优势，但存在依赖操作者经验、深部组织显像不足、需更多高质量的研究验证等局限。未来可结合剪切波弹性成像（SWE）与剪切波频散成像（SWD）技术，评估腰骶部肌肉筋膜的弹性与黏性以完善疾病评估。综上，超声技术为腰骶部疼痛诊疗提供重要工具，随技术发展与证据积累，有望成为该领域核心诊疗手段之一。

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种免疫介导的造血衰竭疾病，其特征是外周血全血细胞减少和无异常增生或纤维化的骨髓细胞减少。主要以贫血、出血、感染为主要临床表现。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因此，对AA的发病机制进行研究有利于在AA诊断时或治疗后确定新的潜在治疗靶点。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技术克服了传统测序检测细胞群平均转录水平的缺点，可以在单个细胞的分辨率上精确检测转录组。相比常规检测方法，scRNA-seq技术能够评估细胞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并构建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图谱，有助于阐明参与细胞间串扰的复杂分子网络。文章基于单细胞RNA常见测序平台优缺点，对单细胞测序技术在再生障碍性贫血中的应用做一综述。

探讨多胎妊娠延迟间隔分娩的围产期管理及母婴结局。

收集2017年至2024年在我院进行延迟间隔分娩的14例多胎妊娠病例，对其分娩孕周、分娩间隔时间、围产期管理、母婴结局进行回顾性分析。

14例患者中，12例为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受孕，2例为促排卵指导同房受孕，其中双胎妊娠12例，三胎妊娠2例。第一胎平均分娩孕周为21^＋2周，最后一胎延迟间隔分娩平均时限为47.42 d(2~127 d)，分娩平均孕周为28^＋6周。共获13例活婴，出生平均体重为1 531.53 g(800~3 090 g)，其中12例分娩后新生儿即转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1例出生后3 d因新生儿黄疸转入NICU治疗，NICU平均入住时间45.85 d(1~89 d)。14例患者经阴道分娩12例(其中包含流产3例)，剖宫产术分娩2例。所有患者均给予抗生素预防感染，使用宫缩抑制剂，未行宫颈环扎术；10例患者分娩后胎盘送病理检查，其中发生胎盘早剥1例，8例胎盘病理提示Ⅰ~Ⅱ期绒毛膜羊膜炎，2例胎盘病理未见炎症。

延迟间隔分娩对于多胎妊娠是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此方法的成功应用提高了多胎妊娠剩余胎儿的生存率，有效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改善了新生儿结局。

探讨妊娠合并乳腺癌伴胎盘转移患者的临床特点、孕期诊疗要点、母胎管理策略和胎盘转移机制，为降低此类患者不良结局提供参考。

回顾性分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1例妊娠合并乳腺癌伴胎盘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进行讨论。

患者有左侧乳腺浸润性癌ⅡB期病史，术后辅助治疗2年后自行停药。本次意外妊娠后孕期左侧乳腺癌复发，伴右侧乳腺转移。孕30^＋6周因心功能Ⅳ级行剖宫产术，术后病理证实胎盘绒毛间隙癌转移，脐带、羊水无癌细胞，患者术后16 d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胎儿随访12个月无异常。

妊娠合并乳腺癌伴胎盘转移极为罕见，预后差。本例确诊胎盘转移但胎儿未受累，为研究胎盘"屏障"作用机制提供了宝贵的人类体内证据。应加强乳腺癌术后随访及妊娠期监测，强调多学科协作与个体化管理，以改善母儿结局。

探讨妊娠合并恶性肿瘤孕妇的临床特征及母儿结局。

选择2020年1月至2024年12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分娩的30 455例单胎妊娠孕妇为研究对象。其中妊娠合并恶性肿瘤患者为385例，无妊娠合并恶性肿瘤孕妇为30 070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法，以年龄、孕次、产次、慢性高血压、孕前糖尿病、孕前人体质量指数(BMI)≥28 kg/m²及辅助生殖史为协变量，按照1∶4比例进行匹配后，按照是否为妊娠合并恶性肿瘤孕妇，将其分为研究组(n＝384，妊娠合并恶性肿瘤孕妇)与对照组(n＝1 533例，无妊娠合并恶性肿瘤孕妇)。再将研究组进一步根据恶性肿瘤确诊时间，分为孕前亚组(n＝367，孕前确诊为恶性肿瘤孕妇)和孕期亚组(n＝18，孕期或产褥期确诊者)。回顾性分析各组孕妇的临床特征及母儿结局。本研究遵循的程序获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批(伦理号：2025-0873-01)。因本研究为回顾性单中心队列研究，所有参与研究的孕妇均免除知情同意。

①妊娠合并恶性肿瘤发生率为1.26%(385/30 455)，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χ²_趋势＝33.61，P<0.001)，以甲状腺癌最常见(77.9%，300/385)。②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孕妇分娩孕龄及胎膜早破(PROM)发生率均更低，重症监护病房(ICU)入住率及产后输血率均更高，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母儿其余妊娠结局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在研究组中，孕期亚组较孕前亚组分娩孕龄更低，分娩前血红蛋白(Hb)水平<110 g/L占比、ICU入住率及产后输血率均更高，新生儿出生体重更低，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④孕期亚组18例孕妇中，孕期接受化疗或手术治疗者为6例，死亡为1例，分娩新生儿均存活。

妊娠合并恶性肿瘤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孕前确诊并经规范治疗、病情稳定后妊娠者母儿结局总体良好，而孕期确诊者母儿结局相对较差。对妊娠合并恶性肿瘤孕妇应强化早期识别和多学科协作规范管理，改善母儿预后。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孕妇分娩的小于胎龄(SGA)儿早期生长发育模式。

选择2012—2014年于武汉儿童医院分娩的358例孕妇及其活产单胎SGA儿为研究对象。根据孕妇孕龄32孕周前是否被诊断为GDM，将其分为GDM组(n＝44，GDM孕妇及其分娩的SGA儿)及非GDM组(n＝314，非GDM孕妇及其分娩的SGA儿)。采取前瞻性出生队列研究方法，对2组SGA儿进行定期随访，监测其体格发育指标。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对2组SGA儿0(出生时)、6、12、18、24个月龄的年龄别体重Z评分(WAZ)与年龄别身长Z评分(LAZ)，以及生后每6个月(本研究定义为年龄段1、2、3、4，分别对应0~6个月龄、6~12个月龄、12~18个月龄、18~24个月龄)的体重增长速率Z评分(V-WIZ)及身长增长速率Z评分(V-LIZ)，进行组间及按照性别分层的统计学比较。本研究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文号：2010R009-F04)，并与所有孕妇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①GDM组孕妇分娩孕龄小于非GDM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发生率高于非GDM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GDM组孕妇分娩的SGA儿年龄段1的V-LIZ为0.31(－0.36，0.92)，低于非GDM组孕妇分娩SGA儿的0.80(0.08，1.53)；GDM组孕妇分娩的女性SGA儿年龄段1的V-WIZ为0.90(0.25，1.94)、V-LIZ为0.01(－0.61，0.92)，分别高于、低于非GDM组孕妇分娩女性SGA儿的V-WIZ[0.63(－0.18，1.34)]及V-LIZ[0.92(0.01，1.53)]，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28、－2.27、－2.69，P＝0.022、0.028、0.007)。③GDM组孕妇分娩的SGA儿各个月龄(0、6、12、18、24个月龄)的WAZ及LAZ曲线比较结果显示，男性与女性SGA儿的WAZ在6个月龄前均增加较快，LAZ在12个月龄前均增加较快；女性SGA儿0~6个月龄的LAZ曲线较男性SGA儿平缓。④GDM组孕妇分娩的男性与女性SGA儿4个年龄段的V-WIZ、V-LIZ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GDM孕妇分娩的SGA儿的早期生长发育模式不同于非GDM组，并且存在明显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GDM组女性SGA儿在6个月龄前呈现体重增长较快、身长增长滞后的模式。

探究颅脑多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指标联合临床特征对儿童脑功能发育迟缓的诊断价值。

选择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241例脑功能发育迟缓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研究组。选择同期于同一家医院健康体检的200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纳入对照组。对2组受试儿均进行颅脑多模态fMRI检查，获取受试儿额叶、顶叶与枕叶皮质下白质(SWM-FPOL)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各向异性分数(FA)值、N-乙酰天冬氨酸(NAA)与肌酸(Cr)水平比值(NAA/Cr)，以及谷氨酸及谷氨酰胺复合物(Glx)与Cr水平比值(Glx/Cr)。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组受试儿相关临床资料。采用成组t检验、χ²检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儿童脑功能发育迟缓的影响因素(颅脑多模态fMRI指标与临床特征等)进行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筛选的颅脑多模态fMRI指标与临床特征，对儿童脑功能发育迟缓的诊断价值。2组受试儿年龄、性别构成比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规定，并经过该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文号：2025cs129)。

①研究组新生儿窒息、孕母发生孕期与围产期并发症、新生儿早产、合并婴幼儿疾病、父母智力低下占比及受试儿SWM-FPOL ADC值、Glx/Cr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父母受教育年限、新生儿出生体重与受试儿SWM-FPOL FA值、NAA/Cr均低于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母发生孕期与围产期并发症(OR＝2.635，95%CI：1.388~5.002)，新生儿早产(OR＝3.047，95%CI：1.712~5.422)，父母智力低下(OR＝4.533，95%CI：2.323~8.844)，受试儿SWM-FPOL ADC值高(OR＝3.642，95%CI：2.253~5.887)，受试儿SWM-FPOL Glx/Cr高(OR＝6.487，95%CI：3.430~12.265)，均为儿童脑功能发育迟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而受试儿SWM-FPOL NAA/Cr高(OR＝0.152，95%CI：0.084~0.275)，则是其独立保护因素(P<0.05)。③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孕母发生孕期与围产期并发症、新生儿早产、父母智力低下与受试儿SWM-FPOL ADC值、NAA/Cr、Glx/Cr单独及6项指标联合诊断儿童脑功能发育迟缓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17、0.636、0.616、0.731、0.803、0.787、0.9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1)。

患儿孕母发生孕期与围产期并发症、新生儿早产、父母智力低下等临床特征联合患儿颅脑fMRI指标(SWM-FPOL ADC值、Glx/Cr、NAA/Cr)对于诊断儿童脑功能发育迟缓的临床价值较高。

探讨肺炎衣原体(CP)感染导致儿童肺炎衣原体肺炎(CPP)患儿的临床特征。

选择2023年7月至2025年4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174例CPP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单纯CP感染，将其分为A组(n＝96，单纯CP感染患儿)和B组(n＝78，CP＋其他病原体感染患儿)；再根据CP感染与混合感染病原体种类将B组患儿进一步分为B1亚组(n＝40，CP＋混合病毒＋MP感染者)，B2亚组(n＝25，CP＋混合细菌感染者)及B3亚组(n＝13，CP＋混合病毒＋MP＋细菌感染者)。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比较A组和B组，以及3个亚组CPP患儿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影像学特征。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并获得该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5CS134)，并与患儿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①这174例CPP患儿中，单纯CP感染为96例(55.2%)，混合感染为78例(44.8%)；以男性(64.9%，113/174)和>6岁(90.8%，158/174)患儿为主，平均病程为14 d。所有CPP患儿均有咳嗽症状，76例(43.7%)发热，138例(79.3%)咳痰。混合感染CPP患儿中，鼻病毒(HRV)检出率最高(27/78，34.6%)，其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12/78，15.4%)。②A组患儿喘息发生率显著低于B1亚组，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儿中等热发生率显著高于B2亚组，但是高热发生率显著低于B2亚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儿呕吐发生率显著低于B3亚组，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A组分别与B1亚组、B2亚组、B3亚组CCP患儿的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T%)、超敏C反应蛋白(hs-CRP)、α-羟丁酸脱氢酶(α-HBDH)、丙氨酸转移酶(ALT)及肌酸激酶同工酶MB(CK-MB)水平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④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这174例CPP患儿中，单肺受累占比较多(71.8%，125/174)，右肺下叶为最常见受累部位(19.5%，34/174)。

儿童CPP混合感染发生率高，年龄越小越易合并感染，临床症状更重，对于CPP患儿应积极行病原学检测，及时对其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探讨MECP2基因变异患儿的临床特征、遗传学病因及随访结果。

选择2017年10月至2025年3月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分子诊断确诊的15例MECP2基因变异患儿为研究对象，为来自无亲缘关系的独立家系，按确诊时间将其命名为先证者1~15。采用单中心回顾性队列分析方法，收集其一般临床资料、临床表型、辅助检查结果、治疗及随访结果资料。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检测患儿及其父母的基因变异，并通过Sanger测序进行家系验证(评估遗传变异来源与疾病共分离)。依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分子病理学学会(ACMG/AMP)制定的《遗传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以下简称为"ACMG指南")，对检出的MECP2基因变异进行致病性分级，并结合Rett综合征(RTT)患儿诊断标准及美国国家神经疾病和卒中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RTT临床分期标准进行综合评估。本研究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件号：PJ-2024-12-62)，研究对象法定监护人均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先证者1~15的临床特点与检查结果如下。①先证者1、4~8、11~15为女性(11例)，确诊年龄为1岁3个月至5岁；先证者2、3、9、10为男性(4例)，确诊年龄为9个月龄至7岁1个月。先证者1、3~7、10~12、15(8例)符合典型RTT诊断，先证者2、8、13为非典型RTT，2例未达RTT诊断阈值[先证者9被诊断为全面性发育迟缓伴倒退，先证者14为孤独症谱系障碍(ASD)]。8例典型RTT患儿均存在发育倒退、手的精细运动功能及语言能力丧失，并伴手部刻板动作；其中，男性患儿的临床表型异质性较女性显著。②初诊时，先证者1、5~6、10、13、15合并癫痫，先证者7、11无癫痫发作(仅脑电图异常)，先证者2~4、8~9、12、14脑电图结果正常(先证者2、4、12在病程中出现癫痫发作和脑电图痫样放电)；先证者8、15头颅MRI检查结果异常者，其余初诊时头颅MRI未见明显异常。③WES结果显示，先证者4~5、7、12~13为MECP2基因无义变异，先证者1、6、10、14为错义变异，先证者2~3、8、15为移码/剪接位点变异，先证者9、11为拷贝数变异(CNV)患儿。对先证者1、3~8、11~15(12例)及其家系成员的Sanger测序验证结果示，父母均未携带该变异，上述12例先证者的MECP2基因变异均为新发变异，先证者2、9~10遗传学病因为母系遗传。依据ACMG指南，上述MECP2基因变异，均被评定为致病(P)或可能致病(LP)变异，其中先证者2移码变异(p. L383Profs*5)为本研究首次报道。④先证者1~8、10~13、15(13例)被初诊为RTT时，按照美国国家神经疾病与卒中研究院(NINDS)临床分期标准，被分为Ⅱ期者为10例，Ⅰ期者为3例。对其随访2~96个月的结果显示，先证者2~3、10死亡，均为RTT男性患儿，而且均表现为病情进展迅速并伴严重并发症。最终诊断癫痫的9例先证者中，先证者1、2、10为难治性癫痫，预后不良，先证者4~6、13癫痫控制良好，先证者12、15癫痫经短时随访控制可。另外6例MECP2基因变异先证者截至发稿尚未合并癫痫。

MECP2基因变异所致RTT患儿的临床表型异质性较大，女性患儿以典型RTT为主要临床表型，男性病情进展快，并且预后较差，表现为发育迟缓或严重致死性脑病，癫痫控制情况与认知、运动功能保留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