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探索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后30 d内死亡的潜在危险因素，为围手术期个体化干预策略制定及术后风险预测提供科学依据。

回顾性纳入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的受者进行研究，将术后30 d内死亡定义为术后早期死亡，并依据其发生情况将纳入受者分为早期生存组和早期死亡组。收集患者一般资料、术前实验室指标、术中情况等临床数据；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确定各指标最佳截断值；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筛选相关因素，进一步经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独立危险因素，并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其与早期死亡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

共纳入535例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死亡36例（6.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中红细胞输注量>1 650 ml（OR=3.313，95% CI：1.397~7.857）、术中尿量≤1 115 ml（OR=3.245，95% CI：1.409~7.473）、术前血小板计数≤24.5×10⁹/L（OR=3.437，95% CI：1.194~9.895）及术前血糖≤4.8 mmol/L（OR=2.955，95% CI：1.286~6.791）为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RCS分析表明，术中红细胞输注量和尿量与早期死亡风险呈线性相关，而术前血小板计数与死亡风险呈显著非线性相关。

术前血小板计数过低、术前低血糖、术中大量输注红细胞及术中尿量偏低是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应采取多种手段提升血小板计数至24.5×10⁹/L以上，而围手术期血糖的最佳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

分析肝细胞癌（HCC）患者接受开腹肝切除术后感染性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回顾性收集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收治的63例择期行开腹肝切除术的HC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感染性并发症分为感染组（15例）与未感染组（48例）。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独立危险因素。

63例患者中，15例（23.81%）发生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其中腹腔感染8例（53.33%），切口感染6例（40.00%），肺部感染1例（6.67%）。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在术前血清白蛋白、总胆红素、腹腔积液、营养风险筛查2002评分≥3分及Child-Pugh分级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术前低血清白蛋白（OR=0.70，95% CI：0.56~0.89，P=0.003）和高总胆红素（OR=1.13，95% CI：1.03~1.24，P=0.011）是HCC患者开腹肝切除术后感染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术前低血清白蛋白水平和高总胆红素水平是HCC患者行开腹肝切除术后发生感染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围手术期应加强对血清白蛋白及总胆红素的监测与干预，以降低术后感染风险。

通过与传统开放式乳腺癌保乳手术（C-BCS）对比，探索单孔腔镜辅助精准保乳手术（SPE-BCS）在早期乳腺癌治疗中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回顾性分析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SPE-BCS（60例）及C-BCS（80例）治疗的Ⅰ~Ⅱ期女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术式、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30 d并发症、病理切缘状态及肿瘤学结局等，并评估术后美容效果与生活质量，中位随访时间为30个月。

两组患者的基线特征相似，SPE-BCS组手术时间略短于C-BCS组，术中失血量更少，两组手术切缘最终结果均为阴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相近。术后6个月，SPE-BCS组患者美容满意度更高（P=0.01），术后疼痛更轻，乳房外观和触感更佳。随访期间，两组均未发生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

SPE-BCS在保证肿瘤学疗效的同时，具有切口更小、美容效果更佳、避免热损伤等优势，是C-BCS的可行、安全替代方案。随着技术普及与学习曲线的缩短，有望成为早期乳腺癌保乳治疗的新术式。

构建适配普外科临床场景的医学人文通识教育结构化融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实施模式，验证其应用效果，并剖析其提升住院医师综合职业素养的内在作用机制。

采用准实验研究设计，选取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轮转的住院医师（n=136）为研究对象，依据轮转批次非随机分为观察组（n=60）与对照组（n=76）。观察组在常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础上，叠加实施为期5个月、基于 “课程—场景—反馈”三维架构的人文融合教学；对照组接受普外科常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通过出科考核、文本分析、情景模拟考核及专项问卷调查，多维度综合评估两组教学效果。

观察组的专业理论、技能操作、病例汇报成绩较对照组分别提升8.9%、8.4%、8.2%（P<0.001）；观察组文本分析中的情感反应、批判性分析维度，情景模拟中的信息给予、共同决策项目得分，以及人文认知、情感认同、行为意向、教学满意度各维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本研究构建的结构化融入模式，可有效协同提升普外科住院医师的临床专业能力与医学人文素养，其核心作用机制是通过系统性课程整合降低认知负荷、依托学习共同体强化人文情感内化、借助形成性评价闭环推动人文行为转化，为外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开展可评估、可复制的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了实践方案。

受早期诊断率低、药物治疗反应差及肿瘤耐药等影响，针对胰腺癌的基础创新疗法从试验到广泛临床应用仍面临诸多障碍。本文系统阐述了胰腺癌分子分型、肿瘤微环境、临床前模型、诊断早筛、治疗策略及研究转化等多个层面的关键困境，并提出潜在的破局方向：早期筛查并提高诊断效率；依据患者基因分型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构建更加接近肿瘤本身的临床前研究模型；优化多模式治疗策略；提升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效率。其中，早期筛查诊断的滞后与个性化治疗精准度的不足是当前破局的核心点。推动“模型系统、诊断工具、治疗策略、临床试验设计”4大维度的协同创新，可为延长胰腺癌患者的生存期带来希望。

胆管癌是胆道系统的一种高度恶性肿瘤，具有侵袭性强、预后差、发病机制复杂的特点。近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胆道菌群的变化在胆管癌的发生、发展和诊断中的作用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从胆管癌发病时胆道菌群的具体变化、胆道菌群改变影响胆管癌发生发展的机制、胆道菌群干预在胆管癌防治中的价值几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胆管癌的预防及治疗策略开拓新的方向。

本文系统综述了老年胃肠癌患者多模式预康复的研究进展与临床效果差异，重点总结多模式预康复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运动训练、营养优化、心理支持及合并症管理。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显示，老年人群的预康复效果存在显著异质性，主要源于其基线生理功能与合并症状况的差异。本文提出基于多维指标系统的人群分层框架，以指导不同亚组患者的个体化预康复策略制定。同时，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个体化评估与风险预测中的潜在应用，为老年肿瘤精准预康复的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胃癌是人类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常见原因。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出现改变了胃癌的治疗格局。程序性死亡受体1/配体1（PD-1/PD-L1）抑制剂不仅在晚期胃癌一线治疗中显示出显著的生存获益，也为局部进展期胃癌的围手术期治疗提供了新策略。本文旨在探究ICIs在胃癌一线治疗及围手术期治疗中的应用，并探讨其耐药机制、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管理、肿瘤微环境异质性等关键问题，为新型免疫治疗策略开发、联合治疗方案优化及精准个体化治疗模式提供新思路。

疝修补术的发展与材料科学进步密切相关。人工合成不可吸收补片在疝修补术中应用广泛且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但由于材料本身的特性，虽降低了疝修补术患者的复发率，却存在异物感、慢性疼痛、周围组织粘连及感染等并发症。生物补片因其可降解的特性，使这些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显著降低。生物补片具有生物相容性佳、可降解、能诱导组织再生、抗感染性较好等优势，但存在成本高、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组织强度及长期疗效具有争议等不足。本文对生物补片在疝修补术中的应用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分别阐述其在腹股沟疝、腹壁疝、食管裂孔疝及造口旁疝手术中的优势与局限性。未来随着材料技术的进步及多中心、大样本量、长随访时间的临床研究开展，生物补片在疝修补术中的临床应用将更加规范，遵循个体化原则，为疝疾病的精准治疗提供新的依据。

加速康复外科（ERAS）通过优化围手术期管理策略，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作为ERAS的核心环节，多模式镇痛（MMA）通过联合不同机制的镇痛药物和技术，在有效控制术后疼痛的同时，减少阿片类药物用量及相关不良反应。本文系统回顾了MMA在不同外科领域（腹部、骨科、胸外科手术）的具体应用方案及临床价值，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个体化镇痛不足、技术推广不均等挑战，并探讨了基于精准医学、新型药物和智能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临床实践表明，MMA通过优化镇痛方案促进患者早期康复，是ERAS成功实施的重要保障。

探讨五次坐立试验(five-time chair stand test, CST)表现与中老年新发慢性肺部疾病(chronic lung disease, CLD)风险的关联及在社区人群早期风险识别中的临床意义。

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数据库，选择2011年基线调查及2013、2015、2018、2020年随访，年龄≥45岁、基线未报告CLD且关键变量完整参与者10 371例。根据CST分为异常组4 668例(男CST>7.5 s，女CST>9.5 s)，正常组5 703例(男CST≤7.5 s，女CST≤9.5 s)。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CLD累积发生风险，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随访期间10 371例参与者中1 601例新发CLD，其中异常组870例(18.64%)、正常组731例(12.82%)。异常组较正常组年龄，女性、农村居民、未婚及低教育水平者占比、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卒中及相关用药比例高(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分析显示，男性CST预测新发CLD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588(95%CI：0.567~0.610)，最佳截断值7.5 s，灵敏度68.35%，特异度44.96%；女性AUC为0.583(95%CI：0.561~0.604)，最佳截断值9.5 s，灵敏度41.33%，特异度71.50%。Kaplan-Meier曲线显示，CST异常组无事件生存率低于正常组(Log-rank P<0.001)。Cox回归显示，未调整模型中CST异常与新发CLD风险升高相关(HR＝1.509，95%CI：1.368~1.665，P<0.001)；调整人口学因素、生活方式、共病及用药情况，关联稳定存在(HR＝1.559，95%CI：1.402~1.733，P<0.001)。

基线CST异常是中老年新发CLD风险增加的预测因子。对群体层面风险分层及社区早期识别具有临床意义。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前期患者急性加重及全因再住院风险因素。

选取2021年10月至2023年10月我院收治的慢性气道疾病患者127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符合慢性呼吸道症状且支气管舒张后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 FEV₁)/(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0.7为观察组49例，支气管舒张后FEV₁/FVC<0.7为对照组78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胸部影像学指标、实验室检查结果及治疗效果，随访记录急性加重事件及全因再住院风险。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肺功能分类与出院12个月急性加重及全因再住院相关性。

观察组较对照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COPD assessment test, CAT)评分[(17.28±5.67)比(19.75±6.03)，P＝0.021]、动脉血氧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aO₂)[(84.16±14.88) mmHg比(77.85±16.24) mmHg，P＝0.025]、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PaCO₂)[(41.08±9.45) mmHg比(44.92±11.53) mmHg，P＝0.044]。观察组使用糖皮质激素[30例(61.22%)比62例(79.49%)，P＝0.022]；吸入支气管扩张剂[28例(57.14%)比59例(75.64%)，P＝0.025]；甲基黄嘌呤类[26例(53.06%)比59例(75.64%)，P＝0.007]；抗生素[36例(73.47%)比70例(89.74%)，P＝0.012]。两组胸部影像学及实验室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期间，观察组急性加重6例(12.24%，95%CI：8.55~18.65)，对照组15例(19.25%，95%CI：14.70~23.48)(P<0.05)；观察组全因再住院5例(10.20%)，95%CI：9.80~13.89，对照组12例(15.38%)，95%CI：14.12~16.75(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FEV₁/FVC<0.7是出院12个月发生急性加重(HR＝1.925，95%CI：1.138~3.102，P<0.001)和全因再住院(HR＝2.488，95%CI：1.685~3.615，P<0.001)的危险因素。

COPD前期患者存在急性加重及再住院风险；COPD确诊患者气流受限明确，中期急性加重及再住院风险高于COPD前期患者。临床应重视COPD前期规范随访、危险因素控制和肺功能动态监测，以降低再住院风险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