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血管超声评估颈动脉蹼（CW）的结构特征。

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的经超声检查并经CT血管造影（CTA）证实的CW患者共66例。根据超声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将患者分为颈动脉<50%狭窄组54例，≥50%狭窄组12例。应用超声测量CW的长度、厚度、与管壁间锐性夹角，记录CW上端的血流方向特征（顺向或逆向血流）、CW与管壁间血栓形成情况，比较2组间CW结构特征的差异，并分析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影响。

首次诊断为CW的患者为42例（42/66，63.6%），余24例患者首次检查分别诊断为溃疡斑块21例（21/66，31.8%）和夹层3例（3/66，4.5%）。<50%狭窄组与≥50%狭窄组CW的长度、厚度、方向、周边血栓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0%狭窄组CW与管壁间夹角显著小于≥50%狭窄组（中位数：39o vs 73o，P=0.002），而<50%狭窄组中夹角≤60o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50%狭窄组（74.1% vs 41.7%，P=0.042）。<50%狭窄组CW处的颈动脉残余内径明显大于≥50%狭窄组，而收缩期峰值流速明显低于≥50%狭窄组，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非卒中患者的颈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1）。

超声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模式可评估CW的结构特征，CW与管壁间夹角较大时更易导致局部血管狭窄≥50%，但血管狭窄并非导致CW患者脑卒中的重要原因。

比较超声波治疗、悬吊治疗以及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分析。

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科门诊及住院收治的30例患者，年龄28~45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各15例。均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将3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各10人。分别为超声波治疗组、悬吊治疗组、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组。每组每天治疗一次，连续治疗2 w，治疗前后进行疼痛VAS评分、ODI指数评分来评价患者疼痛及功能的改善情况。

30例患者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治疗后4~8 w。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0.582，P<0.001）。三组治疗后VA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9，P=0.043）。三组治疗后VAS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降低最明显（t=12.676，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9.67，P<0.001）。三组治疗后ODI指数评分，超声波组联合悬吊组最低（t=12.737，P<0.001）。

超声波及悬吊治疗均可以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超声波联合悬吊治疗能更有效的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疼痛及改善功能障碍。

分析不同类型的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治疗方案，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病机制，以提高其治愈率，降低致残率。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头颅CT扫描和MRI诊断儿童外伤性脑梗死，根据不同病情将儿童外伤性脑梗死进行诊断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腔隙性脑梗死患儿给予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并辅以高压氧、运动康复治疗；局灶型脑梗死、混合型脑梗死患儿除应用钙拮抗剂和神经营养药外，还应用小剂量脱水剂和小剂量激素，并随病情演变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大面积脑梗死的患儿，急诊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给予降颅压、预防并发症等综合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结果及恢复情况。

42例外伤性脑梗死患儿中，恢复良好35例（83.3%），中残4例（9.5%），重残2例（4.8%），死亡1例（2.4%），无植物生存。腔隙性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100%，局灶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2.5%，混合型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60%，大面积脑梗死的恢复良好率为50%。

针对不同类型的脑梗死患儿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提高儿童外伤性脑梗死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大。

研究海拔4000米以上超高原地区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血特点。

选取阿里地区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共68例幕上脑出血患者，采集临床资料并测量出血量，应用简单线性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等因素与出血量的相关性，并根据CT结果分为基底节区组（33例）和脑叶组（35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分析基底节区组与脑叶组出血不同特点。

研究组68例患者性别、年龄、民族、发病时间、入院时收缩压、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三酰甘油及胆固醇化验值与出血量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基底节区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高于脑叶组[（184.9±28.5）mmHg（1 mmHg=0.133 kPa） vs （164.6±24.4）mmHg，（113.0±18.1）mmHg vs （103.0±18.4）mmHg]，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0.499、0.486；P=0.002、0.033）。

超高原脑出血患者出血量相关因素尚不明确，出血位于基底节区与位于脑叶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具有不同特点。

比较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与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修补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评价。

收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等3医院，单侧原发性腹股沟疝患者172例，进行随机、单盲、对照、多中心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静电纺复合生物材料组（试验组）或猪小肠黏膜下层补片组（对照组），每组患者86例。患者均接受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tARB术）治疗，并在干预后1、3、6个月接受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是腹股沟疝术后复发；次要评估指标包括腹股沟疼痛、舒适感、血清肿、手术部位感染及生殖系统等术后并发症。

随访6个月，有3例丢失，其中2例（对照组）均失去随访，1例患者（试验组）在手术区域产生炎症（暂停）。随访期间，2组均未出现疝复发的病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出现了术后并发症患者，分别为5例（5/86，5.95%）和2例（2/86，2.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疼痛评分上2组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静电纺复合生物补片可以作为一种腹股沟疝补片的选择，具有复发率低、可吸收、远期舒适性好等特点，可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运用。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肝胆外科中最为复杂的手术方式之一，其微创化的发展一直是学科的热点领域。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因其难度大、学习曲线长等特点，目前仍未广泛开展。根据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报道，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仅占所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9%。与腹腔镜手术不同，机器人手术系统具备立体化放大视野、过滤人手颤动、模拟手腕等特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微创手术领域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将重点介绍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的关键技术与注意事项，为同行们提供临床实践的参考。

探究角膜地形图引导(TOPO-G)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IK)术后角膜上皮重塑规律及影响因素。

纳入2021年5月至2024年7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行TOPO-G LASIK的近视眼患者119例(237只眼)。其中，男性28例(56只眼)，女性91例(181只眼)；年龄18~40岁，平均年龄(27.9±4.7)岁。根据术前主觉验光等效球镜屈光度(MRSE)将患者分为高度近视眼组和中低度近视眼组，前者MRSE≤-6.00 D，后者MRSE>-6.00 D。分别于术前及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及术后12个月时测量两组患者角膜6 mm范围内0~2 mm中央区、2~5 mm内环区及5~6 mm外环区17个区域的上皮厚度(ET)。患者的年龄、视力、屈光度、角膜厚度及ET均符合正态分布，以±s形式描述，各组术前术后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两组患者间各时间点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分析角膜ET变化的影响因素。

术前高度近视眼组患者MRSE、裸眼远视力、最佳矫正远视力及中央角膜厚度分别为(-7.66±1.29)D、(1.35±0.28)最小分辨视角的对数(logMAR)、(-0.04±0.05)logMAR及(535.12±22.98)μm；中低度近视眼组患者分别为(-4.27±1.26)D、(1.08±0.39)logMAR、(-0.05±0.04)logMAR及(529.63±29.76)μm。裸眼远视力中低度近视眼组优于高度近视眼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0.79，P<0.05)；两组患者最佳矫正远视力和中央角膜厚度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1，0.21；P>0.05)。高度近视眼组和中低度近视眼组患者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及术后12个月中央区2 mm平均ET分别为(55.17±4.19)μm、(57.73±4.41)μm、(57.94±3.99)μm、(58.35±3.70)μm、(53.99±4.45)μm、(54.74±3.24)μm、(55.36±3.36)μm及(56.66±4.34)μm，两组患者较术前均增加且高度近视眼组较中低度近视眼组增加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0.20，0.38，0.38，0.27；P<0.05)。两组患者术后各时间点内环区2~5 mm平均ET分别为(58.79±3.90)μm、(61.08±3.89)μm、(61.11±3.48)μm、(61.78±3.27)μm、(56.23±4.43)μm、(56.93±2.84)μm、(57.52±3.31)μm及(58.56±4.29)μm，两组患者较术前均增加且高度近视眼组较中低度近视眼组增加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0.43，0.62，0.55，0.53；P<0.05)。两组患者术后各时间点外环区5~6 mm平均ET分别为(56.84±3.57)μm、(58.94±3.12)μm、(58.55±3.18)μm、(59.32±2.87)μm、(55.68±4.19)μm、(56.29±2.73)μm、(56.76±2.92)μm及(57.19±3.98)μm，两组患者较术前均增加，高度近视眼组较中低度近视眼组增加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0.27，0.52，0.58，0.41；P<0.05)。2~5 mm和5~6 mm区内颞上、颞侧、颞下及下方各区ET变化量随时间逐渐增加，但与中低度近视眼组患者相比，各时间点高度近视眼组患者以上各区角膜ET增加量明显更高。经混合效应模型分析，患者切削深度、MRSE与2 mm ET变化量呈负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β＝-1.27，-1.87；P<0.05)，术后3个月后的随访时间则与2 mm上皮变化呈正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β＝1.72，1.92，2.70；P<0.05)。切削深度与随访时间的交互效应分析可见与术后1个月相比，术后3个月和术后6个月时2 mm ET变化呈正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β＝0.60，0.73；P<0.05)。

TOPO-G LASIK术后角膜上皮重塑主要集中于颞下方、下方及颞侧的内外环区，术后各时间点高度近视组患者ET增加均高于中低度近视组，但两组患者术后1年内上皮均持续增殖且未达稳定状态。术前MRSE是术后上皮重塑的主要决定因素；切削深度则通过时间依赖的交互效应影响中央区上皮重塑且中远期影响更明显，临床需加强中长期随访。

探讨急性共同性内斜视(AACE)患者A型肉毒毒素治疗前后生存质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纳入2022年1月至2024年3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进行肉毒素注射的AACE患者39例(78只眼)。其中，男性19例(38只眼)，女性20例(40只眼)，年龄8~56岁，平均年龄(23.7±13.1)岁。所有患者分别于术前、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及术后6个月完成斜视度检查、双眼视觉功能检查以及患者生存质量评分(ASQE)。患者的年龄、斜视度、近立体视锐度及生存质量评分以±s描述，性别、双眼同时视功能、融合功能以及远立体视觉功能以例数和百分比描述。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比较不同时间点患者的生存质量得分、斜视度及双眼视觉功能，组间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校正检验水准。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影响患者生存质量改善的相关因素。

术前、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及术后6个月患者ASQE总评分分别为(62.92±1.51)分、(83.47±1.99)分、(82.61±2.52)分及(83.31±2.54)分；各时间担忧较好视力眼维度评分分别为(66.26±5.64)分、(96.68±2.50)分、(88.76±3.59)分及(92.71±3.66)分；各时间距离评估维度评分分别为(72.78±1.92)分、(90.14±1.80)分、(90.19±1.83)分及(88.91±1.95)分；各时间视力定向障碍维度评分分别为(70.69±4.24)分、(86.71±3.34)分、(85.90±3.68)分及(89.63±2.99)分；各时间复视维度评分分别为(43.60±2.01)分、(72.59±3.32)分、(68.61±3.29)分及(68.97±3.76)分；各时间社会交往与外在表征维度评分分别为(55.87±3.53)分、(71.28±3.37)分、(75.47±3.70)分及(77.74±3.85)分。术后各时间点总评分及五项维度评分均较术前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 ＝66.83，24.58，51.74，15.71，66.33，25.18；P<0.05)。术前及术后各随访时间患者视远斜视度分别为(21.46±0.98)^△、(0.32±0.67)^△、(3.76±0.76)^△及(4.78±1.08)^△，术后各时间点均较术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202.21，P<0.05)。术前及术后各随访时间患者视近斜视度分别为(19.68±1.06)^△、(-0.09±0.54)^△、(2.56±0.74)^△及(3.57±1.03)^△，术后各时间点均较术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188.61，P<0.05)。术前、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及术后6个月患者远立体视觉存在率分别为58.97%、89.74%、89.74%及89.74%，术后各时间点均较术前有显著提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15.57，P<0.05)。术前、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及术后6个月患者近立体视锐度分别为(2.58±0.04)log弧秒、(2.02±0.06)log弧秒、(2.05±0.07)log弧秒及(2.06±0.07)log弧秒，术后各时间点均较术前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44.27，P<0.05)。AACE患者生存质量评分改善程度与基线生存质量评分、末次随访斜视度、末次随访近立体视锐度及性别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t＝-6.32，-3.90，-2.10，-2.52；P<0.05)。

AACE患者肉毒素治疗后斜视度、立体视觉功能及生存质量评分均有显著改善，女性、基线生存质量评分高、末次随访斜视度大及近立体视功能差是影响患者生存质量改善的独立危险因素。

探讨晶状体脱位患者术中隐匿性周边视网膜病变的检出特征及评价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术(PPV)的治疗效果。

选取2024年4月至2025年4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外伤科接受手术治疗的晶状体脱位患者60例(60只眼)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50例(50只眼)，女性10例(10只眼)；年龄29~77岁，平均年龄(58.0±9.0)岁。所有病例均建立25 G经巩膜三通道，依据晶状体脱位程度、囊袋支持情况及晶状体核硬度分别行晶状体超声乳化摘除联合前段玻璃体切除，或晶状体切除联合次全或全玻璃体切除，并于术中行360°巩膜顶压下周边视网膜检查。记录术前及术后裸眼视力、眼压、术中隐匿性周边视网膜病变类型及相应处理措施。年龄、裸眼视力及眼压等计量资料均先采用Shapiro-Wilk检验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采用±s描述，术前术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性别、脱位原因、脱位程度、前房玻璃体疝及术中隐匿性周边视网膜病变检出情况等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眼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Pearson χ²检验。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术中隐匿性周边视网膜病变检出的相关因素。将单因素分析有差异的变量纳入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影响病变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

所有患者中，14例(14只眼)行晶状体超声乳化摘除联合前段玻璃体切除，46例(46只眼)行晶状体切除联合次全或全玻璃体切除，分别占23.3%和76.7%。术中隐匿性周边视网膜病变检出32只眼，总检出率为53.3%。其中，视网膜裂孔、周边视网膜变性、锯齿缘离断及局限性视网膜浅脱离者分别为7例(7只眼)、21例(21只眼)、2例(2只眼)及2例(2只眼)，分别占11.7%、35.0%、3.3%及3.3%。术中行视网膜激光光凝和玻璃体腔空气填充分别为44例(44只眼)和8例(8只眼)，分别占73.3%和13.3%。人工晶状体囊袋内植入联合囊袋张力环植入、人工晶状体巩膜层间固定、睫状沟缝线固定及一期未植入人工晶状体者分别为14例(14只眼)、14例(35只眼)、14例(8只眼)及14例(3只眼)，分别占23.3%、58.3%、13.3%及5.0%。术前和术后裸眼视力分别为(1.55±0.54)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和(0.87±0.73)logM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215，P<0.05)；术前和术后眼压分别为(17.6±6.8)mmHg(1 mmHg＝0.133 kPa)和(13.8±3.9)mmH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102，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年龄≥60岁、外伤性晶状体脱位及晶状体全脱位为隐匿性周边视网膜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OR＝3.197，4.158，3.334，95%CI: 1.001~10.212，1.182~14.617，1.005~11.067；P<0.05)。

晶状体脱位患者术中可检出较高比例的术前未识别的周边视网膜病变，提示常规术前检查可能低估后段风险。对于年龄较大、外伤性脱位、全脱位及术前眼底显示受限的患者，应重视术中360°周边视网膜检查。术中系统探查可帮助及时发现并处理视网膜裂孔、锯齿缘离断、局限性视网膜浅脱离及高危周边变性，可能有助于降低术后视网膜并发症风险。

探讨原发性中重度干眼(DED)患者肠道菌群结构特征及其与眼表功能参数的相关性。

收集2024年5月至2025年9月在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就诊的中重度DED患者30例(30只眼)和同期招募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健康对照者30例(30只眼)为研究对象。其中，DED患者男性15例(15只眼)，女性15例(15只眼)；年龄22~67岁，平均年龄(41.5±14.3)岁。对照者男性15例(15只眼)，女性15例(15只眼)；年龄20~69岁，平均年龄(42.5±16.5)岁。收集所有受试者眼表疾病指数(OSDI)问卷，采用眼表综合分析仪检测非侵入性首次泪膜破裂时间(NIBUT-f)、非侵入性平均泪膜破裂时间(NIBUT-av)、泪河高度(TMH)及眼结膜潮红分析，完成Schirmer Ⅰ试验。采集受试者粪便样本，用16S核糖体核糖核酸基因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肠道菌群的Alpha多样性、Beta多样性及物种组成差异。OSDI评分、NIBUT-av、TMH及Schirmer Ⅰ值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用[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两组肠道菌群整体结构采用非参数多元方差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差异菌属丰度与眼表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两组年龄、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5，χ²＝0.00，P>0.05)。DED患者OSDI评分、眼结膜潮红分析、NIBUT-f、NIBUT-av、TMH及Schirmer I试验值分别为(44.93±6.11)分、(2.75±0.53)分、(3.70±0.64)s、(6.34±0.54)s、(0.10±0.03)mm及(3.61±1.93)mm/5 min；对照者分别为(10.76±5.50)分、(1.60±0.51)分、(13.74±1.55)s、(16.73±0.69)s、(0.26±0.04)mm及(13.45±1.32)mm/5 min，组间比较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2.76，8.52，32.76，64.81，17.29，23.02；P<0.05)。经Alpha多样性分析，DED患者Chao1指数为91(71~107)，Shannon指数为2.61(2.37~3.06)；对照者分别为160(149.5~170)和3.41(3.25~3.73)，两组Chao1指数与Shannon指数比较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Z＝-6.34，-5.87；P<0.05)。基于Bray-Curtis距离矩阵的主坐标分析，DED患者与对照者样本在空间分布上形成各自独立的聚类簇，组间菌群结构界限清晰。第一主坐标可解释总变异度的30.4%，第二主坐标可解释总变异度的11.8%。经非参数多元方差分析，两组肠道菌群整体结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²＝0.267，P<0.05)。经门水平物种组成分析，两组受试者肠道菌群均以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为核心优势菌门。DED患者和对照者变形菌门和厚壁菌门相对丰度分别为20.2%、2.1%、49.8%及6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01，3.48；P<0.05)。目和科水平分析，变形菌门丰度升高主要由肠杆菌目和肠杆菌科丰度显著增加导致。DED患者和对照者肠杆菌科和拟杆菌科相对丰度分别为17.7%、0.7%、24.9%及1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66，3.48；P<0.05)。DED患者和对照者厚壁菌门下瘤胃球菌科丰度分别为10.2%和2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62，P<0.05)。属水平分析，DED患者和对照者拟杆菌属、副拟杆菌属及粪杆菌属相对丰度分别为26.4%、1.5%、12.9%、0.4%、7.6%及2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57，3.81，7.47；P<0.05)。种水平分析，大肠埃希菌、普通拟杆菌是两组菌群结构差异的关键菌种，丰度分别为15.8%、3.3%、0.02%及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53，4.47；P<0.05)。而DED患者和对照者产短链脂肪酸相关的普氏粪杆菌相对丰度分别为3.9%和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45，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与线性回归分析，主观症状方面，丁酸单胞菌属和粪杆菌属相对丰度与OSDI评分负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r＝-0.75，-0.60；P<0.05)；副拟杆菌属相对丰度与OSDI评分正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r＝0.50，P<0.05)。客观眼表指标方面，普雷沃氏菌科相对丰度与NIBUT-av正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r＝0.78, P<0.05);丁酸单胞菌属相对丰度与TMH正相关(r＝0.67，P<0.05)；普雷沃氏菌科相对丰度与Schirmer Ⅰ值正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r＝0.77，P<0.05)。对照者多数样本以厚壁菌门为主要优势菌门，DED患者厚壁菌门相对丰度下降。同时，DED患者变形菌门相对丰度高于对照者。DED患者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偏移，以变形菌门增多和厚壁菌门减少为特征的菌群结构紊乱。DED患者拟杆菌属和副拟杆菌属等潜在致病菌数量增多，而粪杆菌属和瘤胃球菌属等产短链脂肪酸等有益菌大量减少。

原发性中重度DED患者存在显著的肠道菌群失调，核心特征为条件致病菌相对丰度升高，产丁酸盐等有益菌丰度降低；特定肠道菌群结构改变与患者眼表主观症状加重、泪膜稳定性下降及泪液分泌减少密切相关，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有望成为DED干预的潜在新靶点。

视黄酸相关孤儿受体(ROR)α是核受体超家族的重要成员，作为转录调控因子广泛参与氧化应激调控、线粒体功能维持、炎症与免疫稳态、脂质及能量代谢调控以及肿瘤的发生与发展等多种生物学过程。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RORα在分化角膜上皮等眼部组织稳态维持，以及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脉络膜黑色素瘤等多种眼部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中亦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中笔者围绕RORα的主要生物学功能及其在眼部组织和眼部疾病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重点总结其在视网膜、葡萄膜及眼表相关疾病中的潜在调控作用，并探讨其作为眼科疾病新型分子靶点的研究价值和临床应用前景。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是婴幼儿常见且可控的致盲性眼病，而婴幼儿眼底筛查是早期诊断、治疗及随访ROP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及医疗技术不断进步，ROP筛查方法在筛查标准、技术、适应证及设备便捷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本文中笔者探讨筛查方法及其临床意义，并分析当前筛查实践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以其为临床筛查策略提供参考和指导。

人工晶状体(IOL)在囊袋内的倾斜及偏心可引起高阶像差、眩光、对比敏感度下降及单眼复视，功能型IOL对位置异常尤为敏感。准确评价术前天然晶状体及术后IOL的空间位置，对于功能型IOL选择、手术方案制定及术后视觉质量解释具有重要意义。CASIA2将扫频源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与前节三维重建技术结合，可同时识别角膜、虹膜、晶状体或IOL的前后表面，并以内置算法计算倾斜度、偏心量及方向。CASIA2扫频源前节OCT以角膜地形图轴为参照，无需睫状肌麻痹即可对晶状体及IOL位置进行三维定量分析。目前，术前晶状体位置与术后IOL位置关系，术前CASIA2联合眼部生物测量对术后位置异常的风险分层和IOL个体化选择尚未明确。本文中笔者围绕IOL倾斜和偏心的临床意义、CASIA2的测量原理与技术优势、天然晶状体的位置特征、术后IOL的位置特征、眼部生物测量参数、高度近视眼、玻璃体切除术史及IOL设计等影响因素以及术前晶状体位置的预测价值进行综述。

多重耐药菌株感染角膜严重威胁视力。近年来，随着病原体的耐药性增强，即便细菌性角膜炎(BK)获得了及时诊治，仍可能出现角膜溶解和角膜穿孔等并发症。因此，寻找新的治疗手段应对日益严重的耐药菌株感染性角膜炎至关重要。角膜胶原交联(CXL)已广泛用于圆锥角膜及屈光术后角膜扩张等疾病治疗，现已作为多重耐药微生物所致感染性角膜炎的辅助治疗方式。为区分CXL在感染性角膜炎与角膜扩张疾病中的应用，感染性角膜炎相关CXL被特称为PACK-CXL。现有研究结果表明，PACK-CXL作为抗生素治疗的辅助手段，在BK中具有有效性。本文中笔者就PACK-CXL的治疗机制及其在BK中的临床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眼底视网膜动脉血栓是眼科急危重症之一，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视网膜结构的不可逆损害，从而引起视力骤降甚至永久性失明。眼底视网膜动脉血栓常提示患者全身具有基础病变，全身重要脏器发生血栓的风险高并可能严重危害患者的视功能和生命健康。凝血功能异常所引起的血液高凝状态是眼底视网膜动脉血栓形成的重要机制。近年来，随着凝血检验技术持续发展，各类凝血检验项目在眼底视网膜动脉血栓的早期筛查、病因溯源及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可以为临床制定个体化抗凝和溶栓治疗方案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基于此，本文中笔者就各类凝血检验项目在眼底动脉血栓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对比前入路腹腔镜解剖性左半肝切除术与隧道法腹腔镜解剖性左半肝切除术治疗肝细胞癌（HCC）的临床效果。

回顾性选取2019年12月至2024年12月接受腹腔镜解剖性左半肝切除术的肝细胞癌患者114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操作入路方式分为前入路组（n=57，采用前入路腹腔镜解剖性左半肝切除术）和隧道法组（n=57，采用隧道法腹腔镜解剖性左半肝切除术）。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比较围手术期指标、肝功能指标、炎症因子等指标；以Kaplan-Meier法绘制患者术后12个月无病生存曲线，行Log-Rank检验。

隧道法组术中出血量低于前入路组，隧道法组肝门阻断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引流管拔除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前入路组（P<0.05）。与术前比较，两组术后3 d、7 d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指标均升高；与术后3 d比较，术后7 d ALT、AST指标均降低，且隧道法组低于前入路组（P<0.05）。与术前比较，两组术后3 d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C-反应蛋白（CRP）指标均升高，术后7 d指标降低，且隧道法组低于前入路组（P<0.05）。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及术后12个月的无病生存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与前入路腹腔镜解剖性左半肝切除术相比，隧道法腹腔镜解剖性左半肝切除术可减少肝细胞癌患者术中出血量、缩短肝门阻断时间，加快术后胃肠功能恢复、引流管拔除及住院进程，能减少手术操作对肝功能的损伤和炎症反应，安全性良好，并促进术后短期恢复。

研究肝静脉压力梯度（HVPG）对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与内镜下曲张静脉套扎术（EVL）治疗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临床意义。

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确诊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并接受治疗的152例患者。按实际干预措施分为TIPS组（n=74）和 EVL 组（n=78）。采用χ²检验或t检验比较两组主要疗效终点（涵盖 HVPG的术前水平、术后变化幅度及减压达标情况以及即时止血成功率）与次要疗效终点（包括1年累计再出血率、1年累计生存率及再出血中位时间），同时对比围手术期指标，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IPS组患者总操作时间、穿刺/套扎时间、镇静/麻醉时间均显著长于EVL组，术中出血量、镇静药物用量多于EVL组；术后 24hVAS疼痛评分显著低于EVL组（P<0.001）；术后HVPG、HVPG绝对降幅及HVPG下降率的两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减压达标者中，TIPS组患者1年累计再出血率更低、生存率更高、再出血中位时间更长（P<0.05）；减压未达标者中，TIPS组患者1年累计再出血率更高、生存率更低，再出血中位时间更短（P<0.05）；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肝性脑病、支架狭窄/闭塞、食管溃疡/狭窄、静脉曲张再发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TIPS与EVL的HVPG改善程度与术后再出血风险直接相关；TIPS操作难度大，但在远期再出血防控及生存获益方面更具优势；EVL虽操作简便，却存在远期再出血风险较高的不足；因此，HVPG水平较高、需长期降低再出血风险的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患者，建议选择TIPS；HVPG相对偏低、无法耐受长时间手术操作且可接受短期局部并发症风险的患者，建议选择EVL。

探讨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及预后。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月行胃癌根治术的243例早期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对患者进行3年总生存率随访，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淋巴结转移对患者预后的影响。对结局为定性资料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生存曲线利用Kaplan-Meier曲线绘制；诺莫图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用R语言进行绘制。

243例早期胃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率为20.2%（49/243），T_1a期7.3%（8/109），T_1b期30.6%（41/134）。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分化较差、黏膜下侵犯、直径>2 cm及伴有溃疡与淋巴结转移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分化较差、黏膜下侵犯及肿瘤直径>2 cm是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3年总生存率96.2%；有无淋巴结转移（LNM）的3年总生存期（OS）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独立危险因素绘制诺莫图，可以大致评估其淋巴结转移风险。

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是肿瘤分化程度较差、黏膜下侵犯及直径>2 cm；诺莫图可以大致评估淋巴结转移的风险；淋巴结转移会显著降低早期胃癌患者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