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国产骨科手术机器人应用于髓芯减压植骨术治疗早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临床效果。

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至2021年5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关节外科行髓芯减压植骨术治疗早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病例共36例，国际骨循环研究会(ARCO)分期均为Ⅱ期，其中机器人辅助手术组15例，传统手术组21例，记录手术时间、导针尝试穿刺次数和透线次数，比较术前、术后3、6个月的Harris髋关节评分和视觉模拟评分(VAS)。统计学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所有患者均成功随访，机器人组患者的手术时间(57.3±18.9)min较传统手术组(71.6±18.2)min明显缩短(t＝2.292，P<0.05)，机器人组患者的导针尝试穿刺次数、总透线次数和置入导针透线次数均较传统组明显减少(t＝6.818、4.871、4.546，均为P<0.05)，而两组在术后3个月和术后6个月的Harris评分和V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080、0.069，均为P>0.05)。

应用国产机器人辅助下髓芯减压植骨术治疗早期股骨头坏死是安全有效的，可以节省手术时间并减少医患放射线暴露。

通过基于肌骨超声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的回顾性研究探索前交叉韧带重建术(ACLR)后膝前疼痛(AKP)的危险因素。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随访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ACLR的患者，排除有同侧膝关节周围手术史及同侧膝关节慢性疾病患者，纳入18~50岁、由同一医师行自体腘绳肌腱ACLR的患者35人。根据术后症状及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分为AKP组与无AKP组，记录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资料。完善国际膝关节文献委员会膝关节评估表(IKDC)、部分费勒量表；测量胫骨前位移量、伸膝受限角度等；利用二维超声检测髌腱及髌下脂肪垫(IFP)的形态学、厚度，利用多普勒超声检测IFP血流信号，利用弹性超声检测IFP及髌腱横波传导速度。对部分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后，确定回归模型，进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相关危险因素。

单变量分析结果显示，AKP组中女性患者占比更高(P＝0.018)，AKP组患者的股四头肌肌力下降高于非AKP组(Z＝2.40，P<0.05)，超声检查发现AKP组IFP血流增加的患者比例更高(P＝0.018)，横波传导速度更快(t＝7.64，P<0.05)，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比值比(OR)＝12.13，95%置信区间(CI) (1.55，94.99)]、股四头肌肌力下降[OR＝7.94，95%CI(1.14，55.43)]及IFP血流增加[OR＝8.90，95%CI(1.25，63.56)]是ACLR术后膝前疼痛的危险因素(均为P<0.05)。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女性发生膝前疼痛的风险高于男性，股四头肌肌力下降及IFP充血水肿是膝前疼痛发生的危险因素。

探讨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的影响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

回顾性收集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收治的65岁以上骨折患者，以7：3的比例随机分为建模组和内部验证组，另外收集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收治的65岁以上骨折患者作为外部验证组，通过病案查询获取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骨质疏松骨折的影响因素，在建模人群中构建骨质疏松骨折临床预测模型，分别进行整体、内部和外部验证，对模型的区分度、校准度和临床有效性进行评价，并绘制相应列线图。

共有2 512例骨折患者符合纳入排除标准，年龄（75.2±7.7）岁，男936例（37.3%），女1 576例（62.7%），分为建模组（n=1 751）和内部验证组（n=761）。外部验证组共纳入599例骨折患者。根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女性（OR=1.944，95% CI：1.569，2.409）、75岁以上人群（75~84岁，OR=2.150，95% CI：1.718，2.714；85~94岁，OR=4.285，95% CI：2.936，6.198）、BMI<18.5 kg/m²（OR=1.885，95% CI：1.180，3.087）、高血压（OR=1.441，95% CI：1.168，1.779）、低蛋白血症（OR=2.484，95% CI：1.987，3.113）是骨质疏松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将其纳入到预测模型中并进行评价。模型的AUC值为0.734（95% CI：0.711，0.757），在内部验证组和外部验证组分别为0.717（95% CI：0.681，0.734）和0.717（95% CI：0.656，0.759）。整体、内部及外部验证的校准图均显示模型具有良好的校准度，且H-L检验结果P值均>0.05。DCA曲线提示，阈概率在0.3~0.8时，模型的临床有效性最佳。

女性、75岁以上、BMI<18.5 kg/m²、患有高血压和低蛋白血症人群易发生骨质疏松骨折，依据本研究建立的临床预测模型可以较好的预测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病风险。

探讨基于髋关节置换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的智能术前规划在高龄股骨颈骨折行人工股骨头置换患者人群术中的临床意义。

回顾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自2019年10月至2022年2月完成的创伤后单侧股骨颈骨折行人工股骨头置换患者资料，排除病理性骨折、骨折时间大于4周及严重骨质疏松的病例。所有患者均由同一组手术医生经后外侧入路行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均使用同一种生物固定型假体。收集患者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BMI)、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是否进行术前规划，术前规划股骨柄假体型号及术中实际使用股骨柄假体型号等，在手术记录中以及术后X片中明确是否发生术中假体周围骨折，以及假体周围骨折类型等资料。按照是否进行术前规划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卡方检验比较两组之间的基线资料、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中假体周围骨折发生率等。

共纳入186例患者，其中男性59例，女性127例，年龄(84±4)岁；BMI(23±4)kg/m²；手术时间(44±7)min；术中出血量(265±45)ml。有62例患者于术前进行规划，其中56例患者按照术前规划股骨柄型号成功植入股骨柄假体，6例患者术中实际植入假体与术前规划型号不符。186例患者中，发生术中假体周围骨折患者9例，其中术前规划组有1例发生假体周围骨折，非术前规划组有8例发生假体周围骨折。术前规划组的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均低于非规划组(t＝10.153、11.412，均为P<0.05)；术前规划组术中假体周围骨折发生率低于非规划组(1.6% vs.6.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27)。

基于机器人辅助系统的术前规划可以有效降低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是否能降低术中假体周围骨折的发生率还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

通过有限元分析，初步评估股骨头部分置换术后股骨与内植物模型的应力分布和位移。

选择一名成年健康志愿者，获取股骨全长CT扫描数据，利用Mimics 20.0软件、Geomagic软件及UG NX 12.0软件建立股骨头缺血坏死模型，骨隧道切除股骨头坏死区域后装配设计开发的股骨头假体，模拟单腿站立环境进行有限元仿真模拟，获取股骨与内植物模型的应力分布和位移数据。

股骨应力分布主要集中在股骨颈下方和股骨干皮质骨两侧，最大应力为48.25 Mpa，最大位移为10.98 mm。内植物模型的应力主要分布在金属内植物主体结构下方，最大应力为147.2 Mpa，最大位移为9.58 mm。

股骨头部分置换后，假体头与股骨头曲率一致，应力传导模式与正常侧髋关节一致，但在假体头与茎部连接处发生应力集中，应重点考虑选择更大强度的材料。

比较18~40，41~60，≥61岁不同年龄段髂前下棘形态学解剖参数变化。

选择正常半骨盆资料155例，其中男性115例，年龄（48±15）岁，女性40例，年龄（53±14）岁，均无髋臼撞击综合征，通过软件测量髂前下棘的最大长度、宽度、高度以及表面积和体积。

41~60岁及≥61岁年龄段男性髂前下棘的最大宽度[（12.0±1.9）mm；（12.0±1.8）mm]、表面积[（444.11±139.24）mm²；（469.03±132.26）mm²]以及体积[（910.19±452.34）mm³；（989.09±442.99）mm³]显著大于女性[宽度：（9.5±1.1）mm，（9.5±1.6）mm；表面积：（328.96±92.64）mm²，（326.26±118.32）mm²；体积：（577.04±259.51）mm³，（482.47±254.34）mm³，均P<0.05）。≥61岁年龄段中，男性髂前下棘的最大高度大于女性[（6.1±1.4）mm VS（4.6±1.4）mm，P=0.007）。不同年龄段之间（18~40岁，41~60岁，≥61岁），男性和女性的解剖学参数均无统计学意义。在三个年龄段中，最常见的髂前下棘分型均是1型（18~40岁，86.05%；41~60岁，71.23%；≥61岁，79%）。年龄与髂前下棘的长度、宽度、高度、体积和表面积均没有相关性（均P>0.05）。

髂前下棘的解剖形态相对稳定，与年龄没有显著相关性，但同年龄组不同性别髂前下棘的体积和表面积会有显著差异。此外低位髂前下棘（2型）并不一定导致髋臼撞击综合征的出现。

通过比较术前无症状性菌尿(ASB)患者与术前无感染患者，行初次人工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PJI)的发生率的差异情况，探讨术前ASB与PJI发生的相关性，为术前ASB的处理方法提供依据。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1 294例行初次人工关节置换患者，明确诊断ASB的患者共132例(患病率10.2%)，非ASB患者共1 162例(89.8%)。排除标准：既往有泌尿系统疾病，或者术前有尿道感染症状的患者，合并其他部位感染的患者。将ASB患者分为两组，治疗组和未治疗组。出院后患者随访≥12个月，以术后发生PJI为临床结局。将临床特征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手术部位、是否合并糖尿病、是否肥胖)以及有无合并ASB纳入单因素分析，PJI患者假体周围分泌物行细菌学培养并与尿培养的结果进行对比。

在ASB组中PJI发病率为4.6% (6/132)；非ASB的患者共15例，PJI发病率为1. 3%(15/1 162)，ASB组的PJI发生率明显高于非ASB组(χ²＝7.864，P＝0.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JI组合并ASB患者的占比高(P<0.05)，而PJI患者和非PJI患者在年龄、性别、手术部位、是否合并糖尿病、是否肥胖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ASB患者中治疗组、未治疗两组术后PJI发生率分别为4.7%(3/64)、4.4%(3/68)，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1)。ASB患者术前尿培养以革兰阴性杆菌多见，尤其以大肠埃希菌为主，而PJI感染病原学以革兰阳性球菌多见。在PJI中分离的微生物与所有ASB患者术前尿培养物中的微生物均不相符，且没有其他因素与革兰氏阴性感染显著相关。

ASB患者在人工关节置换术前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并不会显著降低术后PJI的发生率。而且感染患者尿培养的细菌与PJI伤口局部培养的细菌不一致，也不支持PJI与ASB有直接关系。因此ASB患者术前针对ASB的抗生素治疗并不是必要的。

探究核磁共振检查及关节镜下测量肩袖损伤大小的一致性。

选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冈上肌撕裂患者212例，其中核磁共振检查与术中诊断一致者205例，全层撕裂112例、部分撕裂93例。对于全层撕裂，在核磁共振及关节镜下，分别测量撕裂处前后径与内外径，经Bland-Altman检验，进行一致性分析。对于部分撕裂，在核磁共振及关节镜下分别测量撕裂处深度，并根据Ellman标准做出分型，经Kappa检验，比较二者一致性。

对于全层撕裂组，两种方法测量内外径差值的均数为-0.4 mm，标准差为2.2 mm，95%一致性界限为（-4.8，4.0） mm，有96.4%的点位于一致性界限范围内；对于前后径差值的均数为-0.1 mm，标准差为2.3 mm，计算出的95%一致性界限为（-4.6,4.4） mm，有95.5%的点位于一致性界限范围内。部分撕裂组93例患者，按Ellman分级，I度29例、II度47例、III度17例。术中镜下测量值按Ellman分级，I度30例、II度45例、III度18例。经Kappa一致性检验，标准差为0.06，95% CI:0.620~0.856，加权后Kappa值为0.738。

对于全层撕裂，核磁共振检查与关节镜下对于内外径与前后径的测量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准确定量化预测撕裂程度。而二者对于部分撕裂程度的测量同样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但未达到理想界限，因此核磁共振检查结果不能作为部分撕裂诊断及分型的唯一标准，临床中需综合其他检查结果，作出准确的判断。

对活动平台膝关节单髁置换术(UKA)后中远期患者膝关节的高载荷高屈曲度活动进行运动学特性和力矩分析，以评估UKA疗效、指导术后康复进程和预期并发症。

本研究是临床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收入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初次单侧内侧间室膝关节单髁置换手术患者，纳入经影像学诊断Kellgren & Lawrence分级1或2级)，排除下肢创伤、肿瘤、身体质量指数(BMI)≥26及有并发症(假体松动、感染、对侧骨关节炎进展)等病例，术后定期(12、18、24个月)随访复查并筛选功能康复状态稳定患者26例入组。应用VICON T40三维运动分析系统和AMTI压力反馈系统测量UKA患者自然下蹲动作模式下的运动学和力矩参数。同时入组健康人群22例作为对照组，双尾t检验比较UKA术后与健康肢体的蹲起模式差异。

术后平均随访时间为(24.4±1.5)个月。术后一年期UKA患肢膝关节最大内翻角度(21.20±2.30)°，最大胫骨内旋角度(16.90±1.80)°，伸膝力矩峰值(0.310±0.040)N/kg，内旋力矩峰值(0.020±0.008)N/kg，均较健侧肢体和健康人群有明显降低(t＝2.6，P<0.05)，而内翻力矩峰值(1.220±0.050)N/kg较健侧肢体和健康人群有明显升高( t＝7.9，P<0.05)。

活动平台UKA在改善患侧膝关节最大屈曲角度和伸膝力矩的同时对健侧肢体的生物力学指标无明显影响。术后早期患肢深度屈曲时伸肌力矩减少，内收肌力矩增加。随康复时间增加UKA患膝的活动度和伸肌力矩趋近于健康肢体，对中、长期理想的康复结果有积极的预测意义。